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睡在梦乡深处的小镇
　　 于我的记忆来说，这个小镇是属于我的童年，名叫盐包。
　　 名字有点怪，乍听上去有点咸湿，据说源自清朝，估计是带了这么一点儿古味，小镇的后人们也就一直沿袭着这怪名叫顺口了。
　　 小镇很小，一共由横竖两条街道组成，而街道的地面则清一色的铺着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石块。这样的街道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沧桑而古老。
　　 东西走向的那条街道原属于小镇的主干道，背靠着河。那条河据说也有渊源，原先是横贯东西数百里的运河，是凡商家巨贾装运货物和老百姓出远门乘船必走之路。后来在开拓了新的大运河之后，这条运河的命运渐渐式微，最终就成了现在这个灰不拉几的样子。
　　 也许正是因为这运河的缘故，如今人们还能看到那些背靠河面的吊脚楼的木头后脚伸在水中。
　　 那条主干道的街面上开着一些小店，其中有卖油盐酱醋、卖酱瓜和腌萝卜条的、有卖大饼油条的、还有卖布的和替人缝制衣服的等等。店家不是太多，从事的也都是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
　　 店面更是古朴，一律都以排门板为准，那灰褐色的排门板没有油漆的痕迹，长有两米，宽大概尺余，中间或多或少总是露出几条裂缝。不过，尽管如此，每天早晨，十几扇排门板一字儿打开之后这门庭还是够气派的。
　　 除了数得着的几个店铺外横街里其余的都是一些老住户了。那些个户主的名儿也稀奇，有叫夜叉罗的，有叫爆炒米的，还有叫剃头刘的。细细推究颇有就地取材的意思。
　　 整个的街道呈狭条型，从东到西大概有200多米长，白练似的又弯弯曲曲的把整个小镇都拥抱着了。美中不足的是横街的宽度不行，满打满算也就两米罢了。
　　 与横街相对应的另一条由南往北的街道人们习惯性的称之为梳头街，也有说是竖头街的。究竟是谐音还是另有其说，我终不得所知。
　　 比起横街来，这梳头街稍微宽裕点，宽度大概有三米多，长度却不满百米。
　　 梳头街有点头重脚轻，在街道的南端是粮店和一个规模不很大的菜市场，菜市场的旁边是供销社的百货商店，估计这商店是解放后的产物，里边所列货物几乎囊括了吃穿用玩。在供销社的对面则是马家的汽灯店，每到晚上，马家几十盏的汽油灯高挂着，闪亮闪亮的，是梳头街的一大景观，而那些大大小小的汽油灯是为了租赁给那些办红白喜丧事情人家用的。而街道的最北端竟然是一家养着一头老黑牛的住户，再住户以北就是土路了。
　　 梳头街除了三两个热闹处外，其老旧的状貌与横街是等同的。街两边相对而立的是连成排的、参差不齐的房子。那些房子，房连着房、檐接着檐，如同一个个拄着拐杖又相互扶持着的龙钟老人，不是佝偻着腰就是蓬头垢面的满脸晦涩的样子。房子的墙面上更是斑驳陆离，就好像夕阳西坠时蹲坐在稀疏树荫下的那些零落人，白不白、灰不灰、半阴半阳的。要是逢着下雨什么的，一座座屋子的檐下滴滴答答的如同披散着头发的大傻子，又好像一个个哭泣着的女人，更是给人一种不爽的感觉。
　　 放眼望那些老旧的房子好像只有房顶上的瓦松是茂盛的，一棵棵争先恐后的长得挺拔又青翠。非但如此，随着季节的轮转，瓦松们还真是寒冰冻不死，春风吹又生。
　　 不知道是因为瓦松的缘故还是房子确实太旧的缘故，一到夏天，那些壁虎和飞虫们就像集会似的，每晚都要在墙面和小镇的上空招摇个没完没了。而那些老鼠们是不管春夏秋冬的，它们总是兴之所至横行霸道，即使是众目睽睽下，它们也会旁若无人、大摇大摆的。
　　 不过话得说回来，小镇的小和旧与小镇上人们的乐观、豁达是不成正比的。就拿夏天的梳头街来说吧，每到晚上，家家户户放下门板，两边再各用矮凳垫上就是一张长桌了，然后，每家每户就坐在星光底下稀里哗啦的喝着稀饭就着咸瓜咸菜等简单的配菜，嘴里还要偷空大声对着街面上说话。
　　 那说话的效果也好，几乎可以一呼百应了，往往是一个人说了什么，那话就会像接鼓传音一般，一直传遍整个街道，这个问怎么回事，那个说，哦，这事我也听说了。
　　 当然了，横街的夜景是要特别一点也风雅一点的，因为街面狭窄，好多人家的晚饭是在吊脚楼里吃的，打开了木质的窗户板，面对着河面，借着凉风，那一种惬意和舒服是颇有小资情调的。
　　 小镇晚饭后的情景就更和谐了，尤其是在月朗星稀的晚上，在微风的轻拂下，小镇好像一调皮的孩子，又好像是一副流动的画。
　　 不管横街还是梳头街，那些孩子们往往饭碗一丢就成群结队的去赶萤火虫了，那时候还鲜见电灯，而那些煤油灯的灯油大人又得算计着用，于是孩子们天真的想到了萤火虫照明。
