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筱佺《对云而坐的日子》(上) 第二编秋潭涟漪2

　　虎刺梅　　
　　(一)
　　“人得靠自己”，这是李连杰主演的一部片子里一个坏蛋给人下了套，等着人往里钻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他在考验着他的对手的耐心和智慧，同时也在考验着自己的恶毒与狡黠。
　　可惜生活中的人太麻木、太冷漠了，即使是在被捉弄、被摒弃时，也得不到一句被捉弄时恶毒而带有真意的忠告。
　　(二)
　　当一个人被误解的时候，最好的辩解就是闭上嘴，静静地走开，让时间去澄清一切。否则，就会如乌鸦描眉一般越描越黑，最后只有把自己气得如同猪八戒一样，抡起耙子乱打一气，累得浑身臭汗而成为别人饭后的笑料。
　　(三)
　　一本正经，浑身难受，荒诞不经，心里难受。人总是这样，在肉体与心灵的分裂中变得麻木不仁，在肉体与心灵的痛苦中走向终结。
　　(四)
　　率直在一些人眼中是一种真情，在另一些人眼中是一种愚蠢。
　　虚伪在一些人眼中是一种卑鄙，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一种成熟。
　　(五)
　　把任何一种技艺、思想、良知和行为都变成金钱，这是人的本能。
　　把任何一种情感、灵魂、生命和运动都变成工具，这是金钱的本能。

　　新国人的期盼　　
　　已经逝去的世纪是国人挺起脊梁的世纪，正在经历着的世纪应当是国人走向富裕的世纪。
　　这个世纪的国人，朝向世界的，应当是怎样一副面孔呢
　　这个世纪里，已经富起来的国人们应当不再霸气冲天，吃饭必是山珍海味，吃上几口就倒掉，以显得自己富压他人，穿衣必是珠光宝气，时不时让人家猜猜他的领带有多么金贵，住房必是华屋豪宅，必有小姐们按摩捶背，行走必是高级轿车，时常比比牌子看谁更加前卫。钱多的没处花，干脆买上个什么代表、委员当当，也显得咱自己的威势，谁见了咱不低眉顺眼，暴揍一顿让他也没地儿去讲理。自己赚的钱已经够多了，却不愿看见同胞在自己的旁边噌口饭，非得降价降得他破产，然后让财大气粗的老外们连自己一锅端。这个世纪里，已经富起来的国人们也应当不再为富不仁，自己兜里的钱想着法儿的花也花不完，却拖着民工们的糊口钱楞是不给，自己宁愿去澳门一掷千金，也不愿为被污染了的地方修条水渠，自己花大价钱买个高尔夫会员证都从来不用，也舍不得为贫穷的山村建所学校。
　　虽然说那钱是自己个儿凭本事挣来的，但总归还是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上的人们带来的。所以说，这个世纪里，已经富起来的国人们还是应当换上一副新的面孔，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资产、有教养、有社会责任感、有良心的新国人。
　　这个世纪里，尚未富起来的国人们应当不再自怨自艾。不要抱怨社会的不公，不要怨恨父母的无能，不要懊悔家乡的贫穷，不要厌恶世态的炎凉，不要悲叹人生的艰辛，不要嫉妒别人的财富，不要羡慕城市的奢华，不要眼红人家的高贵，不要羞愧自己的缈小。
　　虽然说这样做自己个儿心里总是有些不舒坦，但这个社会仍然还是一个充满机遇的社会。所以说，尚未富起来的国人们还是应当挺起自己的脊梁，树起自己的自信，宽容地对待你看到的一切，宽容地对待那些比你富裕和还没有你富裕的人们。自信地学习，自信地生活，自信地工作。在自信的努力和宽容的心态中，升华自己的人格，改变自己的生活。
　　或许经过这样的奋斗，你仍然是并不富裕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但笑对生活，你的人生也会充满富有的国人们一样的快乐。
　　在这个世纪里，国人们应当不再是文明的白痴。不再是开口讲粗话、张口就骂街的粗俗者，不再是随手扔垃圾，随地吐痰渍的缺德虫，不再是排队加塞儿、挤车抢坐的莽撞鬼。不再是公共场合里大声喧哗、旁若无人的怪杰，不再是扎堆看热闹、袖手观盗窃的看客。不再是小说里街头的泼皮无赖，不再是电影中家庭的忤逆之徒。不再是西洋人眼中缺乏教养的野蛮人，不再是东洋人眼中肮脏卑劣的病夫样。
　　虽说咱的老先人被称为文明古国，但文明的基因却好像被风吹到了九霄云外，剩下的只有以丑为美，丑美不分的变态菌。所以说，这个世纪里，国人们应当想一想自己的血脉里，还有多少祖先文明基因的遗存。国人们应当用文明的举止，把自己塑造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一方面传承着历史的积淀，另一方面也承传着自己的未来。
