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竹林七贤中，后世载誉最盛者莫若嵇康。然而透过这盛誉，我们感受到的其实是对一个不屈的文人的悲壮的赞歌。
　　 嵇康与阮籍，既有相似，又很不同。竹林名士那种潇洒，那种风流，嵇康并不亚于阮籍。阮籍怪异任性，嵇康“远迈不群”（《晋书》嵇康传）；阮籍口不臧否人物，嵇康二十年“未曾见喜愠之色”（同前）。阮籍容貌瑰杰，嵇康“美词气，有风仪”（同前），而且嵇康的风仪，我们有更多想象的余地。请看：“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世说新语.容止》）
　　 嵇延祖即嵇康之子嵇绍。青出于蓝而未必胜于蓝，故有此“君未见其父耳”的妙答。言下之意：子已如此，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父更胜之，则又是怎么一番风姿绰约呢？时人因此对嵇康的风仪极尽想象比拟，“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即使嵇康的醉态，也是“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均见《世说新语.容止》
　　 当然，我们更关注的是嵇康不同于阮籍的个性。嵇康不同于阮籍之处，我们不必旁征博引，就让嵇康自己开口说。既然人贵有自知之明，那么这一段自白应该是恰当的：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雠，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物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这段话出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是他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我们下面还会多多涉及。先扼要翻译一下这段话：我嵇康每每想学阮嗣宗的不随意批评人，却总不能及。嗣宗他任性了一点，但也还不至于有伤风雅，只是饮酒过度罢了。所以遭到礼法之士的攻击，幸亏有司马大将军庇护他。而我资质不如嗣宗，更何况平素懒散，不识时务和物情，又处事不慎，喜欢逞强而无避忌。因此日久必滋生事端，即使想求太平，其可得乎？
　　 这里，“不如嗣宗”正是不似嗣宗。嵇康自己总结了不似嗣宗的关键之点是什么呢？透过他的谦辞，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两点：一是“慢弛”，二是不慎。下面就这两点分别来说说。
　　 先说“慢弛”。“慢”可以释为简慢，“弛”可以理解为懒散。简慢，就是不屑于繁文缛节，而懒散则更远离世俗名利。阮籍尽管怪异，一生还是为官不少。嵇康则仅在曹魏时代担任了一个闲官——中散大夫，直到被害。故世称“嵇中散”。而这个闲官还是因他娶了曹操的孙女长乐亭主而附带得来，并非干求所至。他这里称述自己“慢弛”，实际上就是说自己的个性不适宜做官。为了印证这个，他在这篇文中举了好多自己的日常生活陋习。比如：头面经常一月半月不洗，不大闷痒就不沐浴；在床上小便急了，就这么忍着，让尿液在膀胱中溜转一会才起身，诸如此类。魏晋名士大都有怪癖，嵇康这些也不算太过。只是嵇康的任性是一种率真，而非矫情。因此，即使遇见权势之人也不会收敛。司马氏集团的要人钟会久闻嵇康令名，前去拜访，嵇康其时正与向秀在大树下锻铁，灰头土脸，毫不掩饰，任钟会在旁也“不为之礼，而锻不辍”。（《晋书》本传）嵇康这样的个性，得罪权贵是毫不奇怪的。
　　 再说“不慎”。如果说慢弛是一种生活个性，那么“不慎”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个性。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列举自己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以谢绝山涛的推荐。这“七不堪”，大致可以归为生活陋习，而这“二不可”却是货真价实的“政治缺陷”。我们且来看看：
　　 “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此甚不可二也。”非汤、武而薄周、孔，在司马氏集团力借礼教之名而欲行篡权之实时，这是多么不慎的一种政治缺陷。如鲁迅所说：“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当然，嵇康的死，这还不是直接的原因，我们下面还会涉及，但这种政治上的不慎，种下的祸根是极其险恶的。
　　 如果从政治站队上来看，很容易把嵇康归为曹魏圈子里的人，因为他是曹操的孙女婿么。但事实并不那么简单。嵇康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非常想学阮籍的谨慎，不轻易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确实努力过，我们从他的《家戒》一文中看出这种努力：
