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十年都没有回故乡了，很想念故乡浓荫蔽地的村巷和村头那株芳香无比的歪脖子绒线花树，还有村外的那方小小的荡漾着碧波的涝池。当然，也有刻骨的屈辱以及那个伤害了我自尊的张军旗那丑恶的嘴脸。那丑恶的嘴脸至今还令我不寒而栗，他使我回故乡的日程一再向后延迟。去年春节前，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我不得不回故乡一趟，于是，便利用年节前有限的时间，独自开车回了故乡。
　　 我的故乡是渭北旱原上的一个小小的村落。我一边寻找着记忆里的梧桐、苦楝、小树林、还有那座建在村头的古老的西头庙，一边暗暗祈求，千万不要遇到那张丑恶的嘴脸。可是，记忆里的村落已经荒废了，村道里满是荒草和堆堆瓦砾。而在老村庄的南面，却出现了一个铺着水泥的整洁的美丽的村庄，家家的房屋都是砖混结构的气魄而时尚的院落，我感到非常失落。而那张令我厌恶的丑恶的嘴脸却不期而遇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村子里都是老人和小孩。小孩子没有一个熟识的，那些老人也没有了记忆中的形象。可是，那些老人却都认识我。他们都说我没有变，还能说出我小时候的许多事情，虽然已经整整二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了。我把车停在村口，在村道里随意地走着看着聊着。
　　 那个丑恶的嘴脸的主人比我大不了多少，至多有五十来岁，还不属于居家享受的年龄。我推测，他肯定也和其他中年人一样，去了南方或者其他地方打工赚钱去了，心里就感到非常敞亮。但当我走到村东头的时候，我却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嘴脸，我不仅打了个冷颤。恐惧迅速从心底散发开来，很快占据了我的亿万个细胞和毛孔。我不得不停住脚步，强迫自己做了个深呼吸，镇定了一下情绪。
　　 那年那月的那个恐惧的场景瞬间便闪现在了我的眼前。
　　 二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还在上小学三年级。
　　 我们的语文和数学老师是大队支书张万民的独生儿子张军旗。
　　 那时候，生产队分粮分钱用的都是用劳动力积攒的工分换取。我家七口人，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一年到头不仅分不到一分钱，还要给生产队倒找许多钱。在三年级开学的时候，父母竟然不能为我筹集到两块五毛钱的学费，我还被学校劝退了一次，害的奶奶想办法迈着小脚为我借了学费，才让继续我上了学。到了三年级，同学们开始陆续用钢笔了，谁再用铅笔就成了被大家取笑的对象了。我知道爸爸没有钱为我买钢笔，向他要只是白要，弄不好还会被爸爸狠骂一顿的。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没有墨水，我就向妈妈要了五分钱，专门利用周末去了公社供销社买了一块墨锭，回家找了一个废旧的墨水瓶，用凉水泡了，化开做墨水用。没有笔，我就用扫帚上的细竹竿削尖了蘸自制的墨水写字。但太粗，不美观，我放弃了。我又想用父亲的蘸笔，但怕父亲打骂，就从妈妈的小梳妆盒里寻找被父亲废弃的蘸笔头，用细绳绑在细竹子捎上，蘸着自制的墨水写字，这一下子就解决了我没有钢笔的问题。我做的蘸笔虽然能写字了，但毕竟很简陋，我还是非常羡慕别的同学手里的精美的钢笔的。他们写完了字，把乌黑发亮的笔帽一拧，装进书包里，不用端墨水瓶，更不会染脏手指，写的字也漂亮。能够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钢笔就成了我的梦想。
　　 一天早晨，语文课上，张军旗让我们用“羡慕”造句，我自然而然地写出了这个句子，“我羡慕别的同学有一只好钢笔。”我对这个句子很满意，满以为能够得到老师的表扬，但谁知道，张军旗竟然让我站在讲台上，组织全班同学批判我。他说，我是资产阶级小走资派。他不仅要求全班同学高呼“打倒小资产阶级走资派李刚强！”还强迫我也必须高声呼喊“打到小资产阶级走资派李刚强！”