　　 比起“银烛秋光冷画屏”里“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冷清婉约，小镇的扑流萤是顽皮而灵动的，是活泼而流光溢彩的。孩子们的手里拿着小玻璃罐和芭蕉扇，他们嘴里吆吆喝喝，用芭蕉扇不停的扑、不停的追赶，要是凑巧抓到了一只萤火虫，一声欢呼之后就会小心翼翼的把它放进玻璃瓶内，然后反反复复的看着这萤火虫的光到底够不够亮。
　　 而那些成年男女，或者一把芭蕉扇拿着，脚上一双木屐沿着石板街“咔嚓咔嚓”的敲击着，去往两条街道交汇处的那座木桥上去纳凉。再或者走到马家的汽油灯底下作些停留。
　　 纳凉时女人们往往喜欢说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而男人们更多的时候会说一些书上和戏里听来的山海经。
　　 除了纳凉的那一群外其余的则几个人“踢踢踏踏”的汇聚在某一张简易桌子边上，或站或靠着檐下半依半站，再或者干脆往人家的长桌子两头一屁股坐下，然后几个人天南海北的乱侃一气。那一种悠闲自在与亲密无间是现在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与所有的老旧相提并论的是小镇多产故事。
　　
　　 （二）田菊的故事
　　 四十多岁的田菊来到梳头街转眼已经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里她先后嫁出了一个女儿，又生养了两个儿子。
　　 这是一个被贫穷浸润了的女人，又是一个在苦水里泡着的女人。她常日里穿的总是打了补丁的裤子，对襟的浅灰色和深蓝色旧罩衫的两个肩膀和手臂的肘部也都是补丁，说起这两件衣服几乎涵盖了她一年四季，冬天的时候罩衣的里边是棉袄，夏天的时候则算单衣，好在有围腰，就那么一系，大小是可以看不出的。
　　 田菊的头发有点花白了，脸上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沟壑，不过，从那依旧苗条的身材和白皙的瓜子脸和双眼皮的大眼睛、直挺的鼻梁来看，田菊年轻时应该是个美女。
　　 田菊的家很小，面东而立，是一间不满十平米的旧屋，小屋内放了一张桌子几张凳子，在靠近南墙的位置是一张老旧的大木柜，这也是这个家庭唯一的一件大家当。
　　 在小屋的后面顺着房顶的斜坡后延有个披，是乡邻们前几年相帮着为她搭建的。因为披的后面紧邻着一座公共厕所，那个披没有窗户。
　　 披的高度大概只有一米六七，宽也不满2米，长不满4米，正好够并排打两张简单的铺。
　　 小屋常年一直生活着三个人——田菊和她的两个儿子。那个嫁出的女儿有时候也来娘家走动，每次总是来去匆匆，有时候提着一些瓜果蔬菜，有时候送一点用的或者煮熟的食物。要是什么时候拿来了几条鱼，那肯定是田菊女婿下河摸到的了。
　　 家虽然小但还是被田菊打理得干干净净的。
　　 作为女人，田菊的命运是多蹇的，小镇的人曾经暗地里了解过，说她在没来梳头街前就是人家的童养媳。那家姓刘，她的老公比她小了五岁。他们说田菊六岁就到了那个姓刘的人家，整整十年的时间，如同一个免费的童工。她先是带大老公，小小的年纪就在那个家里做着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再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她几乎成了全家的保姆。
　　 刘家是个大家庭，她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起床后先得煮好全家十一口人吃的饭，然后伺候老公穿衣，吃饭。一切完毕，又得喂猪喂鸡打扫庭院和进行室内整理。白天的时间除了下雨外还须下地干活。往往是天亮干到天黑事情还在层出不穷。
　　 因为累，更因为苦不堪言，小小的田菊偷偷的哭过无数次。好多次，田菊想过回家，每一次想起，她的眼前总是会不由自主的出现妈妈那张愁容惨淡的面孔。
　　 那是一个下着雨的上午，淅淅沥沥的雨仿佛也知道田菊要离开爸妈了，露出个哭泣的脸。走之前，妈妈特意替她换上了由旧衣服改了的新衣服，然后把她拉到自己的身边，轻轻对她说，菊啊，不是爹妈狠心，实在是没有了办法。你去后记得妈妈对你说的话，凡事要小心点，要听话。爸妈是没本事的人，你以后也不用想我们，要是实在苦，你就想想饿的滋味。
　　 在刘家好不容易熬到老公大了，在大人们的操办下两个人圆了房，便算成了亲。第二年，田菊生了个女儿。
　　 原指望，这一下苦尽甘来，从今以后她的命运会一步步好起来了。谁知道女儿生下后，她的命运更不济，婆婆骂她不争气，就会生瓢，却生不出带把的。公公和老公嘴上虽然不说什么，那张脸却整日像冰冻似的。
