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前一时期一连写了不少的女中风流人物，令本专栏似乎有些脂粉气弥漫。于是乎想到要撰几个须眉的故事，庶几阴阳相称，生态平衡矣。一笑。
　　 一、
　　 魏晋这个时代有它独特的地位，这是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开始成熟的时代。鲁迅曾经用“通脱”两个字来概括这个时代的文人与文章的特点。他说，通脱的意思就是“随便”。（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两汉崇尚清流，士大夫非常在意礼教名节，到了汉末，这种风气几近僵化和固执，不仅束缚仕风，更束缚思想。曹操倡议崇尚通脱，于是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首先“随便”起来，处处不按常规行事，让曹操头痛而不得不杀了他。曹操既倡议“通脱”，但又不想让文人太随便。然而此风既开，就不是那么容易收敛的。尤其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集团政治高压之下，文人或借通脱作秀以求名，或以通脱伪装而避祸，当然，也有以通脱为武器而抗争。我之所以说这个时代是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开始成熟的时代，就是因为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开始学习怎么与统治者周旋。而且这种周旋，不是个案或偶发，而是带有普遍性和集团性。这集团性的象征便是后世称道的“竹林七贤”，为首者即是阮籍与嵇康。
　　 关于竹林七贤这个实体的存在与否，学界是有过争论的。陈寅恪先生就曾经认为，七贤之说是一种附会，是东晋人据佛学释迦牟尼修行之地“竹林精舍”，再结合《论语》所谓“作者七人”而杜撰出来的，但驳论也不少。我觉得“七”之数确有凑合之疑，如“建安七子”，为何不是六子或者八子呢？但“七”数可疑，不等于就可以否定这个时期文人的抱团性行为。趣味相投，交游频繁，日久而形成一种有特色的聚会是完全可能的，尽管参与者不一定恰好是七人。嵇康临刑，太学生三千人跪求刀下留人，那个时代，文人的集体性的抗争行为已经初步形成。最早记载七贤事迹的是东晋孙盛的《魏氏春秋》，但此书早就逸失，我们现在读到的是南朝刘宋的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的王粲传注中对此书的引录：
　　 “（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稍后一些，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及刘孝标的注，提供了更多的七贤事迹。结合正史以及七贤的作品，他们大致的人格风貌、思想倾向，以及生平事迹还是有一个粗线条的轮廓的。
　　 魏晋风流，嵇康、阮籍并称。他俩是领袖人物是毫无疑问的。但七贤研究史中扬嵇抑阮或者扬阮抑嵇一直很有争论，笔者无意介入。只是，从人物的复杂性来说，阮籍更胜一筹，应该是大家都承认的。所以本系列从阮籍开始说起，也是这样一个动因。从复杂到简单，如此而已，别无他哉。
　　 二、
　　 阮籍的事迹，《晋书.阮籍传》载之颇详，它起首就将一个奇人的性格、志趣、容貌画了一个速写：“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已，由是咸共称异。”
　　 魏晋时代，文人讲究养生，自然很注重外表，相传何晏整日抹粉，顾影自怜，不过他只能算是个“伪娘”。阮籍被称为“容貌瑰杰，那才是雄性之美，可以算是帅哥。不过这个帅哥性格怪异，时人很不理解。有研究者概括了阮籍事迹的怪异特点，分为三方面：长啸、酣酒、青白眼。下面逐一来谈。先说“长啸”。啸，用现代语汇解释就是吹口哨。有学者考证，啸古已有之，诗经楚辞中便有关于啸的记载。只是啸从一种民间风尚走向文人嗜好，那是东汉以后的事。到了魏晋，啸简直成为一种时尚。因为那时的文人士大夫往往标榜放浪形骸，吹吹口哨确实是很潇洒的举止。当然，啸能成为阮籍事迹中一大怪异，与阮籍的啸技是分不开的。单从《晋书》本传的“嗜酒能啸”这么简单的描述，我们还难以明白他的啸技高超到什么程度，我们必须借助一些其他的记载：