　　 我不敢看大家。我知道我没有错，所以，我坚决不喊。
　　 他狠狠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踢了我一脚。那是怎么的一个耳光啊，我只感觉到脸上火辣辣地一痛，眼前金星闪烁，继而就是头晕目眩。那是怎么的一脚啊，我肚子一痛，一屁股就撞在了墙上，坐在了地上，脑袋狠狠地撞在了砖墙上。我浑身一凉，紧接着，伴随着遥远天际悦耳的音乐声，我晕了过去。
　　 也许正是我的晕眩才救了我。我刚刚醒转，他就又狠狠地踢了一下我的屁股，骂道：“小走资派，滚回你的座位吧。”我这才在同学们异样的目光中，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恨恨地望了一眼张军旗那张更加狰狞和愤恨的丑陋的脸。我羞愧，倔强地回到了我的座位。
　　 那天放学后，我故意藏在学校外的一个墙角后面，手里拿着一块胶泥土疙瘩，等待着张军旗的到来。说实话，我曾试图拿砖块扔他的，但我怕把他砸死或者砸残了，就换了木棍。但又觉得木棍太轻，不足以砸痛他，就又换成了胶泥土疙瘩。它一是轻，二是一砸到人身上就会碎掉，不会造成大的伤害。可是，我等了好久都没有等到他，就只好悻悻作罢，向回走去。
　　 但当我走在巷道里的时候，我发现许多人三三两两分别聚拢在村道边高大的梧桐树旁看着什么，议论着什么。我忙向人群凑近。
　　 “看他李卫国还能不能？整天搞红薯下蛋一亩一万的实验，还不请示支书张万民，把支书张万民扔在了一边。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我看他张不下几天了，张支书正组织人去公社告他呢，他很快就要被公社治安办帮了示众了。”一位瘦高小眼的群众幸灾乐祸地道。
　　 李卫国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因为搞红薯下蛋实验，使我们生产队的群众第一次远离了饥饿，扔掉了要饭棍。听着他们在议论我父亲的“罪行”，我不觉浑身发冷。我在公社剧院看到过治安办的民兵绑人的情景。他们把“罪犯”的双臂背起来，用细绳狠狠地绑起来，再用膝盖狠狠地在“罪犯”腰上一顶，“罪犯”就额头冒汗，深弯了腰，凄惨地大喊着，被民兵吊起来。我似乎觉得我爸爸已经被民兵捆绑起来了，我嘶地一声吸了口冷气，赶紧转身离去。
　　 我恐惧地低头走着，突然，三个调皮的孩子跑到我跟前，用树枝狠狠地打了我一下，就又跑了开去。他们望着我愤怒的眼睛，拍着手嘲笑道：“爸爸和儿子，一对走资派。儿子台前站，爸爸树上现，丢人又现眼，不如去上吊……”
　　 我彻底丧了气，躲避着他们扔来的土块，向家里走去。当走到家门口时，才从自家门口的树上杆上，看到了那幅代表着我爸爸的头像。那是一幅用毛笔画的丑陋的人头像，上面还打了大大的黑色的叉。下面写着：打倒顽固的走资派李卫国。
　　 于是，我逃也似地跑回了家。
　　 当我慌慌张张地跑到父母房门口时，听见母亲叹息的声音：“娃他爸，你还是去沙苑大舅家避一避风头吧。张万民那些村里的当权派太残忍了，简直就是虎狼啊。我真怕你会像王财老汉那样，让你站在桌子上，再踢一脚，从桌子上掉下来。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娃娃可咋办啊！”
　　 爸爸也叹了一口，似乎又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紧接着才是他往日坚毅的声音：“怕什么？我和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国民党的逃兵，而我是为群众办实事的基层干部，共产党员。我相信党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相信大多数人的良心。”
　　 妈妈带着哭腔，颤抖着声音道：“你还在犟！到底是是要吃犟亏的。”
　　 我懵了，怕爸爸妈妈知道了我的遭遇后会更加伤心，就悄悄地退到了门口。但我的脚步声还是被妈妈听见了，她好像就根本不知道爸爸出了什么事情，像往常一样喜悦地喊道：“刚刚，你回来了。赶快洗手，洗了手吃饭。”
　　 我只好装作没事的样子，吃了饭。然后就又背了书包，硬着头皮向地狱一般的学校慢腾腾地挪去。
