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墨尔根东北关的公所，解放后改成了民居大杂院，学过耍戏法的王叔住在西厢房的一间后隔。这天，在院子里水井压水的时候，因为排队，和北面那栋正房的邻居口角起来。
　　 王叔的长相和他的出身很相似，先天不足，侏儒似的个头，酱块子脑袋，面部如刚出生的小猪仔，布满皱纹，从孤儿院出来就一直未寻到自己的亲爹亲娘，足够可怜。但王叔好斗，像蹩脚的斗鸡。他脱下那双黑色塑料凉鞋，光着脚，声嘶力竭。邻居自然了解他的身世，叫骂中，一点也没给他留情面，“你逞什么凶，没有教养的杂种”。
　　 王叔从小在伪满新京孤儿院里长大，父母的影像在他眼里如抛洒在乞丐帮中的残羹冷炙，连一丁点也没剩下，宛如外国文学小说《落叶》里的那个小旅馆倒泔水的傻子，不知谁把他带到这个混沌的世界，轻浮地留下了这片枯干的叶片。
　　 坐落在一马路路南的日伪时期的日本银行，那座灰色的日式的二层小楼，如今划拨给了县文化馆，随风摇曳的古榆的嫩枝把那几扇玻璃窗映得幽深墨绿。父亲从第一完全小学调到这里，和耍戏法的王叔同事，不过，五六十年代人们更习惯称呼同志，起源俄语“达瓦里西”。
　　 在容纳上千人的电影院的舞台中央，文艺演出开始的时候，王叔身着燕尾服，用鼻子顶起一个圆桌，桌上摆了一层层的透明瓦亮的玻璃器皿，平衡器物的绝活，不时博得台下观众的声声喝采和经久不息的阵阵掌声。
　　 行伍出身的父亲一直看不上王叔，好出风头，表现欲强，精神亢奋。王叔也自然将希特勒《我的奋斗》似的仇视埋藏在心底。“文革”一开始，王叔就站准了队伍，和造反的头头孙文革，夏凤民，杨正中搞到一起。本来孙文革毕业于克山美术专科，国画也画得出奇的好，逢上那个年代，画画不再是他的首要追求，弃笔从戎，夺了当权派的权，坐上了文化馆革委会的第一把交椅。文革起来的时候，行伍出身，性格正直的父亲自然成了众矢之的，给造反派封了“大叛徒”的头衔，不仅停发了工资，还蹲进了“牛棚”。“你哥哥为什么比你大五岁，你是否隐瞒了年龄？”王叔就连父亲十四岁参加革命的年龄也充满怀疑。如果不是看过王叔的演出，说什么也不能把他的刁蛮和舞台上那个杂耍联系在一起。
　　 剧务夏凤民，这个解放前在街头游荡的小混混，由于婚姻攀上了墨尔根的大户，做了李大头的长女婿，混进了县文化馆，因为，缺少文化方面的特长，挂了剧务的头衔。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高高的个头，给人印象善良慈祥。不过父亲那么多自己从部队转业后不舍得穿的军装，不但没换来他的同情和保护，反而突然遭到他的反戈一击。同样和孙文革一起从克山师范走出来的美术系的校友杨正中，虽然没有孙文革那样的绘画天赋，中等个头，油腔滑调，走起路来不像孙文革那样倒背着手，右脚向左脚那边挪蹭。不能说他的骨髓里一点人味没有，就像青海省主席悍匪马步芳，曾经对西部歌王王洛滨存在恻隐之心一样。一天，杨正中答应了父亲要见见未满一岁的弟弟的要求。当八岁姐姐用小推车推着弟弟进入日本人那座建筑，阴森灰暗的走廊里，父亲那熟悉的身影刚刚出现的时候，刚巧被王叔看见，“大叛徒家属不准接见，‘狗崽子’滚出去！”王叔的厉声吆喝，吓得弟弟一阵哭号，父亲含着眼泪望着襁褓中的儿子和女儿哭喊着推车远去。
　　 父亲从牛棚解放出来的的时候，文化馆的排练大厅重新响起音乐声。父亲的手风琴又派上了用场，别看父亲出身行伍，却多才多艺，军旅生涯造就了这个农民出身的土娃。
　　 从孤儿院走出来的王叔除了生了三个漂亮女儿之外，还得了一个白白嫩嫩的儿子，起名王小东。家也搬出了公所那个留下那些纷繁记忆的大杂院还有井把磨得电镀似的那口压水井。