　　富裕、自信、文明的国人，是这个世纪对新国人的期盼，是这个世纪对新国人最好的注解。
　
　　漫笔理想　　
　　理想是一种模式。是一种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模式，一种对自己命运的规划。
　　它源自一种自我实现的渴求，为自己假定了一个封闭的、没有任何外在阻力的、一帆风顺的人生图表。在自己的心中，它是完美的，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能实现的。它没有代价的设想，没有成本的概念，不含艰辛的曲折，它的勾画总是那么笔直的仿佛距目的地伸手可及。那是一条自己给自己铺就的充满鲜花和笑脸的未来之路。
　　理想是一种状态。它是一种虚拟的状态，一种无定的状态，它的混沌的质感，总是让你对它又恨又爱，让你对它总也把握不准。它时刻准备去贴近你，但又时时不让你去接近它，看见它的真实面目。等到你达到向往的状态时，你会看着它，仿佛一个陌生的东西。你甚至会反问道，这就是理想的状态吗
　　理想是一种希望。一种可以给人以温暖的希望，一种可以伴随你走完一生的希望，一种让你永远充满活力的希望，一种让你愿意为之献身的希望。它具有一种天生的魔力，总是把人对人生的理解，化为一定的追求。象一个魔方，总是让你永无休止地转动。象一涓溪流，总是让你忍不住想看看它究竟要流向何处，那里是不是能留住你的乐土。
　　理想是横亘在此岸与彼岸之间，对接着现实与未来的驿站。
　　理想是徘徊于具体与抽象之间，缠绕着浪漫与考验的情结。
　　失去的理想是一艘迷航的船，在风雨里那样的无助，在阳光下那样的孤独。
　　破灭的理想是一盏枯干的灯，留在记忆中的是永远的痛。
　　遥远的理想是一颗夜空的星，人造飞船或许永远都不会到达它的星体。
　　实现的理想是一张撕掉的日历，怎么看也找不回过去的自己。
　　理想是胜利者的战利品，它战胜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理想是失败者的滑铁卢，它付出的不是一时的痛楚，而是终生的一切。
　
　　读王维　　
　　静静地坐在窗前，一缕阳光静静地泻在身上，氤氲的气息静静地散发着。
　　桌上的书静静地打开着，书中静静的《鹿柴》，与桌前静静的心静静地相望着，一同领略着辋川那禅意的境界。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诗里的辋川，仿佛有一位愤世疾俗的学者，结庐于大山之中，密林深处。每天，一个人独自徘徊在高高的山顶，看阵阵林涛吹过，人声隐隐而来，仔细侧耳倾听，只有那缕缕阳光，斑斑点点地照洒在布满青苔的山石上。
　　诗人用他那无所不在的暇思和触角感受着大自然的一切，幽静的山林，寂静的阳光，孤寂的青苔……。用内心丰富的情感与大自然进行交流，把大自然的实景和作者内心的激情，宣泄为美丽的艺术，定格的生动，瞬间的永恒。
　　诗人的静，不再是一种悲苦的心愁，凄凉的自嘲，而是与大自然一种和谐的静，交融的静，物我两忘的静。
　　这种静，是一种神圣的静，高尚的静。静的不带一丝尘杂，不带一丝俗念。仿佛天地间只有两种静——寂静的山林与寂静的智者。就那样静静的相望着，直到永远。
　　他没有李白那对自然的一切放歌纵情的炽热，也没有杜甫对社稷国家那念念不忘的忧愁。
　　他有的只是那一份淡出淡入的宁静。
　　这静，因他而得到永恒，而他在这静中，延续了生命的传承。
　　
　　怀念杜甫
　　提起杜甫，立刻能想到的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那几句老先生的叹息了。这叹息，曾经如黄钟大吕般在年轻的心灵中激起了多少的共鸣。
　　成都城外的草堂，是杜老先生潦倒时住过的几间茅舍，听说已成为游客必去的名胜了。我不知道人们去草堂究竟是要看些什么到底是老先生事事不如人的穷酸样，还是老先生不肯向生活屈服的倔强脊梁。
　　站在草堂，大约四面也都开着窗子，怎么看也是敞敞亮亮的。一抬眼，山风鸟树都在眼前。要不，“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句，怎么能美得让人心醉呢