　　 “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则当惧有不了之失，且权忍之。……人有相与变争者，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预之也。且默以观之，其是非行自可见：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
　　 嵇康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家人要谨言慎行：要说话的时候，当忧惧失言的祸害权且忍着；人家那儿有什么事变，不知得失所在就不要轻易参与，暂观其变。这些话其实也是他自己平时的行为准则。但可惜的是，大道理他虽然比阮籍想得周到，说得地道，但在谨慎这一方面，阮籍基本是成功的，嵇康却基本不成功。究其原因，虽有命运的因素，但大部分要归咎于他的个性。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一个“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的人，平素再怎么告诫自己，但到关键时刻，他往往任性而为，不再谨慎。这正是嵇康的悲剧所在，也正是嵇康的价值所在。
　　 二、
　　 嵇康的不谨言，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有不少研究认为，嵇康的这篇绝交书其旨并非要与山涛绝交，只是借此以声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也即坚决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换了阮籍，不合作只在暗处做，明里可以装疯卖傻。但是嵇康却是“轻肆直言”，忘了自己“不可不慎”的言语准则。
　　 如果说嵇康的不谨言导致了司马氏集团对他的忌恨，那么他的不慎行则是直接导致了司马氏集团对他的杀害。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魏帝曹芳改立曹髦，武将毋丘俭趁机造反，嵇康闻讯欲助毋丘俭，赖山涛劝说才未成行，但是他的不慎行已经萌动。过了数年，嵇康好友吕安遭其兄吕巽诬陷被徙边郡，吕安愤而致书嵇康，其中有“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激”云云之辞语，影射司马氏集团专权，意气难平，誓欲清奸。吕安因此获祸，被下监狱。嵇康此时挺身而出，亲往狱中为吕安申辩。此举无疑羊入虎口，正好被司马氏一举拿下，收入狱中。不幸此时他昔日得罪的那个钟会趁机进谗言，揭发嵇康早有谋反之心，助毋丘俭之乱，此番又与吕安有约，相与图谋不轨，不除必有后患。司马昭遂痛下杀心，即使太学三千学生一起跪求刀下留人，也未能挽回嵇康的性命。
　　 嵇康临刑的场面，甚是悲壮，历来传诵。这里用《晋书》本传的记载再现这一历史时刻：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顾视日影，索琴弹之”，多么从容、淡定。嵇康不是不爱自己的生命，他之所以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追怀那首自己钟爱的琴曲，说明他对生命的留恋。但他决不因之而对强权势力奴颜媚骨。广陵绝响遂成中国文人抗争史上第一支悲歌，令后世唏嘘叹息，追怀吟诵。近则波及六朝，远则影响近代。晋代符朗临刑，志色自若,《临终诗》有句云：“如何箕山夫，奄焉处东市！旷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南朝刘宋范晔遭受刑戮，狱中诗有句云:“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近代则有以“横眉冷对”强权政治的鲁迅，“佩服非圣无法的嵇康”（周作人语），历时十一年整理辑校《嵇康集》。
　　
　　 三、
　　 嵇康多才多艺，他在音乐和书画方面都有不俗的造诣，尤其是音乐方面。嵇康不仅擅于演奏琴曲，还在音乐美学理论上有独自的见解。我们来看看他论述音乐的名篇《声无哀乐论》中的一段：
　　 “今必云声音莫不象其体而传其心，此必为至乐不可托之于瞽史，必须圣人理其弦管，尔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击石拊石，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乐虽待圣人而作，不必圣人自执也。何者？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
　　 嵇康主张声无哀乐，认为声与心是两元的，否则乐师（瞽史）演奏不出至乐，因为他没有圣人之心，怎么能传递出圣人的情感呢？因此声音是客观的，“无系于人情”。所以舜可以让夔来演奏那“八音克谐”的圣曲。且不论嵇康此观点在音乐理论上的瑕瑜，我们关注的是嵇康的这个观点与他的政治思想的关系。有研究者指出，嵇康之所以要提出声无哀乐，是要把音乐与政治分开来。其深层的用意恐怕还在于反对司马氏集团用礼教压制文人。魏晋文人大都“越名教而任自然”，或抚琴，或长啸，或酣饮，都是随意的生活方式。内中自然有一种不合作的倾向，令统治者耿耿于怀。因此，说声无哀乐，是要披上一袭防弹衣，是想向当局者说，我们的放任其实无关政治。当然，这有些掩耳盗铃的嫌疑。其实嵇康自己，他的音乐实践就不能印证他的观点。他为什么如此钟情于《广陵散》？临刑之时，还特意再演奏一次。原来这首曲子演绎的是战国时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壮曲一支，如何会无系于人情？