　　 十年文革闹剧结束的时候，夏凤民因身体多病，早早到上帝那报到去了。造反头头孙文革也从天上回落了人间，不过，在文化圈内，他在评剧团当演员的老婆却风声鹤起，一连串的风流韵事传播在墨尔根的大街小巷，连一百，二百的售货员，也不规矩的守在自己的柜台前，竟然三三两两地凑到一起，附耳小声嘀咕。唯一的儿子得了脑膜炎，还是父亲不计前嫌托大伯在伊拉哈供销社买到了四粒紧缺的安宫丸，捡回来一条性命。离了婚的孙文革，似乎受到了刺激，转而对政治没了兴趣，连自己钟爱的美术也束之高阁，整天变得沉默寡言，如同僵尸一般。墨尔根美术界不知从什么时候，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似乎，压根就没有孙文革的名字。没人不对他惋惜，人们经常回忆起文革中他画的马恩列斯像以及曾经获得东北地区第一名的版画作品《兴安放歌》。
　　 王叔的日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不好过，二女儿因卖淫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或许，从小缺失父爱的王叔，更心疼女儿，他豁出命的越级上访，想洗刷女儿的清白。结果，不但没有救了女儿，自己也因包庇，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不知是哪位和他一样缺德的记者，竟然雪上加霜似的曝光在《黑河日报》上。
　　 巧合的是，在万人空巷的电影院，二女儿的公开宣判，轰动了整个墨尔根，父女俩在不同的时间，却在同一场合，引发了一样的公众效应。法院以卖淫罪判处二女儿有期徒刑三年。祸不单行，不大懂事的儿子王小东，在墨尔根的东关地拣回一个日本人留下的炸子，回到家里在石头上砸。随着一声巨响，儿子蹦瞎了一只眼睛，崩断了两个手指。一连串的打击，王叔再没有了往昔的亢奋，人们在大街上看到的是一个步履蹒跚沉默不语的又老又丑的小老头。
　　 一生都没有创作出一幅画的杨正中，结局却似乎好了许多，从文化馆出来当上了政府大院的事务秘书，不但晋升了副科级，还执掌了公费医疗的审批大权，不要说他某军分区司令员的妹夫如何如何，他与和珅一样的诡秘，也深受当官的喜爱。和前妻离婚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两个人之间谁存在生殖方面的障碍，不过前妻到了人家家不久，就生了一男半女。杨正中也不示弱，日后也有了两个儿子。恨他的人都说“接种”。不管怎么说，他编造的儿童团的经历，也沾上了建国前离休干部的待遇。
　　 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父亲刚好过八十大寿，豁达开朗一辈子，乐观向上的父亲，仍然以省书法协会会员的身份活跃在墨尔根的书法界，“半生戎马半生文，腊月寒梅早逢春。古驿烽火传千里，卜奎明月照征人。风摧秀林折朽木，雪压松枝不染尘。八十更喜黄昏颂，福寿平安满乾坤”。不过遗憾的是那座曾经承载着那段沉重记忆的日式灰色的小洋楼，伴随着日月的更迭，带着满是悲欢离合的王叔夯土层似的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不见了踪影。
　　 我的这段文字里的人物和谢晋的电影《芙蓉镇》里的人物似乎有些相似，只是少了一个疯子，其实，落魄的王叔以及自闭的孙文革不就是那个疯子的形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