　　在草堂呆上一天半天，好象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连空气里也带着浓郁的美意。而那时城都城外地老天荒的山林中，破屋烂房的草舍中，哪里是乘兴赏鸟观天时的那么舒心惬意呢。偏偏住惯了高楼大厦的现代人，却以为皇帝专门为老先生选了一个风景名胜区，老先生住在那里，简直是神仙一样的日子了。其实，穷山僻壤的破茅舍里诞生的美，那美，只能是苦和泪酿出的玫瑰。
　　老先生一生写了许多优美的诗，但更多的恐怕就是那些苦悲的历史片断般的史诗。这样的诗，才是老先生真正的诗魂。而这样的诗，愿意读它的现代人怕也不多见了。因为那些诗太煞风景，太索然无味，只有悲和泪的写实。不是小吏的恶吼，就是妇孺的啼泣，不是叛军的
　　铁蹄，就是离别的哭喊，简直没有什么美可言。要说美，那简直就是残酷的美。在盛唐时代的杜老先生，竟敢捅太平盛世的漏子，这位小谏官胆子也够大的了，皇帝老子们的肚量也够大的了。
　　官做的不咋样，苦悲的诗倒是写了不少。自然也就只能永远地置不起什么家财，永远地买不起豪宅，永远地在破茅舍里住着。
　　住在破茅舍里，偏要大叫什么理想和希望，大概也只有杜甫老先生才能叫得出口，大概也只有在我辈如杜老先生一样的买不起房子，一样的住在破屋子里的人，才会在肚子里时时的引起共鸣。

　　赢家　　
　　路过浙江，不由得想起吴越争霸之中的范蠡了。
　　范蠡耀眼的智慧和谜一样功成而隐的传奇，给这块神奇的土地增添了无尽的魅力。而成就范蠡的，是和这块土地一样充满无尽魅力的西施。
　　范蠡在诸暨的水边看到了天仙一样的西施姑娘，惊讶于她的美丽，他想把她娶回家，做为自己的新娘。可是，他对自己的大王勾践太了解了，娶上一位比王后还漂亮的姑娘，那是勾践大王一定会很不高兴的，搞不好是要招来杀身之祸的，范蠡先生大概也很清楚这一点。而把自己心爱的姑娘白送给大王，他自己也很不甘心。于是，他默默地等待着适当的时机。
　　然而，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了，手下的臣子们也跟着倒了大霉，和勾践一起入宫成了夫差的奴隶。成了奴隶的范蠡，要娶自己心爱的姑娘，那更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他太穷了，连自己都不是自己的，娶了新娘还不是等于别人的，自己空欢喜一场。
　　于是聪明的范蠡打起了夫差的主意。他撺掇勾践用美人计换取自己的地位。一心想复国的勾践不加思索地答应了——找一个美女代替自己伺侯夫差，总比天天尝夫差的粪便，时时担心夫差受了伍子胥的挑唆，一不小心砍了头颅要强不知多少倍。于是西施盛装出现在夫差的面前。
　　走出夫差王宫的范蠡，心中也一定在隐隐发痛，但范蠡先生却把唯有自己才知道的痛，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中，一心一意地为勾践训练着军队，收拢着人心，把自己变成勾践须臾也离不开的左膀右臂，把自己的地位变得更加巩固，把自己的身份树立的能和夫差后宫里天仙般的西施相配。
　　夫差这位身经百战的君主，从来都是吃软不吃硬的。见了西施这样千娇百媚的美女，对勾践低声下气的请求，一概都应允下来。西施姑娘的臂弯磁石般地吸引着夫差，夫差再也见不得手提刀剑的伍子胥，听不得铠甲的铿锵声，闻不得咚咚的战鼓声。只在西施的臂弯里做着香甜的梦，在西施甜甜的笑声中，看着勾践的军队杀上悬挂着伍子胥头颅的城楼，杀进宫廷。他曾经在西施的微笑中，怜悯地释放了勾践，而他却没有得到勾践一丝的惜悯，在越王闪亮的剑锋下，终结了最后的生命。
　　在杀进夫差宫庭的那一刻，范蠡先生首先寻找的是自己钟爱已久的西施，然后带着她，在提着夫差头颅的勾践仰天的大笑里，夹杂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悄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勾践大王卧薪尝胆得来的江山，终于也被自己和夫差一样乖戾的秉性，断送得干干净净，统统地并入了楚国的版图。
　　据说从此后，有人还见过范蠡先生。只不过他已经不叫范蠡这个名字了，而叫做陶朱公，是个江湖上的大富翁。他献出自己心爱的女人，保全了勾践，也保全了自己，他献出自己的智慧，救出了西施，也救出了自己。不必再担心自己心爱的女人被人抢了去，不必担心没有营生可以养活自己。在君王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的身影中，逍遥地享受在江湖中。
　　吴越之争，最大的赢家怕是范蠡先生了吧!
