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会想起三年前的一个清晨，就犹如徐徐江风向我吹来，蓝天上的朵朵白云向我飘来，清洌洌的江水缓缓向我流过来。我的心里就会辽阔无边。
　　 一个七十多岁的渔夫早早地就把小船停泊在岸边，挑拣着劳动果实。绚丽的阳光照耀着他那张黝黑的脸。他腰板挺直，身体像屠夫一样健壮。他身上的水衣和脚下的水靴滑溜溜的，闪着圆润的光。他的拇指和食指扣在一起像一把坚硬的钳子，总是把要跑到水边的泥鳅捏回来，扔进堆里，嘻笑着说：“你给我回去。”他甚至能把鲶鱼或鲫鱼牢牢地捏在手里。他一边忙忙活活，一边自言自语。说自己扛过枪打过日本鬼子，说自己打了一辈子的鱼，喝了一辈子的小酒，年轻时经常下馆子，现在不去了，年轻时不怕媳妇，现在怕得很。
　　 有三五个人，包括我，俯下身瞧着分检出的鱼。有的蹲下去用手指头喜欢地碰一碰鱼肚子。
　　 渔夫从船舱里拿出一个小乌龟，自言自语：“它咬我，我用棍子一敲，它就不动弹了，不知道活着还是死了。”
　　 他把乌龟掂在手里，问：“你们谁要就拿去，不要钱。”
　　 大家瞧了一眼乌龟，都不敢兴趣。渔夫便把它放在了一个小白桶里。他笑着指着鲶鱼和鲫鱼说：“这些鱼，嗨，给钱就拿去吃，我打了一辈子的鱼，就是想卖了鱼喝点小酒。喝得晕晕乎乎，躺在床上睡一觉，多舒服，多舒服。”
　　 有个穿着浅色休闲服的人问：“老爷子，鲶鱼多少钱一斤？”
　　 渔夫笑着说：“二十块钱一斤，嗨，给钱就拿去，我打了一辈子的鱼，就是想卖了鱼喝点小酒。”
　　 对于渔夫出的价格，围着的人不置可否。穿休闲服的那个人又伸出手指碰了碰滑溜溜的鲶鱼肚子。有一个人站起来走了。
　　 渔夫又说：“这鱼一会就没了，有钱人都是开着车来买鱼。想吃就买吧，十五块钱一斤，我也卖，这是江鱼，十五块钱就算便宜了。我就是换点打酒钱。”
　　 有一个白色小轿车像是从天空飘落下来的云朵，停在水泥道上，被绿树映衬得一尘不染。一个穿着白色T恤，黑色休闲裤子的司机摇晃着毛茸茸的车钥匙向江边优雅地走来。他指了指鲶鱼和鲫鱼询问价格。
　　 渔夫说：“十五块钱一斤就卖了，今天我着急回家喝酒。”
　　 司机瞧了瞧鱼，没讨价还价，而是摇着车钥匙走了。
　　 渔夫说：“开好车的人旁边坐的都不是他的老婆哩！有老婆的男人都不开车。想吃鱼就拿去，十块钱一斤。”
　　 那个穿休闲的人终于决定开第一称鱼。有的人不想买鱼，比如我，就是想凑个热闹。我一边听渔夫说话，一边望着江面，再望望蓝天白云。清晨的世界，到处都是明亮的色彩。
　　 就是这样一个清晨，像是始终吹响在我心里的一只哨子，一直在招唤着我。我跃过广场，拾级而上，又走过一丛丛散发着芬芳的丁香树，下了大坝。我果然看见了渔船。我欣喜地向着渔船走过去。迎头碰见了两个拎着塑料袋子捡垃圾的清洁工。她们一边说着话，一边用铁钩子勾着地上的纸屑。我迎着渔船走过去。排水沟的哗哗声响依然像从林子里干干净净传出来的，但是沟里却是汩汩流淌的黑水，同时一股难闻的臭气味扑进我的鼻子。就像有个人在我旁边吸烟一样，那个人心甘情愿中毒的同时，我虽然不心甘情愿，但也中毒了。黑色的臭气被我吸入鼻子里，又侵入我的身体里，腐蚀了我的某个细胞，或者几十个健康的细胞。我捂着鼻子，站住脚找到一条人行道，绕过排水沟，来到小船旁。
　　 已经不是那个健壮的像屠夫一样的渔夫了。他是一个瘦瘦的老者，够搂着脊背，翻弄着地龙。地龙旁边放置着一个铁桶。与瘦渔夫一起忙碌的还有一个年轻人，大概是他的儿子。船上有一个与之年龄相仿的胖渔夫。他用江水冲刷着船舱里的泥沙。只有他还穿着水衣，但是我却没看见绚丽的阳光在他的水衣和水靴上跳跃。我拿出手机给他拍了几张照片。
　　 我问：“大爷，捞到多少鱼啊？”
　　 胖渔夫连看也不看我一眼，继续忙碌着，似乎在和船说话:“哪里还有鱼，都是泥鳅，唉……”
　　 一声沉重的叹息似一片枯黄的落叶塞住了胖渔夫的喉咙，接下来，他的话混杂在船上的泥沙里，变得含糊不清，我一句都都不懂了。我向铁桶里瞧去。里面浮着泥鳅吐出来的白沫，像洗衣粉的沫子。泥鳅在白沫子下面滚动，偶尔会露出黑黑的脊背。年轻人把铁桶拎到了自行车的旁边。他在我的眼前走过来，走过去，看起来很忙，可我又看不出他在忙什么。