　　 屋漏偏招连阴雨，不久，她的老公病了，先是整日整夜的咳嗽，后来开始吐血。请了郎中来家看了说是肺痨病。
　　 老公的病给她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婆婆骂她是扫把星，说她八字硬，是她害了她的儿子，还说早知道如此，那几斤粮丢了喂狗也比现在好，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而公公更是整天板着个脸，如同有人欠了他债样的，尤其是手中的那根文明棍每天在她的面前“笃笃笃”的仿佛每一下都敲在她的心上，几个姑子和小叔子人前人后的更不把她当人看了。所有的这些也使得她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看成了罪人。
　　 为了老公的病早日好起来，她更累也更苦了，她赎罪似的拼命干着活，她去庙里烧香拜佛，她请算命的替老公算命，她听说孩子的包衣可以治病，每逢有人生孩子，她就说尽了好话向人家讨要，要是凑巧讨到了，她便像得到了宝贝似的洗了煮了再捣碎了喂给老公吃。
　　 谁知道这一切都是做的无用功。公公婆婆依旧将她视为仇人，小姑子冷言冷语说她装样子，心里巴不得她哥哥早点死。
　　 就在田菊刚刚迈过26岁门槛的时候，她的老公死了，死后唯一留下的就是那个年仅五岁的女孩子。
　　 老公死后，她的命运与祥林嫂有得一比。那时候，解放战争还没有彻底结束。为了收回原先买她时所化的银两，婆婆决定把她转手。其实原先婆婆买她并没有花去钱，也就给了一点赖以糊口的粗粮罢了。
　　 老公死后还不满三个月，婆婆就托了媒婆，把她以十个银元的价格卖给了邱大。据说当时的邱大一是冲着田菊的美貌，二是他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吊儿郎当的在小镇是出了名的懒蛋子，一直没人愿意嫁给他。娶田菊对于邱大来说是癞蛤蟆吃了天鹅肉。
　　 卖的同时，婆婆说了，我们刘家不缺丫头片子，赔钱的货还是带走好。
　　 说起她现在的老公，小镇的人又有一说，那话有点刻薄，但却不失公允。他们的原话是：这田菊呀，嫁了个邱大还不如嫁头牛。
　　 其实，对于小镇的很多年轻人和新搬来的住户来说，田菊的老公只是一个似有似无的影子。对田菊老公的行踪即使是小镇的老人也不是很清楚的，有人说田菊的老公在娶了她不久就去了新疆，更有人说是走关东了，还有人说去什么地方淘金去了。
　　 说法多种多样，甚至有上了岁数的人曾经编着指头计算过说，十五年里田菊的老公除了开始的时候在家呆了一段时间外中途就回来过一次。要说邱大这累积在家的日子对家庭的最大贡献大概就是生了两个儿子了。
　　 对于田菊来说，邱大一走，就意味着她得独立支撑起一个家。
　　 因为缺少了男人，田菊很累、很苦，她独立嫁出了自己带来的拖油瓶女儿，她独立带大了两个儿子，她风里雨里的劳碌，家里的一应大小事情全靠她应付，不但是体力上的还包括经济上的。为了孩子，她长年累月没有吃过一顿好吃的，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新衣服。有知道田菊家底细和邱大秉性的人曾经私底下不止一次的议论过，说这么多年来田菊的老公不但不回来，连钱也不着家。当然，这些事情也只限于私底下议论，当着她的面是断断不敢说的。说起原因得归于对田菊的同情和可怜，他们不忍心说。
　　 田菊是个要强的女人，轻易不喊难、不喊苦，即使那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两个半大小子又正是如同玉米拔节的关键时期。说得难听点，每逢吃饭就如同饿鬼投胎。
　　 据说有一次，田菊十二岁的大儿子水根就因为五个油饼的代价与一位叫陈立的男人赌上了。
　　 那是冬天的一个午后，太阳白晃晃的，三十多岁的陈立在经过街背面两只直径起码有三米的无盖粪坑的时候忽发奇想，回头他对站立在不远处的水根招招手。
　　 “水根，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不赌。我妈说赌不好，我不想惹我妈不高兴。”
　　 “我不说，你不说，你妈就不会知道，再说要是你赢了有5个大油饼。你想好了，是5个大油饼！”陈立还在鼓劲。
　　 “真的假的？5个油饼？怎么赌？”想到这5个油饼，水根的心动了。他想要是这5个油饼赢到手，他和弟弟还有妈妈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吃一顿好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