　　
　　王安石的遗憾　　
　　接过诏书的王安石，在一片冷漠的注视中，神色暗淡地走出了朝堂，结束了执政八年的变法活动。
　　隐居在金陵的十多年里，王安石始终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好端端的变法怎么会以失败而告终呢然而，他始终都没有弄明白这其中的原因，就这样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其实，在王安石变法开始时，失败的命运早就注定了。
　　知其国而不知其君，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一个原因。王安石由一个地方上政绩卓著的县令之类的官员，受到神宗的垂青，仅调入朝廷三年，便一跃升为宰相。从王安石来讲，他对于国家基层的最基本的国计民生之类的国情，恐怕比那些王公贵族们更有切肤之痛了。入朝三年间，对于全国的形势，更是了解的深刻之至。没有朝廷里长期形成的雍荣华贵的官僚习气，王安石自然对国家民族的沉疴心急如焚了。
　　然而，对于一下子把自己拔升到宰相之位的王安石来说，对他的君主除了内心充满感激之情之外，其实对于这位君主的了解并不是很多。这位君主虽然对王安石很赏识，但这位君主想的其实与王安石并不一样。他只是希望朝堂里刮进一点清新的风，看见几个面孔不同的新人，为死气沉沉的朝堂增加一点新鲜的颜色，以抗击从心底里厌烦的那几个老臣，仅此而已。并非真正想变革本来就感到舒适的现状，只是想给那些养尊处优的老臣们一点颜色，如果不愿去为国效力，有人就会代替他们的位置。这是借王安石以敲山震虎罢了。王安石的变法靠的是这样一个皇帝，而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来做保证，神宗一句话，就能让他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可见王安石变法的根基是多么的脆弱。
　　偏偏王安石却看不透这一层，脑子单纯的如同赤子一样，认认真真地在那里大搞变法。尽管变法极大地提高了国力，但终究不愿看到老臣们整日在面前哭哭啼啼的神宗，还是牺牲了忠心耿耿的王安石。王安石的变法，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知其势而不知其时，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二个原因。王安石深深地知道这个看似歌舞升平的盛世，其实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的。这样一个形势，已到了非变法不可，不变法不行的程度。这也是下层百姓的强烈呼声，王安石作为这些群众的代表，更是看到了变法的迫切性。
　　然而，急于求成的王安石却没有看到变法的阶段性、渐进性，而是凭着对君主的一片忠心，对朝廷的一腔赤诚，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一古脑儿地搬出来十二项变法措施，他的变法是全方位的、是触及社会弊病的、大刀阔斧的行动。这种改革，带有很大的冒险性，没有经过试点和试验，没有在一个领域成功的范例，贸然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领域全面展开，带来的社会波及面是很大的，是带有很大的风险成本的。这种仓然的、没有经过精心准备的改革，在没有选择好突破点，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没有先易后难的逐渐推进的情况下四面开花，结果好的动机却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得了利的人不满意，损了利的人更不满意，搞的是大家都很不满意，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实际上，许多政策颁布后，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有的甚至走了样，成了坑民害民之政。告状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要影响朝廷内部的稳定了，甚至连支持他的神宗皇帝也有些不满意，出面干涉了。这样的变法要说不失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知其事而不知其吏，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三个原因。王安石确实是一个勤奋敬业的宰相，对于变法措施的制定非常重视，他不但充分运用了朝廷的中央权威，还特别重视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运行，这些含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是那样的具体和完备，受到了基层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改善了国家的财政，增强了国力。
　　然而，一个好的改革措施，需要一批好的官吏队伍的执行，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是，王安石的变法来的是那样的快，以致在他的周围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经过实践检验的、可以信赖的、真心支持变法的干部群体，在干部队伍、人才队伍的准备上明显不足。精于实行变法的王安石却是个不谙吏道的单纯的人，对于吏治这门学问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他的变法本来就是一件十分棘手、稍有不慎就会得罪一大批人切身利益的大事情，但他却对于人事问题看的过于简单。以为凡是赞成变法的人都是好人，都可以为用，凡是反对变法的人都是坏人，都不能再用。结果连苏轼这样一批仅仅有些不同意见的温和派的士大夫们也被划到了对立的一方，而一些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小人们却大行其道，成为改革的实施者。这些人在王安石当政时，极力赞同新法，当王安石去相后，又极力诋毁新法，在变法中中饱私囊，