　　 我问：“这桶里的都是泥鳅鱼吗？”
　　 年轻人似乎没听见我说话，继续忙来忙去。他陆续把两个地龙抻开，让它们晒一晒阳光。地龙的网眼糊满了泥沙，破了很多洞。
　　 我又问：“这个小地龙是坏了，还是就是这个样子？”
　　 年轻人仍然不理我。
　　 我问那个瘦渔夫：“大爷，这里能有多少斤泥鳅？”
　　 瘦渔夫抬起头瞧了瞧我，说：“十多斤吧，我是估计着说的。”
　　 我才发现瘦渔夫的一只眼睛睁不开。另一只眼睛睁得很大。他在沙地上来回走着，脚步倒也轻盈。我一会瞧见他的前胸，一会瞧见他的后背，一会又瞧见他的侧影。我不时地给他拍着照片。
　　 我接着问：“能卖多少钱一斤？”
　　 他侧过头又瞧了瞧我，说：“十多块钱。都是卖给龟儿吃的。”
　　 有个声音从不远处的树丛里喊过来：“二军，快去卖鱼吧。”
　　 我回头瞧去。胖渔夫提着裤子从丛林里走出来。我似乎看见了他的裤腰带，如果再离得近些，裤裆里的那个玩意或许也会被我看到。我急忙转回头。年轻人并没有回应，仍然在我眼前走来走去，忙了一阵子，才拎起那桶泥鳅，挂在车后座上，绕过排水沟走远了。
　　 我问：“大爷，您打几年鱼了？”
　　 瘦渔夫一边捡起砖头压住小地龙，一边打开话匣子，说：“闭上眼睛就是一辈子了，以前这里有的是鱼，可是现在没了，一条都没了。”
　　 我不相信。我说：“这么大一条江怎么会没鱼呢？”
　　 他指着近处的水面说：“那个臭水沟白天晚上往江里放黑水，这附近没鱼了，就能捞点泥鳅，唉，没办法啊，我没工作，就是想挣点钱买个老保，我儿子是个下岗工人，还得给我孙女看病。”
　　 我心里徒然一惊，疾驰到水边。江面上漂浮着肮脏的沫子，似乎被滴进了猪油，浑浊的江水已经映不出我的脸。排水渠里哗哗的流水声犹如从山顶卸下来的泉水那般响亮，听起来却是清洌洌的，然而一泻而下的还有蓝天与白云。我只想着看船，而忘记了看水。我已找不到三年前的那个清晨。清晨的世界突然暗淡了。我木然地望着浩浩荡荡的江水，想着三年前的那个渔夫，那个渔夫打捞上来的活蹦乱跳的鱼。
　　 胖渔夫又在丛林那边喊过来：“二军是去卖鱼了吗？”
　　 瘦渔夫侧过脸喊过去：“去了，去了。”
　　 胖渔夫的裤子已经系好了，悠闲地甩着两只胳膊，向回走来。
　　 我擦了擦湿润的眼角，折回到瘦渔夫的旁边，问：“您孙女得了什么病？”
　　 瘦渔夫望着江面说：“我打了一辈子鱼，以前都往远处走，这几年走不动了，就在跟前放两个地龙。这里的鱼都烂头烂肚子，人吃了就中毒，谁还敢吃，吃了还不够看病的，我的小孙女，那双耳朵灵得很，她喜欢吃鱼，我天天打回鱼给她吃，她吃的鱼越多，耳朵就越听不见了。
　　 “不排除有别的原因吗？”
　　 瘦渔夫低垂下脑袋，许久才抬起头说：“不会，大夫说的不会错，是我害了我孙女，我不光害了我孙女，还害了别人。打了一辈子的鱼，老了，老了，开始害人了。”
　　 我几乎惊叫了一声：“可，这不是你的错。”
　　 瘦渔夫的脸上露出苦涩。我的一句话丝毫安慰不了他那颗忏悔的心。我不敢再望向江面。我满脑袋都是烂头和烂肚子的鱼。满脑袋都是吃鱼之后中毒的人。他们的脸部发青，耳朵发聋，肚肠子也慢慢溃烂掉了。
　　 他一只手拎着干巴巴的还没下水的小地龙，一只手拎起连着靴子的水衣背在后背上，就像背着一个人。水衣的双脚和他的裤裆一起耷拉到渔夫骨瘦的膝盖，随着他的身子摇晃。他把水衣放在自行车的大梁上，把小地龙放在后座上,把三四个鼓溜溜的花布兜子挂在车把上。整个车子就看起来满载了。站在后面就只能看见黄白色车座和单细的后轱辘。
　　 他并没有立即推起车子，而是停下来，从兜里掏出一个烟袋。他坐在沙子上，用旧阳历纸慢慢地卷了一颗烟，又掏出烟火点燃。他吸了一口烟。那只睁不开的眼睛就只剩一条缝了。
　　 他接着说：“我孙女聋了，我却活地好好的。我的两只耳朵到现在这把年纪还是这么好。不是老伴拦着我，我早就举起镰刀把自己的耳朵割掉了。你一定看到我有只眼睛睁开，从这只眼睛睁不开，我心里才好受些，我才敢再抱抱我的孙女。”
