每个人都有父亲。父亲爱儿子，儿子爱父亲，是为人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为常情。我的父亲林树湘生于一九零七年，死于一九七六年，湖南湘潭人，祖籍福建。爷爷曾是福湘（福建，湖南）商会会长。
　　 林树湘：佛教徒，会计人，实业家，大教授，这么说应该是准确的，没有丝毫抬高。父亲与我母亲赖燕琴女士育有八个子女（四男四女），我是老幺，小名八弟。从我记事起，父亲已经老了，他话不多，往返于石嘴农场（劳动改造），母亲每每与他清理衣物。父亲对我和蔼，教我读过一篇古文《前赤壁赋》，也是唯一教我读过的一篇。于是我有了一点古文启蒙和爱好。
　　 小时候，我怕上政治课，上政治课又最怕读报。一读到“地富反坏右”，顿时紧张，趴在桌子上不敢抬头。与同学争执，骂声“林右派”立即瘫软，再不出声。林家子女除大哥华章调皮外，个个老实，胆小怕事，母亲也担惊受怕一生，最终还是没有躲过。林氏父子均划为右派，苦了我娘，也连累了下面的兄弟姐妹。这都是后话。
　　 等到我下了农村，过年回家。父亲见面，非常郑重地和我握手，我还有点不习惯。返乡时告别，父亲同样很郑重地和我握手道别。那一刻我知道，他把我当大人了。临行，父亲拿出他的好烟，北京“礼花”牌烟。递我一支，我赶紧摆手拒绝。父亲说，抽吧，你妈洗衣服，在你荷包看见烟丝。见我一脸窘态，父亲又说，少抽，莫往肺里吞。他其实是说，要抽，背着抽，当面也抽。他不喜欢双重人格。我在农村写信回家，往往报喜不报忧，怕老人不舒服，总说些宣传队演出吃得好，机耕连学了什么技术，云云。
　　 父亲回信说，你近年进步，对家里，对哥姐都好，甚慰。但这都是细微末节的事。我最怜念你没有读到书，一个公民最起码要有高中文化。你要在工余，把数理化自学完成。“人以十之己百之，人以百之己千之。”以百倍的毅力去学习，家里会帮你去找书。可惜我没有好好听进去，三年后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那时悔没听父一言，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我下放是沾了三哥国章的光，他在一家军工厂。我算他的“投亲靠友”去了一个军垦农场。在那全部清一色工人阶段出身子弟里，根本没有任何人问我出身什么，来自哪里。我感觉幸福无比，真的，蓝天白云，辽阔大地，没有阶级歧视，农村是我的天堂。我出身不好，有自知之明，干活拼命，不久入了团。
　　 那年双抢，丰收的麦田，一片金黄，麦浪滚滚，等着开镰。城里正值闹“反复旧”，知青趁机大批跑回武汉。我自然不敢造次，每天出车抢割（割小麦）抢播（播黄豆）。我一连六天六夜，没睡过超过一小时觉，又困又乏。我对连长说，我实在挺不住了，让我睡一会。连长说，孩子，到手的庄稼不能让他烂在田里啊，收多少算多少吧，就这样一连一个星期晚上都有风，有风就没有露水，没有露水，收割机的剪割台就不会卡住。不卡住，收割机就不停机，直熬得满眼血丝，体重99斤，站在威武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上打飘飘。连长心疼我，每天打6个荷包蛋给我吃。
　　 那年秋收后，我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那时最时髦的话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那句名言，在革命的红旗上，还有我的鲜血。虽然没有流血，但那时就是那种感觉。好事连连，推荐优秀工农兵代表上大学，我榜上有名。那时不考试，只要每人交一篇自传，据说我的自传，全县第一。自传内容大概就是人的家庭是不能选择的，但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命运不可测。恰恰就是因为读书，差点搞成大事。那天，我正要出车，连长说，你到场部政治处去，找你谈话。我以为读书有望，高兴得不行。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三个军人，一个政治处梁主任，两个不认识。还有机耕连李技术员（党支部书记），正襟危坐，表情严肃，要我坐下，说你要向组织如实交代。
　　 听了半天，意思懂了。你现在不是推荐读书的事，是向组织讲清楚，你入团隐瞒家庭情况的问题。你父兄均为右派，你入团为什么只填写了你父亲。那个军代表一句接一句的逼问。你父亲打右派你从何而知。我哪见过那阵式，我好在还没慌。我回答，从小和同学吵架，骂林右派。
　　 文革时红卫兵要我父亲那些老先生默写老三篇。父亲用英文默写了一段。后来大字报说，资产阶级是多么顽强地表现自己，写毛主席语录还用外文。我就是这么知道的。又问，你哥划右派你不知道么？我说大哥早年在外很少回家。我和他相差整整二十岁，真不知道他的事。盘问，开导，训斥，近乎审讯。整整搞了近四个小时，从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点多钟。等到说你走吧，等候组织意见。我一出门，近乎虚脱，半天腿还在打颤，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终身难忘。