　　搞的变法的王安石被人扣上一项项洗也洗不清的罪名，真正成了自己倡导的变法运动的牺牲品。这不能不说是王安石变法中一个最大的败笔。
　　没有制度的保障，没有试点的经验，没有干部的准备，是王安石变法必然走向失败的原因。
　　王安石不明白他的变法失败的原因，更不明白为什么既然新法不好，朝廷为何还要时用时弃地反复折腾，在这样的困惑中抱憾而去了。
　　而那些反对变法的人终究也未能挽救朝廷灭亡的命运，和那个孱弱偏安的朝廷一起，带着屈辱的印记，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治心与治身　
　　法家认为治政应当先治身，主张以律令治政。儒家认为治政应当先治心，主张以教化治政。
　　治心与治身，这是儒家和法家曾经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话题，也是学究们总想弄个水落石出却总也缠绕不清的话题。
　　要说治心与治身到底孰优孰劣，其实也并非是一件多么难的事。
　　首先，治身易，治心难。要管住一个人的行为，其实并不难办到。规定出一系列的法律，禁止和限制他的举动，告诉他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不然，就要吃苦头。这样一条条繁琐的绳索牢牢地拴着他，再使用专政的机器看着他，除非他有天大的本事，否则，治身的管理目的就基本达到了。治心就不那么简单了。教化、说服、耐心地做说服工作的见效一般是很慢的，一般人是不愿意在这方面花那么大的功夫和气力，干那些事倍功半的事，只喜欢快刀斩乱麻的痛快劲儿。于是尽管受管制的人低眉顺眼地站在你的面前，顺从地照着你的命令去做，但你永远也不会晓得他内心真正的想法。尤其是如果你的治身与治心不一致的话，天晓得哪一刻他就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对待你了。那时，你的下场可能比他要更惨。
　　其次，治身短暂，治心长久。有了繁琐的法律管制人的身体就很不容易了，乍一看，只要照章办事就不会出什么乱子，但其实细想起来，也是一件十分难受的事情。法律这东西一旦制定出来，就是死的，而且还不能频繁地更来改去，而人这东西却是一个活生生的活物，你
　　刚在这里定了一项法令管住了他的手脚，他的脑子又在那个地方打你的主意，弄得你老是跟在他的屁股后边疲于奔命，一不小心就会出娄子，弄得你不得不整天战战兢兢地盯住他的一举一动，这其实一点也不比婆婆妈妈的说教来的省心。治心可就不然了，只要一个道理讲得他心服口服，他保准会是一个真正的君子，让所有的法律成为一张废纸，国家机器也丧失效力，社会上就会出现有法遵之，无法守之的局面。你就是拿着法律哀求他去破坏，弄不好他还会跟你急呢。
　　当然，这里并不是在鼓吹法令的可有可无，而只是说，仅仅在形式上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说到底还是一个治身之举，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心之举。秦始皇的法律可谓是太全面了，以至于全面的近乎苛刻，但就是这样完备的法律体制，也终免不了亡国的命运。汉刘邦的法律可谓简约到家了，开始时竟只有约法三章，简单地让人无所适从，但却延续了几百年的江山。这都只说明了一点，这就是法律体系本身并不具备治心功能，而只是一个治身的工具而己。
　　儒家学说自从孔老夫子创立开始，两千年来被历代帝王敬奉在神龛上，列为国学，并不是孔老夫子为后代帝王们留下了完备的法令规范，也不是孔老夫子为后代帝王们施了什么魔法，而是孔老夫子的学说已牢牢地占据了历代帝王们的心，占据了万千士子们的心，占据了兆兆平民百姓的心。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真正地信奉它做为心灵的归宿、行为的规范，这才是儒家学说代代不衰的真正原因所在。
　　当然，选择容易的事情去做，而抛弃困难的事情，这大概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也是一个普遍的人之常情。法律体系是一个有形的、可见的、可表述的具体规则，何况现在各国的版本又这么多，做起来肯定要省气力的多。而治心这个做人心的事情就不然了，要惴摸人的心思，要对症下药地劝导，要心平气和，不能发脾气，不能太急躁。千百样的事，要用千百样的心思去琢磨，而现在这世上的事又何止千百呢。摊上那榆木脑袋、石头心肠，怎么暖也不开窍的主儿，谁还有心思坐在那里苦口婆心，心平气和地跟人费那个劲呢。
　　有人以为美国的社会就是一个法制的社会，人家不是既管住了身又管住了心吗这其实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表象错觉而已。人家美国所谓的法制社会，实际上则是民主法制的理念被人们普遍接受，并在心中奉为圭臬，成为心灵思维和行为规范的出发点。换句话说，就是人家的民主法治的理念，已经和咱们老夫子的儒家思想一样，渗入灵魂之中，成为人们心灵中有机的组成部分。人家的心已被民主、法治牢牢地占据了，因而才有了法治社会外在的实现的表现。
　　说到底，治身与治心并无所谓的优劣之分，原本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两种手段，缺少了任何一条，那样的政治都不会是完整的政治。
