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给了我一个容量超大的移动硬盘,并把她家的扫描仪也拿给我,告诉我说:“家中存的照片,放在影集里爱泛色,放在电脑中不安全,你没事时,可以把所有的照片先扫描在电脑中,然后再倒进硬盘里,不但确保永不丢失,还能传代呢。”听起来还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不过上千张老照片,一张张扫描,这得是多大的工作量,得有多大的对单调和乏味的忍受力?
　　 一个午后,当夏日的斜阳穿过阳台,淡散而又慵懒地洒在我的书房时,我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大堆年代不一的老照片,动手操作了起来。扫描仪在“吱吱”作响,我的目光却注视着那一张张老照片,它们像散落的记忆,又被我重新的联缀在一起,我忽然感到了一种光阴流逝的惆怅在心中莫名的涌起。
　　 在这一堆照片中,我发现了父亲的一张老照片 ---- 那是一九八四年的秋天,在他六十三岁的时候,去吉林长春参加原新京医科大学(现白求恩医科大学)校友会时与昔日同学们的合影。
　　 据拍摄者我的母亲后来回忆说,当时父亲他们一行十几人,在校长的陪同下(也是下届校友),来到了他们四十年前读书时的教学楼和教室,他们不用任何人指点,都准确的找到并坐在了当年自己的座位上,包括其中的几名日本同学也是如此。照片中,父亲在笑,笑得显然很开心,他的双手,放在课桌上,像是在抚摸,也像在感慨,他是不是在重拾旧忆,是不是在与他亲密接触了四年光阴的课桌在进行一次心灵对话?
　　 江湖,这个的词语,如果从抽象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应该是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很险峻、很艰难的人生旅途。而父亲的江湖在十八岁前,他不过是一个剃着光头的乡下孩子,不过是一个光着脚丫子,念了小学和穿着手工布鞋读了中学的穷小子而已。
　　 而十八岁后,考上了大学,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在方圆几十里的北方乡下,绝对是一件轰动十里八村的事儿,毫不亚于科举时代的中了状元。为了学费,爷爷卖掉了八间土房的四间,卖掉了正在长大的三头猪,奶奶把出嫁时娘家陪送的一对金耳环送进了当铺 ---- 乡下的习俗是要供老大念书的。至此,父亲的七个弟弟妹妹,以后都没有一个进过一天学堂,也因此造就了七个文盲和一个大学生。所以,我说父亲在省城长春的大学生活,才是他江湖的开始,而这个开始,正是始于课桌,所谓课桌,读书也。
　　 我曾在我的《老父如書》的文章中这样写过父亲:“他上中学时寄宿学校,他会从学校本来就不宽裕的伙食中,节余下几个玉米面窝头,同时也会从教室里捡回几截铅笔头攒着,到周未时一起带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分享。从吉林永吉县城到家里那个名叫‘后八里’的小村子,大约有十八里路,他舍不得钱坐车,也没有钱坐车,只好脱了鞋光着脚走路,生怕粗砺的乡路磨坏了一年只发一双的鞋子,走到村口时再把鞋子穿上。
　　 家里虽穷,父亲的书念得却很争气,小学、中学、大学,无一不是优等生,四十年代初,考取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虽然是官费留学,但祖父全力反对 ---- 因对日本人全无好感,一气撕了父亲的录取通知,父亲的留学之行只得作罢。”“文革”期间,父亲常常暗自为此庆幸,觉得祖父一定有先见之明 ---- 一个人有留学日夲的经历,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那么多次“运动”中,得被“折腾”多少次? 能否留下条活命都不好说了。
　　 父亲毕业后,先是在吉林省立医院就职,在那里结识了因不满家庭包办而逃婚,从沈阳(旧称奉天)来医院当护士的母亲,俩人认识大约一年多就结婚了。当时他们是医院中让人羡慕的一对伉俪 ---- 父亲高高瘦瘦有一米八的个子,一派学者之风,母亲将近一米七,端庄娴静且有些古典之美。但院长对母亲的貌美却有觊觎,为避其骚扰和麻烦,他们俩人只好投奔在哈尔滨铁路医院当医生的成吉同学(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当过院长),在那儿继续从医。
　　 当时,贪腐成风已成世道,院长伪造名册,大吃空饷,而工资却数月不发,全院上下怨声鼎沸,但大多都怒不敢言。父亲正是年青气盛之时,在家中聚集十几名年青医护商议罢工,不料隔墙有耳被人告发,当即被院方开除并报了警署,夫妻俩人只得星夜逃离了哈尔滨,辗转流落到了沈阳。