　　 嵇康的文学创作，与他的人品风貌颇相契合。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如此评价嵇康，云“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文心雕龙.体性》），他把阮籍和嵇康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文心雕龙.才略》）嵇康师其“刚肠疾恶”之心，故而文风“兴高采烈”，读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等文章，虽感言辞峻切，却觉酣畅淋漓，有自然流出之感。请读他的另一名篇《难自然好学论》中的一段：
　　 “今若以明堂为丙含，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缺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
　　 奚落卫道之士，嘲讽六经孔教，排山倒海，喷薄而出，真所谓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矣！
　　 嵇康与阮籍，文学上的“殊声合响”、“异翮同飞”，还反映在诗歌方面。阮籍诗歌的主要成就在五言诗，已见前述。嵇康的主要成就则在四言。如前人所评：“叔夜诗实开晋人之先，四言中饶隽语，以全不似三百篇，故佳。”（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这是说，嵇康开创了诗经以来的四言诗的新里程。如他的《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之三：
　　 “泳彼长川，言息其浒。陟彼高岗，言刈其楚。嗟我征迈，独行踽踽。仰彼凯风，涕泣如雨。” 借用诗经的比兴，在景物的描写中寄寓情感，被王夫之评为“虽体似风雅，而神韵自别”。
　　 说到嵇康的诗歌，不能不一提他的《幽愤诗》。这是嵇康系于狱中所作。这里且录其后半部分：“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颂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雍雍鸿雁，厉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无忧。嗟我愤叹，曾莫能俦。事与愿违，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有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周慎，安亲保荣。世务纷坛，祗搅予情。安乐必诫，乃终利贞。……采蔽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感慨命运的不济，追悔昔日的莽撞。这是嵇康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的“幽愤”所在。结尾四句，看似心存生的奢望，其实并不完全如此。苏轼就曾作过这样的评论：“嵇中散作《幽愤诗》，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者，悼此志之不遂也。”所言不差。嵇康在诗尾展现的那种养生遐想，其实是一种素志未遂的哀悼。呜呼，千载之下，尚有知音。嵇康的幽愤，给后世遭受过强权压迫和打击的文人一种永远的精神契合。
　　 四、
　　 嵇康之子嵇绍，虽然被人誉为“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很有父风，死得也很壮烈，可是千载之下却很有非议。因为嵇绍最后的结局竟是为了掩护杀害他父亲的司马昭之孙晋惠帝司马衷而血溅疆场。咦，九泉之下，其父英魂有知，会作何感想？
　　 嵇康的墓据说在安徽蒙城的石弓山上。这在今日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有现代仰慕者专门去拜谒并拍下一幅照片，让我在写下这篇嵇康追怀文之余，能一睹嵇康归宿之地的风采。说是风采，其实是需要想象的。因为从那张照片上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高耸的土墩，踞伏在黄土石上，荒凉寂寞，连松柏也不见一枝。但凝视着这土墩，只感觉到它块垒嶙峋，有一种不训的傲气。没有装饰，更无遮盖，一任风吹日晒。突然，我觉得这土墩似乎就是一架苍老的古琴，岁月经久，却仍要顽强地奏响一支不屈的音乐。虽然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广陵散》，然而我认定这古琴一定是，一直在，不停地奏响这支曲子。它要告诉世人：《广陵散》不会成为绝响，它一直流传在中国历代文人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