　　因此，治世的最佳良法，就是治身与治心二者兼备。在法律不完备的地方完善法律，在法律完善的地方教化人民，这样的治身才是恒久的身治，这样的治心也才是永恒的心治。
　　成都武侯祠有一副对联写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就是古人们关于治身与治心的深刻反思，这就是古人关于治身与治心的经验之道。
　　
　　为文与为政　　
　　大约从商山四皓出山时起，承平日久的平民百姓一跃而成为君王座上之宾，成为文人内心的一种憧憬与向往。那种既可一夜成名，又不为俗规所缚，既可施展才华以匡社稷，又不使心为俗吏所役的理想，使文人对这种由隐到显的曲径通幽的追求成为一种时尚。
　　这大约也是为世所迫的不得已之为。汉唐之世，承平之世久矣，九品中正制，名门望族治国，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定律。一般平民百姓除非随帝王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则一般只能从小吏做起，升迁的机会更是大约一辈子也得不到多少，而受君王垂注的机遇更是少之又少。
　　同读孔孟之道的下层文人自是不甘，何以恃才取捷径而入，他们想到了商山四皓之路。于是乎，隐身于山林，振歌于云间，播声于朝廷，引起君王注目，延引至庙堂之上，与帝王将相共处一室，入朝辅政。于是乎，有清流如司马相如之辈，有飘逸如李太白者，皆为朝廷所得。然而，当他们放浪形骸于山林之间，与林木共寂，与涧溪共鸣之时，其实，在他们的心底间，与向往的朝廷官吏之道，早已是南辕而北辙了。
　　山林之寂可以遣之，他们自负文人之能，于文采之间张扬肆溢，痴于辞章，寡知政务，行为、思想多与所向往的家国之政不合，或偏激于时事，或沉溺于理想。然而，朝中之事却不是闲情可以随意遣之的，一旦入朝临事，则有些不合时宜，举手投足，皆不如意。于是乎悯天悲人，复退于文章诗词之间，为一朝中散人。其词间之意，不外乎政恶民苦之意，为显贵者恶之，然文人之情不能已者。
　　由是观之，隐士们牺牲自己的率真而为难驭之政，斯诚可悲之事。文人舍本性以求取，假文学以显贵，故文学之事虽盛，而终不能显百花齐放之势。塞贤路以独尊，缀清流以饰政，故朝政之事虽赫，而竟不能有万代千秋之业，这是千年王朝的悲哀，这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中国文人的悲哀。他们的理想随着现实，挟裹着文学在风雨中跌宕起伏，跌跌撞撞地向前行进，他们的建构伴随着僵硬的身躯走向死亡。
　　呜呼！为文则必不能用于政，为政则必不能治于文，由来如是乎
　
　　孔子与三立观的嬗变　　
　　“立德、立言、立功”，是古人们追求理想的三重境界。然而这个理想在春秋时期已变得模糊起来。德、言、功的基本内涵究竟是什么，在“春秋无义战”的年代，恐怕除了军功，已经不会留下点别的什么了。是孔子挽救了传统理想的覆灭，是孔子赋予了传统理想新的生机，完成了中华民族文明传承的伟大壮举。
　　立德，这首先是孔子看来第一等的大事。孔子以其博大的智慧和空前的勇气，破解了这个恐怕连尧舜也未曾仔细琢磨过的严肃的课题。他把“德”具体分为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认为这五个方面，才是道德的基本内容，人类社会秩序的承传和演进，就是以这个为主线的道德传承过程。这条主线，成为孔子儒家思想安身立命的灵魂与核心。
　　孔子的这个总结与发现，在礼崩乐坏、战乱不已的春秋社会中，拯救了中国道德的沉沦与覆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贡献。这个道德的基本概括、细化分类的规定，这个道德的衡量尺度的确立，是开天辟地的，划时代的，立千古之法。它是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统一宗教信仰的大国而仍然能够形成坚不可摧的凝聚人心的灵魂所在，是我们民族道德的最完备、最全面、最权威的注释。
　　尧舜可以扶犁耕作三年而止衅，但这只是可以意会和效仿的标本，但不能得出“德”的内涵之外的具体的理论表现。有其形而无其理，不能称之为最高境界。只能说尧舜是“德”的示范者、启蒙者。而真正使“德”成为一种自觉的、内心启发式的、清晰可见的、可以具体操作的规范，可以在具体中大批量地复制的模式，这个工作是由孔子来完成的。
　　立言，在孔子看来，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并不是任何人的言论都是可以称之为“言”的。
　　过去的“言”，只有帝王们的官方所立，内容和形式是单一的。而孔子认为，官方之言已不足以教化子民以守其志，应当通过各种方式的“言”去规范臣民百姓的行为，才是有效的。
　　孔子认为，立“言”的形式和内容很多，至少可以通过三条途径去实现。一是以文为言。即通过富有文采的文学形式去表现“言”的内容；二是以史为言。即通过对现实人物或事件进行词义上的褒贬以表明立场观点。孔子的这一提倡私著史书，褒贬人物的思想，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大胆的举动，打破了朝廷修史对评价历史的垄断，他提出的历史评价之“言”，成为对历史演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成为对史学界史论观的重要补充；三是以哲为言。即通过对朴素哲学思想的研究，从中寻找人们不合社会发展的行为规范的根源和拯救人类社会的方法，为儒学理论奠定哲学上的基础。
　　于是，在官方的“言”之外，他录《诗》、著《春秋》(鲁史)、编《易》。虽然诸多内容至今还有争议，但至少孔子对官方的“诗三百”，根据自己的理解与现实及道德观的要求，进行了有重点的节删和编辑；对鲁史进行了有理义的修订，对天理兴替规律总结的《易》进行了修订，使它们成为孔学思想的代表之言。可以说，孔子不只是兴办私学的第一人，而且是著书立言的第一人，带动了全社会著书立言之风气，产生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大发展，开了老子《道德经》及诸子百家纷纭的私书立言建派之风。