　　 他足足地吸了一口烟，烟从鼻子、嘴里冒出来。我紧紧地盯着他的那只睁不开的眼睛，木然的沉默着。
　　 他接着说：“自从孙女耳朵聋后，儿媳妇天天坐在炕上淌眼泪。她的眼泪流得长，一串一串的，能接二十碗。我心里难过啊，那是她的孩子，可那也是我的孙女啊，我对不起孙女，也对不起儿子和媳妇。他们嘴上不说怪我，可心里还是怪我的。以前儿媳妇和儿子说，咱爹的衣服脏了，我给他洗洗。孙女聋了，儿媳妇跟儿子说，老头子的衣服脏了，你给洗洗吧。”
　　 从渔船上突然传过来哈哈的笑声。我回头望去，一个胖乎乎的矮个子年轻人笑着从船上跳下来。胖渔夫跟他说着什么。那年轻人又哈哈地大笑几声之后，沿着江边向远处走去。胖渔夫继续冲刷着船钾与船舱。
　　 瘦渔夫似乎没听见他们的笑声，继续说着。
　　 这两年，老伴得了风湿，手关节疼地厉害，连衣服也不能给我洗了。儿子认为我还是他爹，才不得不给我洗衣服。孙女聋后，儿子和媳妇经常吵架。有一次，儿媳妇拿着锅勺子向儿子的脸砍去。我用自己的脸挡住了儿子的脸。那锅勺子狠狠地砍在了我的眼睛上。真是奇怪，这只眼睛没出血，就是睁不开了。儿媳妇慌了，普通一声给我跪下了。
　　 她哭着说：“爹，我不是故意的，爹，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的眼睛像要被扣出来一样疼，但是我却笑了。我心疼儿子，我还想儿媳妇最想砍的其实是我的脸。
　　 我扶起儿媳妇，说：“爹没事，没事，你喊我爹了，爹高兴，高兴。”
　　 儿媳妇的眼泪流得更长了，从眼睛里流到她的手上。儿子和老伴也都荒了，一人拉着我的一只手，把我拉到医院。老伴流了一路的眼泪。我劝了他一路。医生说，你的眼睛没救了，寸劲儿最具有破坏性。我笑着说，没救就没救吧，原本我也没想救，是我儿子和媳妇非得让我来，我给您填麻烦了。医生问，你不疼吗？我说，疼，但我的心里好受了，这是报应。医生还想问我些什么，但我不想说了。我敢肯定，医生一定是用怪异的眼光瞧着我的后背离开的。从那以后。儿媳妇不哭了，也不和儿子吵架了。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可是我孙女的耳朵回不去了。我的眼睛也回不去了。
　　 瘦渔夫把烟头扎进沙子里把火拧死，站起来，用手拍了拍屁股，推起车子走上缓坡。我随着他也走上缓坡。车轱辘慢慢地碾着沙子。我伸出手抬了一下车座子。其实我没用上力气。
　　 他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继续说：“原来来这里洗澡的人很多，这两年没人来了，谁还敢来？洗了澡，身上就起大大小小的疙瘩。我们也连起来找过，可是谁都不管，听说来了一个能干的新市长，也不知道能不能重视排水沟的事。天天往江里放黑水，早晚要出大事啊。”
　　 我们路过排水沟。排水沟已经停下来喘气了。
　　 我说：“不放水了。”
　　 他说：“有时候会停下来，有时候会连续放几天几夜，晚上放的水都是黑的，白天放的水还清一些。”
　　 我默默地听着。我只能默默地听着。在岔路口，他向左拐去的时候，微笑着向我说了声谢谢。这声谢谢，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穿透我的胸膛。我疼的眼泪要流出来了。我只是在他上缓坡时，帮他稍稍抬了一下车座子。他似乎把我当成了救世主，而我只是一个蝼蚁，手无寸铁，只有一支笔，这支笔遇到苦难就发抖，也只会发抖。我久久地望着远去的佝偻的背影，望着自行车上像人一样，垂着双脚的水衣。他渐渐地远去，却留下了无助的呻吟声。
　　 腾格尔的歌声在我的耳边响起，豪壮，悠远，又声嘶力歇。一辆辆小轿车从我的身边跑过去。车窗里的一张张脸面无表情，默然但不是麻木。马路上的小轿车像游在水里的鱼。小轿车的肚子没坏，但是鱼的肚子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