　　 “（籍）性乐酒，善啸，声闻百步，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太平御览》引《竹林七贤论》）“（籍）啸闻数百步”（《世说新语?栖逸》）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颜延之《阮步兵》诗）
　　 看来阮籍的啸技确是非凡。一是气长，所谓长啸，而且这种气长并非一般，已经达到“惊众”的程度；二是声远，远到百步甚至数百步之外都能听闻。阮籍对于自己的这一特技是非常自负的，以至于经常会当众卖弄。有研究者对魏晋文人的嗜啸作过探究，认为主要是基于养生的需要。长啸运气，是很好的养生手法。魏晋玄学盛行，老庄当道，这一说法应该是有说服力的。但是阮籍的啸，除了养生，我觉得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阮籍曾登苏门山遇隐士孙登，与孙登“商略终古及栖神道气之术”（《晋书》本传），孙登沉默不语。阮籍感觉无趣，便长啸而归。谁料下至半山，忽然传来啸声，若鸾凤之鸣，响彻山谷。原来那是孙登之啸。阮籍感慨万千，回去后写下了一篇名作《大人先生传》，叹曰“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嘲笑世俗君子自以为是，其实不过若群虱处于裈中一般。这种带有自嘲的感悟，当然与遇见孙登有关，更与孙登的长啸给他的震撼有关。一向以啸技自负的阮籍，孙登让他自惭形秽。他自以为长啸一声，便可以驾青云而凌九霄，实际上还是没有跳出世俗的圈子。看来魏晋名士的啸，其意义并不止乎养生。至少在阮籍，长啸是一种对世俗的调侃，是一种内心的发表。
　　 次说“酣酒”。魏晋文人大都嗜酒，竹林七贤自不例外，而且其中的刘伶，更是与酒难分难解，甚于阮籍。但阮籍的酣酒有他的特点，那就是他经常处于醉与不醉之间，那可是他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关于阮籍的酣酒，《晋书》本传如此交代：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看来阮籍的酣酒，并非天性，而是由于时代的原因。如此，则他的醉与不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们来看几则他的喝酒的故事：
　　 阮籍有一女，司马昭颇有意为儿子司马炎联姻，派人前去说亲，阮籍竟然“醉六十日”，说客“不得言而止”（《晋书》本传）。此事正史野史都有记载，应该比较可靠。只是“醉六十日”是否太夸张一点？我由此想到，这个醉，应该是在似醉非醉之间。要是真醉，连醉六十日恐怕是要一命呜呼的，而且也难保不在醉中稀里糊涂地答应了说客。再看一则。司马昭被加赠九锡之尊，假意辞让，朝中公卿拍马者奋力劝进，一致推荐阮籍写劝进表，阮籍却“沉醉忘作”（《晋书》本传）。使者到他府上催稿，他正在桌旁酣饮，醉眼迷蒙，见了使者却不辞让，一挥而就，无改窜。而且据说写得“辞甚清壮，为时所重”（本传）。这次的醉依然是似醉非醉，要是真醉，恐怕难以提笔；如果完全清醒，则挥笔而就未免有谄媚之态。
　　 这两则喝酒的故事让我们看到，阮籍的政治态度扑朔迷离，留给后人褒贬不一。有人说他与司马氏集团有距离，有人说他内心还是向着司马氏。我觉得，阮籍在政治上其实是个弱者，同时又是个智者。在魏晋易代的复杂形势下，他小心翼翼，处心积虑，似醉非醉是他的策略，也是他的无奈。
　　 如果去掉政治色彩，生活中的阮籍还是很率真的。同样是喝酒，他可以在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而坦然卧于垱垆的美少妇之侧；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他仍与人下棋不止，继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晋书》本传）。正因为无关政治，他可以放浪形骸，任其自然。
　　 再说青白眼。《晋书》本传如此介绍：“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资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青白眼，有专家指出，青眼实际上就是黑眼珠，古代黑色也谓青色，所以青眼就是对人正眼相向，黑眼珠视人，后来有“青睐”一词即是此意。白眼则是翻白眼，很好理解。如此则阮籍的青白眼也不是什么特异功能，常人都会。只是阮籍的青白眼所相对的人群有他的特点：青眼对不拘礼法者，如本传中所说的嵇康；白眼对礼俗之士，如嵇康之兄嵇喜。他由此而招来礼俗之士的愤恨是当然的，不过司马昭似乎对他有所袒护。