　　孔子的立言是有原则的。他提倡立公言而废私言。凡于世无补，于教化无关，于救民无益之言，一概不录。其言虽严肃的如同苦行僧一般，但其昂昂之志，堂堂之威，率率其心，引得四方学子争相来游学，更有弟子们心仪地为其著有《论语》以述其心，以彰其言。
　　立功，可以说是古时候人们能够做的唯一一件事了，而且是可以速成为、上升为中心人物的一条捷径。然而，功的用途和范围被压缩的只剩下军功这一块天地，让那些热血沸腾的人们互相倾轧、生死相搏了。孔子却以自己的视角，在令人窒息的撕杀中，得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立功的渠道很多。“礼、乐、御、射、书、数”皆可立功。他把这称之为“六艺”，专门在他的私塾里开设了这六门功课，教授给每个想有一番作为的弟子们。他认为“六艺”是立功的基础，有了“六艺”可以在每个领域，任何时间，实现立功的愿望，不必仅凭蛮力一刀一枪地拼搏沙场。他认为以乐为功，可胜于庙堂，以礼为功，可胜于征战，以御为功，可胜于沙场，以射为功，可胜于攻伐，以数为功，可胜于筹划，以书为功，可胜于言辩……。
　　他的立功方式多样化的观点，为天下的士子们开辟了求取功名的多种途径和实现方式，完成了一个对“功”的概念内涵的新认知，构建了一个新的建功体系和领域，是上古中国至周朝以来，一次“功”的理论上的革命性发展，开辟了时代需要与理论发展的新飞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此在中国产生了一个专门以读书求取功名的知识阶层，奔走于各个王朝的庭堂之间，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恐怕是连老夫子做梦也都没有想到的吧。
　　孔子三立观的形成，构成了孔子思想的价值体系、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是中国传统道德构建之父，是中国传统社会理论创造之父，是中国知识阶层开辟之父。
　　这是孔子对于我们历史伟大的创举和贡献。它使一种理念成为千年王朝更替而始终不渝的灵魂，使一种思想成为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纽带，使一种方法成为一个历史现象，在历史长河中闪烁着不熄的光彩。它把孔子的思想推向一个历史的颠端，也把孔子推向世界的前沿。

　　人才的断想
　　（一）
　　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灿若繁星的时代。人才在这个特定的年代，演绎着一幕幕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剧，不断地调整和改变着中国历史的趋势和方向。人才，是春秋战国上至君王，下至寒士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人才们身上一段又一段传奇般的经历，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先秦人才观充满朝气与活力的个性。
　　包容，是春秋战国时期人才使用上高度灵活的应用形式。人才似乎永远都受到君主们的关注和青睐，只要人才出现的地方，就会被方方面面不遗余力地猎取，不论人才是在友邦还是在敌国，不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不论是贵族还是奴隶，不论是健壮的还是残疾的，也不论是男是女，操何种方言。因而人才奔走在各国之间，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成为人才流动最早的热潮。
　　多样，是春秋战国时期人才选择实践上的务实尚用的用人标准。无论是往来的经商者还是冶铁的工匠们，无论是治国之才还是雕虫小技，无论是搞水利的还是搞财会的，都可以进入君主们的视野，显示自己的才干与本领，绝不用一个标准划杠杠，也不嫌人才扎堆聚集，白吃白喝白拿银子，甚至悄悄地挤眉弄眼，讲君主的坏话。难怪人才们个个都跃跃欲试，待价而沽。
　　开放，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理论诞生的社会氛围。人才就是人才，就是有些与众不同。有的偏爱“售于帝王家”，有的却喜欢钻在屋子里搞学问，而且还召集一大批人宣扬他的理论、推广他的理论，甚至出现孔子那样周游列国时带着一大批信徒，数百人浩浩荡荡地行进，弄得各国君主们都惴惴不安地关注着他的动向。幸好老夫子的那套谁也不买帐，因为谁听了他的仁爱理论，那肯定是虎视耽耽的大国口下可怜的羔羊。
　　象这样成名成家的学究们也还有许多，但都没有被君主们关了禁闭，或者干脆定他个罪名，一杀了之。
　　这个时代，是铁与血的年代，也是思与言的年代，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最早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是人才观最为开放的时代。　　（二）
　　秦皇汉武的横空出世，使中国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也使人才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秦帝国的确立，在政体上实现了国家政治体制上的革命性变革，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完善，为新的国家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这个体制十分的完备，朝代更替了2000余年，这个体制的根基始终未受到动摇。