　　 不过，倔强的我并没有因为对张军旗的恐惧和愤恨而厌恶学习，反而是更加喜欢学习了。我要让他看看，即使没有钢笔和雪白的笔记本，我也能考出好成绩来。我要用我的好成绩气死他。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怀着极度的恐惧等待着爸爸被公社治安办批判，也怀着极度的羞愧、自卑与骄傲忍受着每天面对张军旗那张极其丑陋的嘴脸苦度着日月。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在煎熬中慢慢消失了，爸爸依然还是担任着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公社的干部下乡时，依然会到我们家吃午饭，他们对我爸爸还依然是那么地亲切和温和。我的担忧和恐惧也终于一点点消失了。
　　 后来，我在睡梦中听到我爸爸对我妈妈说：“张万民以为公社赵书记会相信他的话的，可他哪里知道，赵书记还是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的。他在接到张万民对我的举报信的那天下午，就派了公安员秘密来到咱们村走访了群众。第二天，我去公社开会，赵书记还专门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开导我，说我是一位让组织和群众百分之百放心的干部。他还动员我让我担任大队长呢……”
　　 听到我爸和我妈说话的第三天，我爸就被公社任命为了我们大队的大队长。我终于又挺直了腰杆。但对张军旗丑陋的嘴脸的恐惧却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心底。
　　 三
　　 现在，张军旗就靠坐在墙角下晒着太阳。他穿着黑色的满是灰尘的旧棉衣，袖着手，半睁着灰暗的眼睛，无神地望着虚空。看着他落寞沉沦的样子，我的恐惧和愤恨一瞬间便消退了，代之的只有同情和怜悯。
　　 他也许没有认出我，他只是木然地望了我一眼，就又木然地望着虚空，紧了紧两个袖口，挪了挪屁股，结结实实地靠在墙上，舒舒服服地晒起了太阳。
　　 我悄然地转过身，走向了我的车。在我的车旁，我向我家原来的邻居——霞姨打听了张军旗的情况。
　　 原来，他从小就养成了懒散好吃的习惯，虽然因为他当支书的爸爸安排他当了民办教师，但因为不思进取，不几年就被学校辞退了。他被辞退的那年，刚好是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可他已经养成了懒散、偏激、好斗的性格，因而，不喜欢老老实实地种地，就投机取巧，学着养鸡、养猪、种蘑菇。可是，这些事情，哪一件不要科学知识和勤劳啊。于是，土地荒芜了，投资也都打了水漂。他也尝试着给别人打过工，但他偏激好斗的性格很快就让老板和工友对他厌恶透顶，没人再敢聘用他了。他终于成了农村人眼里的二流子。
　　 好在，那时候他爸爸还在，虽然不再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了，但多年担任村干部的人脉还在。冲着他爸爸的老脸，他终于娶了邻村的一位长得有点磕碜的高中毕业生做了老婆。
　　 他老婆很能干，家里地里的活全靠她在干。人也很贤惠，从来不嫌他懒，她看中的就是他的英俊美貌。她愿意给他当牛做马。一年后，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按说，这是多么理想的美好婚姻啊，可他偏偏就是不知足，愣是嫌她长得不好看，就偷偷地和街上的一位女裁缝混在一起，还经常打骂他老婆。
　　 他老婆终于受不了了，在他儿子七岁那年和他离婚了。
　　 离婚不到一年，他爸爸也被他气死了。
　　 他爸爸死后，儿子就被他前妻领走了。
　　 从那时候起，他彻底沦落了，消沉了，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唉！害人害己啊。”我听后暗暗摇了摇头，开车离开了家乡。
　　
　　 2014年7月25日于草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