　　 阮籍的青白眼与他的似醉非醉几乎是互补的。似醉非醉，让他显得模棱两可；青白眼，却又使他爱憎分明。本传说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玄远正如薄醉一般，旨意暧昧，意识迷茫。然而内心却是清醒的，口不敢“臧否人物”，眼睛可以。青白眼正是他在政治高压下待人处世的一种态度。阮籍既是一个弱者，也是一个勇者。他惧怕执政者借名教杀人，又不甘唯唯诺诺，趋炎附势。这种人格的两元性是魏晋时代文人的特色，只是体现在阮籍身上，似乎能统一得很好。
　　 三、
　　 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上，他的《咏怀诗》被学界认为是五言诗创作的里程碑，但因为写得晦涩艰深，自古就有“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南朝颜延之）的评论。这应该与他模糊暧昧的政治态度有关。虽如此，他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辞。”（钟嵘《诗品》）细读之下，还是大致可以触摸到一点他内心的震颤与激荡：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淬，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其三）
　　 情绪之低沉可以感知，保身之苦恼，也溢于言表。
　　 “一曰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
　　 如履薄冰的煎熬，苦无良策的焦虑。苦恼中有愤激，有不满，但更多的是——无奈。
　　 有研究者把阮籍《咏怀诗》的美学特征分为真美、朦胧美、悲哀美、慷慨悲壮美等几类。在现实生活中他是朦胧的，但他的内心其实不甘朦胧，所以他的诗歌还会有愤激的悲哀，还会有慷慨的悲壮。 阮籍的文学才赋应该有家属因素的影响，父亲阮瑀是建安才子，曹魏幕僚。文学成就虽然主要在于章表之类，但他的五言诗中流露的那种人生无常、愁思不绝的忧郁情感，应该对阮籍的诗歌创作有一定的影响。不过阮籍在政治态度上似乎并不法乎其父。尽管他在曹魏朝廷与司马氏集团的争权斗争中似拥魏，又似附晋，依违两可，内心还是希望远离是非，保身为妙。只是保身并非容易，所以才会有《咏怀诗》中的那种悲叹。
　　 四、
　　 阮籍的仕历，从太尉蒋济的椽属、尚书郎，一直做到大将军司马昭的从事中郎，可谓与权势者炙手可热，然而他却“以世多故，禄仕而已，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三国志.魏书》引《魏氏春秋》）阮籍仕历中最重要的官职就是这么一个他自己求来的可以远离是非而又得享美酒的步兵校尉，做这个官可以“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与他的个性很吻合，所以后世都称“阮步兵”。曹雪芹友人敦诚曾赠雪芹诗云“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步兵白眼”，千古风流，令后人仰慕。从李白、杜甫、韩愈、苏轼，一直到曹雪芹，甚至有研究者以为鲁迅也是，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阮籍的影子。这些身后的荣光当然是阮籍并没有预料到的。其实即使是他在世时，他也并不觉得自己活得很快活，所以他的儿子阮浑欲仿其父之放达，阮籍警告他说：别人可以，你却不可以！为什么呢？应该是不愿自己的后代，活得像自己这般沉重。
　　 写完此文，我很有些冲动，想登苏门山，一睹当年阮籍晤孙登之处。于是百度一下：苏门山，位于河南辉县，海拔仅184米。没有想象中那么的伟岸、高峻。山顶有啸台，传说是孙登的发啸之所。我想，我登上山顶时一定会想象那长啸之声，多么清彻，多么远厉，划破时空，穿越而来。不过那应该不是孙登的，而是阮籍的。孙登的啸声属于仙界，阮籍的长啸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