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传统，延续千年，现在不大有人问津了，比如写信。
　　 四年级时随外婆到南京过暑假，一周后接到母亲来信，说已搬进了交通局的新家。从平房到楼房，从潮湿阴暗到舒心敞亮，对我们家真是个里程碑式的大事件。母亲在信上说，她和父亲一边打扫卫生，一边不断互问：“这是真的吗？真是我们的房子吗？”信末一句自评：“高兴得像傻子似的。”那是我记忆中第一封印象深刻的信。
　　 再一则轶事是表妹来信，敬问长辈安好。表妹当时年方九岁，难免辞不达意。外公有气管炎，爱发脾气，舅母教表妹祝外公“以后不喘不气”，她漏掉了关键字，写成“以后不喘气”。一家子笑得前仰后合，向来严肃寡言的外公也笑得咳嗽。
　　 真正迷上通信是在十七岁后了。我离家到外地上学，和初中同学彼此想念，鸿雁往返，甚为勤快。有时是问对方的情况，有时是说自己的情形。三年同窗，点点滴滴的回忆，更提供了无数话题。有些同学和我本来谈不上有多亲近，倒是靠写信越处越好；有些同学原系当年同桌，凭着一封封不无稚气又故作成熟的信件锦上添花，犹胜当年；有同学的学校只跟我隔一条街，照样以笔代口，乐在其中；还有同学找我借钱，我不知道怎么汇款，又听说信封里不能夹带钞票，就找心灵手巧的室友把一张五十块“大钞”细细地折叠包裹在五页信纸间，成功飞到他处，解了燃眉之急。同班还有自作聪明的男生，把收信人和发信人的地址故意颠倒着写，故意不贴邮票，指望邮递员把此信“退还”给他想寄的人。邮递员也幽默：不贴邮票是吧？没关系，还是给你寄。结果该同学收到了自己写给别人的信，哭笑不得。
　　 吾友吴亚春有一阵写信用的是极讲究的纸张，厚实，柔韧，竖排，红杠，还有淡淡的衬纹。她的硬笔书法亦相当流丽，间架结构宛然有几分毛笔字的韵味。一信在手，颇能引发思古之幽情。我回信时找不到可堪匹敌的信纸，一手“陶体字”更上不了台面，只好告罪，叫她多担待。
　　 那七八年是我写信最起劲儿的阶段，也是收信最丰富的阶段。不管是我们这一代，还是父辈、祖辈，都对书信沉缅依赖，因之共同营造了一个回光返照似的最后的辉煌。
　　 我在音乐声中写过信，在微雨的黄昏写过信，在冬日温暖的台灯下安逸满足地写过信。铺纸、握笔、书写，或一气呵成，或想想写写，间或喝杯茶，伸个懒腰，从塑料碟子里五颜六色的糖果中挑一个“高梁怡”吃。四方的玻璃桌沁凉沁凉，靠墙一端放着蓝花瓶、小瓷罐、水晶天鹅，这一边是我和我的信，还有并未真正缺席的脑海中的朋友。写到得意处，想象他或她读到此段的反应，感到莫大的愉快。
　　 梁实秋说西方把书信称为最温柔的艺术，“其亲切细腻仅次于日记……但居今之世……一袋袋的邮件之中要拣出几篇雅丽可诵的文章来，谈何容易！”我倒认为信的重要首在感情交流，是否“雅丽可诵”无需深究。太历历可诵的信仿佛在执笔时就准备给万千读者瞻仰，未免失了自然本真。由此联想到一个问题：作家文集中的书信、日记是否有其原初的价值？
　　 照理说，日记是自己对自己说的话，书信是自己对熟人说的话，对象特定，私密性强，写时的状态也比较松弛。亲切家常固可，琐碎拉杂也不要紧。一封信写得文学信十足，文化感超卓，逻辑严密，观点新锐，意义重大，境界高远，那还算是信吗？私下总觉得，像《报刘一丈书》、《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写信写成了千古名篇，信件已变成散文，只怕落下第一个字时就是当成“作品”来处理的吧？从文学、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它们的作用不言而喻；从人情、事理、世相来看，则是挤干了凡俗人生的润泽，是提纯，也是牺牲。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傅雷家书》是这方面绝无仅有的一个例外。涉猎艺术门类广而精深，却又纯是出于一番爱子、课子的情怀，那姿态一看就是当作私信写，没打算给外人看的，写得这样好以至于后人拿来膜拜，他本人一定出乎意料，并不是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收进文集。理性感性兼具，学养情操双全，此所以傅雷为绝代之人。