　　汉朝的建立，雄才大略的武帝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把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定为国策，世代相承。在文化体制上，实现了思想上的空前统一，为政治统一的国家奠定了统一的文化理念。
　　秦皇汉武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两个空前的统一举措，造就了中国社会两千年来虽朝代更替而始终不变的内核。
　　尤其是汉朝新的文化体制的建立，彻底改变了先秦的人才观念，儒家思想成为人才唯一的衡量尺度，人才观由多元走向单一，由开放走向内敛，由革新走向保守。
　　人才的最大雇主——君王们——对人才的定义和需求，把从政规定为人才的唯一出路，不容许人才观有超出儒家教义的地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重学轻用，重德轻为的思想，成为人才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理念。
　　这种人才理念的导向是政治生活层面，它引导人们关注国家政治及内心的修养与教化，而不是去关注农、工、商、经济的研究，它为人才划定了一条单行道，扼杀了一切新生人才观念萌发的机会，把人才发展理念引向一条死胡同。造成了两千年来，国家政治人才有余而经济类、科技类人才偏少的人才结构失衡的问题。导致了经济这个社会稳定的根本问题长期解决不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爆发一次朝代更替，重新恢复到旧的平衡上重新开始，而不是新的阶级和思想的诞生。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就在这种重政、轻农、工、商的畸形的政治稳定中，踉踉跄跄地前行着。
　　这种人才观还导致了人才功能的严重弱化和人才理论与实践的分道扬镳，导致了人才观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窒息和泯灭，长期未能在人才观的理论观念上有新的改观。人才的行业之间，人才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生产、经济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
　　尤为可悲的是，帝王们对于用儒家思想造就起来的人才，在骨子里并不是十分的放心和大胆的使用，而是想方设法予以控制的问题。并不是把人才当作统治集团中最先进的思想的代表者来看待和重视，而是做为一种危险的阶层来加以防范。
　　这是两千年来，人才观最为可悲的地方。也是两千年来，人才们最为可悲的地方。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晚清龚自珍这悲愤的呼喊，深深地表明，封建君王们的人才观念，已走到了一个无法逃出的死胡同，已走到了它的尽头。清王朝的最终灭亡，两千年帝制的终结，就是这种千古不变的人才观最好的验证。　　
　　（三）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与其说是人间万象的生动写照，不如说是古代人才观念的深刻揭示。
　　一部《水浒》，比任何一本教科书对古代人才观的批判带来的冲击都那么鲜明与生动，给人的思考都那么丰富与形象。
　　它通篇充满了对两千年封建历史人才观念的全面反思与叛逆。从它的字里行间，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才存在于平民百姓之中，从平民百姓中崛起的人才具有巨大的能量与威力，任何人也小看不得；百姓中的人才是各式各样的，并非读过孔圣人之书的人才是人才；人才用的好则为良臣，用不好则为贼寇；把百姓中的人才排除在外，则没有真正的人才可言，也不会有真正的太平可言。
　　一部《西游记》，以充满活力与乐观的心态，展现了一幅反抗旧的人才观念，呼唤新的人才思想的理想。
　　它借助孙悟空这个被玉皇大帝排除在天庭之外、被视为妖猴的神通，藐视权贵们的人才观，向统治者的人才观发出了挑战，嘲笑了那些玉帝天王的霸道与愚昧，嘲笑了那些道貌岸然的神仙们光环遮掩下的虚伪与腐朽，嘲笑了那些曾在天上作威作福的天蓬元帅、卷帘大将和龙子龙孙们的无能与平庸，显示了真正人才可贵的精神和诚实善良的品质。他没有什么裙带关系，没有献媚的本事，也没有偷奸耍滑的恶习，有的只是坚韧的毅力和战胜一切的勇气。正是妖猴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每一次遇险遇难中的中流砥柱，才是取经事业成功的有力保障。他的能力的光芒，是天王老子们想压也压不住的。
　　一部《红楼梦》，那更是发了男女平等的女性人才观的第一声。
　　大观园中那一个个婀娜的女子们，不仅是模样长的好看，做诗、论画、参禅、悟道、操持家道、经营借贷，无一不比园子外面庙堂里面的达官贵人们强。就连王熙凤那套“嘴上抹蜜糖，脚底使绊子”的权术，贾政、贾赦这些大老爷们一辈子怕也学不到那样的老道。要不，怎么会落得个满门查抄的下场呢。
　　至于那《三国演义》，就更不用说了。那里边简直就是君王们的人才观的集中展览了。有什么样的人才观，就有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人才，就有什么样的政权形式。
　　老辈人常讲，“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看来是颇有些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