　　 几天后，李技术员又突然通知我，你大学就别想了，组织上决定把你列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推荐你上沙市卫校。（我感谢李技术员，他是真心想让我读书）。谁知我不假思索地谢绝了，那时我刚满二十一岁。人一生很奇怪，一个人正念往上走，还是老被怀疑。你的想法就会发生改变。我的鲁莽，我的轻率，我的幼稚，我的固执，令父亲痛心疾首，大发脾气。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还指望我什么，还指望家里什么。那时通讯极不方便，再回头已是百年身，根本不可能的事了。（知青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回武汉）。这是我一生最惹父亲大动肝火的唯一一件事。
　　 父亲对此事至死耿耿于怀。不能原谅我。到了后来，事实证明他还是对的，后来我好不容易顶他的职回到武汉。在学校做勤杂工，每天搬铁床，安装学生烤火炉，拖煤给老干部一家一户送去。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我的同学在课堂上课，我在教室装炉子，那种感觉，就是地下开条缝，我立马钻进去。每天闷闷不乐，父亲见我也难受，父子不讲话，也没什么讲的。后来，父亲胆囊炎转为肝硬化，可怜他医院都住不进去。多亏了他的学生郭道扬老师，四处张罗，好不容易进了郭老师爱人在的三医院。父亲是在外科病床死的，别的科室进不去。弥留之际，异常清醒。对我的遗言是，要记住，林家是书香门第。他说，我下一步是肝昏迷。他几次挣扎坐起，双手合一，念阿弥陀佛，后来读书才明白，这就是所谓修行人，临终一念，正念西方。
　　 我和父亲真正呆的时间并不长，交谈我那时也没那个深度，他和大哥华章常彻夜长谈，谈诗词，谈音乐，谈艺术，谈英文，谈思想改造运动。华章深受父亲影响，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父亲并不高兴。打右派，遭流放，父亲也再没有说过他。我的童年，唱的少年先锋队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我的父兄，那个年代=右派。右派=父兄。就是我孩时，幼时，青年时代的全部印记。好在历史终于翻过了那极其可怕的，中华民族苦难的一页。看看父兄的言论，他们没有反党，没有结社，只不过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说了他们一些看法。反右和文革的不同是，反右形式和风细雨，组织处理严重。文革是形式上暴风骤雨，处理结果并没有反右严重。父亲影响了我一生，父兄政治问题也株连了我们全家。
　　 一九五八年老三国章高中成绩优异，学校通知他，取消高考资格。下面几个小的，下放多年抽不上来。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一九七九我连续三年参加高考，一九七九年高分过线，最终仍然未被录取。没有原因。但是，我丝毫不怨恨我的父亲。设身处地，即使我在当年，我可能同样会说，会做和父兄当年一样的话，一样的事。“在民族需要呐喊的时候，沉默是可耻的。”我深爱我的父亲母亲。爱的刻骨铭心，爱的无怨无悔。林家子女在左的年代，没有做任何一件令父母伤心的事，这是父亲教育的好，这是林家的骄傲。
　　 我的父兄，都是极其优秀的人。特别是父亲林树湘，一个多么善良的人。你看他双眸透露的那一种清辉，清澈见底，不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眼神的，这是修行。你看他工工整整的讲义，笔记，英文，一笔不苟，你看他和亲朋好友往来信札，感情充沛，情义深深。“他未必有一个私敌。”（恩格斯语）。民国那些知识分子，他们还来不及理清自己的思绪，就进入了漫长的思想改造运动，且无休无止。他们耽搁了大好的年华，来不及把自己的专业，抱负贡献给国家，大多抱憾终身，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一九七三年，母亲脑溢血淬然离世，父亲悲伤不已。几十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走过了历次运动，把八个子女抚养成人。母亲走后，父亲肝郁日甚，面黄肌瘦，三年后也随母亲而去。幼章不才，还算孝顺。父母死后，双亲的骨灰盒一直存放家中多年，还有父亲信件，证件，讲义，笔记，照片一直小心翼翼，妥善保存。没有觉得有甚不好。也没有那些俗气，搞得夫妻不和。这是一条理由。除了不反驳以外，林幼章难改我行我素。
　　 一个人当他在烈火中淬火过，在冰天雪地冻僵过，你就很难判断他还耽心什么、害怕什么、牵挂什么。我要是人云亦云，狗苟蝇营，那还真不配做林树湘的儿子，不配做林华章的兄弟。我现在托祖上的荫德，应该说是衣食无忧。除了加油开车、买烟，再无别的多的支出。倾其所有，建父亲纪念馆，纯私人的。除了怀念，还是怀念。未必符合父亲心愿。在佛教徒看来，都是“名闻利养”，都应该放下。
　　 是啊，真的应该放下。隆醒法师说，在学佛人的逻辑思维中，一定会有比名利，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越多，学佛人的品德就越是高贵。
　　 大德无言，大功无言，大言无言。
　　 林树湘纪念馆今年五一黄金周正式展出，将展出珍贵的民国史料，信扎，照片，手稿等等。姑且让老师们，同学们，闲暇课余来看看先生的讲义，手稿，看看先生的讲究和做派，也是会有启发的，也算是我对校史做的拾遗补缺吧。
　　 我在微博说过，林树湘先生，老百姓知不知道无所谓，会计学界知不知道，肯定有所谓。经济学界，思想学界，历史学界肯定有所谓。历史终究会拂去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