　　 说到信，不能不提到书信体小说。很多人对它赞誉有加。用书信这种真切的形式来从事小说这种虚构的体裁，不仅不易控制主观情绪，造成感伤滥情，而且对像我这样挑剔的读者来说，还易引起抵触，难以“入戏”。它模拟得越逼真，我越读出“假”来。《少年维特之烦恼》大概是我最不喜欢的小说了，《新爱洛绮丝》读来也是心理障碍，关山几重。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局部地采用书信体却往往能收奇效。郁达夫《迟桂花》开篇就是一封信，后面转为全知视角，叙述精巧，过渡无痕。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刚好倒过来。开篇是全知口吻，交待背景，引出人物，营造氛围，再将小说主体交给陌生女人感人至深的长信。文末再回归第三人称。“局部书信体”的好处在于虚实相间，进退得宜，既有现场感，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既体现了书信的独特魅力，又不让它背负不能承受之重，以至于弄真成假。
　　 俗话说字如其人，其实信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情。《欢乐之家》多次提到美国早期上流社会间写信问候，拜访之前先行投书，情人之间更是字字句句隐含着试探、疑忌、爱慕、不满。莉莉和塞尔登的脾性在这当中渐次丰满。《天龙八部》里的吐番国师鸠摩智，即将到天龙寺抢夺武学经典，来者不善，声势汹汹，人未到，信先至：“……见这信奇异之极，竟是用黄金打成极薄的封皮，上用白金嵌出文字……从金套中抽出信笺，也是一张极薄的金笺……笺上梵文也以白金镶嵌而成，镶工极尽精细，显是高手匠人花费了无数心血方始制成。单是一个信封、一张信笺，便是两件弥足珍贵的宝物……”不需细辩内容，光凭外在的形式就能看出鸠摩智自重身份、自命不凡、争强好胜等诸多性格侧面。
　　 信如其人，小说里如此，现实中亦然。来信称我“陶兄”者多半为人谦和，直呼我名字的多半不拘小节，径直以“嗨”字打头代替主语的人必有几分可爱的鲁莽，对自身很自信，对和我的交情也很自信。押尾说“祝快乐”的为人拘谨，“祝好”的较为随意，什么也不祝只署其大名的多数爱偷懒。连名字日期也忘了，那这人平时粗枝大叶、丢三落四就不足为奇了。信中间单讲具体事情的，为人平和而稍欠情趣；爱发感慨的则纤细敏感（部分还脆弱易怒）；喜分析好评点的，要么是洞察力和表现欲强，要么只是表现欲强。有些人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明白，时见机趣；有些人说了半天还云遮雾罩，是我那些老老实实不擅表达的亲朋们。有些人开门见山，爽利洒脱；有些人写了整整一页纸，才笔锋陡转：“对了，有件事……”则不无狡黠。“对了”前面的篇幅，全属铺垫。每封信都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大约从二十五岁之后，收信越来越少，写信的频率也愈来愈低。手机可发消息，电子邮件瞬息千里，微信的普及更加速、加深了这股“科技取代人工”的趋势。方便是真方便，只是等待的焦灼、拆看的激动、重阅的温馨，和自己铺纸笔、粘封口、贴邮票的乐趣尽付阙如。“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再有这种牵挂与忧思，却也不会再有这般情致与感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