　　 四十年代的沈阳,战乱不已,民不聊生,求职也是无门。因生活贫困无着,父亲只好在中街摆个地摊,卖上些鞋带、鞋垫、牙粉、肥皂之类的东西聊已糊口,几个月后,才在国立沈阳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前身)谋上一职,薪水不过是每月五十斤小米。父亲总是认为: 人有薄技在身,总能行遍天下。而我却深深的以为: 每一个人的人生际遇,必定是和国家与民族的兴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纷战不止,民生凋敝的社会里,其个人的命运不会好到哪去。
　　 欧阳修说过:“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我则常想,所谓的知识能改变命运,大多都是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达到立学、立身的目的。因为许多知识,基本上都是从书中得来。不过,读书也应该要趁早,年老时读书,就不如年轻时读书,有改变命运的功效那么显著了。父亲如果不读书,充其量不过是一辈子都在乡下种地的农民而已,我的女儿如果不读书,也不过是一个为生计奔波的普通女工而已。而我只读过正规小学五年,至今写字还常有错别之处,念白字之时,还常常遭到女儿的善意讥笑 ---- 到了我这个年龄段,书读的再多,就算是“破万卷”了,估计命运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时常有人问我:你们全家人都在卫生系统工作,上有卫生局长,下有医院护士,你为什么不学医? 不子承父业? 我觉得问得挺有道理。
　　 年青时从插队到当兵,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里面 ---- 在“文革”时期,我这出身中农的“臭老九”家庭,受尽了打击和岐视,连秋天排队凭户口本买大白菜,都要“根红苗正”之家先买, 轮到我们这儿,早已剩下菜帮、菜叶了。
　　 父亲常常感叹“师不如长”,因为他所在的医院的一个厨师,“文革”期间,通过“造反”,居然也弄了个院长当当。所以,遇到儿子有当兵的机会,自然也就有了改改“成色”的想法。当我入伍半年后因公出顺路回家,一身戎装很威武的出入家门时,红彤彤的领章和帽徽,把父亲的脸也映出了些许光彩。
　　 我选择从军而未从医,也不是等于就没机会了。入伍后,部队选卫生员,连队有两个名额,因我的家庭有医学背景,连队推荐了我,一般说来,当时部队的卫生员只是门槛,先跨入后,再通过培训或进修就可以成为医生了。而我的想法却不在于此,自少年起,心中总是认为一介男人应该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铮然之气,铁马金戈、驰骋疆场,才是我心之向往的有抱负的男子汉生活。而一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若穿着白大褂在走廊和病房里逛荡,每天捧个托盘扎针、换药,与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女兵为伍,实非我愿 ---- 我找到连里,取消了我的名额。
　　 尽管我那时对我今后的人生方向,做出了选择,但父亲从未做出过干预。在我的记忆中,他很少开怀大笑,但也极少见到他悲伤流泪,他虽然有些讷言不敏,但是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微笑而不失威严。无论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脸上总是一付泰然自若的神情。只有一次,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抓去在“牛棚”里关了一年多,在被放回的那个夜晚,母亲在整理他的衣物,看到有不少的衣服上沾有血迹,不禁问他的时侯,父亲的泪流了下来,并说：“那是挨批斗时被他们打的”。此时,在父亲身上,让我读到了一个知识分子被深深地伤害了自尊与良知和人性受到极大的打击后的无奈与悲愤。
　　 记得小时侯,难得的星期天,父亲领着我上街,,他常常会一头扎进书店里,个把小时之后,又夹着新买的书回家了 ---- 我当然也借机看了好几夲连环画册。六十年代初,天灾人祸,家里粮食不够吃,父亲领着我们姐弟几人去撸杨树叶,回来用凉水泡上,然后和在玉米面里蒸着吃,那情形,至今还在记忆中留存。
　　 有一年除夕,鞭炮声声,家里人正准备吃团圆饭,有邻居敲门,说他父亲犯病了。虽然,这个邻居的父亲,在“文革”中“整”过父亲,,但是父亲二话没说,放下碗筷匆忙赶去。见患者有痰卡在喉咙中,身边又没吸痰器,病人憋的脸色发青,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当即俯下身去口对口的吸出,救了那人一命。他的这种胸襟与医德,不仅令身边的人们由衷的敬佩,也令在“文革”中天良未泯的整人者们怀惭不已。
　　 直到今天,我还常能碰到认识父亲的人,对我常常提起,父亲当年如何为了替患者着想,节约费用,用几块钱、几十块钱的常见药治好了疑难大病；如何把听诊器用手捂热了,再放到病人的胸口；如何几天几夜不睡觉,救过他父母或他亲人的命......
　　 我看到过父亲写的病例,一手工整的字体,从不像现在的医生,以龙飞凤舞天书般的字体来炫其学识的精深。他写的“医”字,爱用繁体。我曾问其详,父亲告诉我:“醫”字是由三个汉字组成，“医”（左上），会意，从“殹”,治病时的扣击声；投药的投（右上）,乃指投药,古代将施药称为投药；酉,形容酒,古代中医以酒为药引。所以“醫”字,望字生义可解释为: 疾病因药物投放得当而见起色。
　　 父亲虽为西医,但修养、济世、学识不一而足。他常借古人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小医且医病,大医则医国”。并说孙逸仙,周树人皆是此中范例。在“文革”结束后,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政府给他安排了较高的社会职务,但他从不屑于此,所以,人大、政协开会时,他也常有推脱。他多次的说过：“我就是一个大夫,我就是一个看病的,我的位置在病房,是在病人身边”。
　　 在专业上,他在通晓日文的基础上,工作之余自修了英文,在六十多岁时又学习德文,若有闲暇,,也会戴着老花镜,有时在前面再加上一个放大镜, 一笔一划的抄写和整理一些文摘、资料,面对家人不解的劝说,父亲只是笑笑并不作答。
　　 在学术上,他既不“唯我独尊”，也不搞“一言堂”。遇到特殊的疑难病症時,也会谦虚和诚恳的请患者到其它的医院再看看而不臆断。当有人对中医颇有非议时,他总是告诫他的学生：中医是一门学问,它博大精深,我们西医不得其解,就不能说人家夸大其辞。
　　 在生活中,他俭朴节约,粗茶淡饭,一身布衣。只要节余下一点钱,逢年过节都不忘给一直生活在乡下的弟弟、妹妹们寄去。从小到大,连看到我吃饭时掉在饭桌上的饭粒,都以筷敲碗示意我捡起食之。以至我现在,还常有捡食自己夹落在酒桌上的菜的习惯,不过,也常常被一起聚餐的朋友阻止。
　　 医者,应是有良知、有良心之人,医生,该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但当下医疗体制广受垢病，医生道德缺失和下滑,这些应受尊重的份重自然减轻了不少。我的姐姐对我说,他们医院的外科大夫,做心脏支架手术,用一个支架即可得回扣二,三千元,但这还不够,他们还想方设法推荐病人要多用几个 ---- 一个月就有数万元进帐。对此,大家都心知肚明,但谁也无法改变事实。
　　 就此来说,那个哈尔滨弑医案,那个医生死的虽属无辜,但就其医界整体而言，我看多死几个,也不足惜 ---- 此言恐有过份了。
　　 父亲临终时说过:“我当了一辈子医生,没收过病人一分钱,心安了。”面对当下医界无良,我心不安。
　　 今年七月八日,是父亲去世二十二周年的忌日，他是以他一路坎坷的走来，向他七十岁的人生谢幕的。我的这些文字，不仅仅是说，我的父亲有多么渊博精深的学识和多么出类拔萃的才华，也不仅仅是说，他骨子里浸淫一生的忧患意识和平民情结，而是通过这些，我在向那一代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致敬!
　　 此时，我长久地注视着这张照片——光阴不再，岁月无情，照片上的老人们都已经作古，那间教室，那张课桌，估计也不会存在了。人在自知走向生命的暮色时，在步步皆老的向后光阴中，会更倾向于思考和梳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不会纠结于细枝末节、一时一地的个人得失了。
　　 往事，既模糊而又真实，时时的伴随着回忆和思绪来造访你，这些老照片便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