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生长的艺术之树
　　 ———读高鸿中篇小说《女社员宋桂花》
　　 杨柳岸
　　
　　 和高鸿的上一篇中篇小说《父亲的爱情》是节选自他的长篇小说《农民父亲》一样，他的这篇中篇小说《女社员宋桂花》(载《延安文学》2014年第三期)，仍然节选自他的这部厚重的长篇小说《农民父亲》，并且在情节上是保持连贯的。父亲生命中第一个女人大翠，在我们一家逃难之初就逝去了，而第二个女人，就是这个“女社员宋桂花”。我们一家老小逃难途经一个叫大庄刘的村子，遇到这个女人宋桂花。她是个年龄正三十岁的寡妇，她曾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前夫因为她的风流放荡而遗弃了她，其实她是个很正派的女人，被丈夫冤枉遗弃后一个人生活。正如俗语说的，寡妇门前是非多，而她本人心性也风流多情，于是，“大刘庄最漂亮的女人宋桂花用媚眼向男人吹响了不做淑女的号角。”当然，她“也是有选择的，不是谁来都可以和她上炕的。”他们村的男人们为了向她献殷勤，竞相给她偷偷地送粮食、吃的东西，在那个以粮食为生命的年代，当然粮食与能吃的东西就是最宝贵的。所以，这个宋桂花，便在那个特别缺乏粮食缺乏吃的东西的年代，却有了个准外号：大刘庄的“粮仓”。可以说，宋桂花以色相换吃的，有着诸多的因素，是特殊年代里的人情世态，不是某一简单的伦理道德话语所能概括的。对丈夫忠诚却被冤枉而遗弃，作为“村里最漂亮的女人”的她，自然有权利更自主地利用她的色相。但是，她却是个用情专一的女人，她痴情地爱上他们村上年轻的支书，与其有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是这爱情以悲剧结束。
　　 漂亮的女人宋桂花，也是个善良的、有情有义的女人，后来当她得知曾经的情人、那个年轻的支书病逝后，还冒着巨大的压力去为他送葬。当她见到“我”父亲一家老小逃难而来，热心地帮父亲一家人安排住处，准备吃的，她这个“粮仓”有了一次行善的机会，可以说无意间救了一家人的命。在帮助父亲一家人的过程中，可以说宋桂花也渐渐地在心里融入了这个外来的家庭里。这一家人在逃难，而她宋桂花何尝不是在逃难呢？她的心早已在逃难了，在人世间逃难。如今她看到父亲一家人，她有同是天涯伦落人的感觉，她也有找到家的感觉。她和“我”父亲逐渐产生了感情，产生了一段离奇的爱情。这爱情之所以离奇，就是因为它是在共患难中产生的，她也跟着他去乞讨，共同经历着苦难而相濡以沫的生活。在这里，生存之艰难与爱情之奇美，形成了正比。物质之缺乏，却正成全了爱情的纯洁。可是，她的这段爱情，却也要以悲剧结束。“我”奶奶认为宋桂花有克夫之命，这克夫之命有多条实证，不愿意接受宋桂花为她的第二任儿媳，她带着全家偷偷地离开了，继续向西边逃难。但宋桂花早已觉察到他们一家要离开，便也暗暗地跟着他们一家人，因为她对父亲的感情，也因为她在心里早已认为自己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了。于是，一家老小在前面逃难，后面还有一个女人在暗暗跟随着也在逃难。前面一家人相互还有个照应体贴，而后面的她就只能形单影只，该是何等孤苦伶仃！而前面一家人终于到达了陕北某村子定居下来，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后来父亲也娶妻生子。有一次父亲到县城给母亲买药，在路遇到一个乞丐一样的女人饿得走不动了。当年父亲当乞丐时的经历让他很同情乞丐，他拿出自己的干粮给她，当他看清她的面容时，才认出她就是当年的宋桂花。之后他才得知事情的真相。父亲想不到一个女人的痴情竟然会使她做出这样难以想象的事情！而她也终于再次见到他了，而他已经有了女人了，“我”和姐姐也出生了，那么她应该怎么办呢？父亲安排她到村上一孔窑洞住下了。可是他和她当年的旧情难泯，事实上他和她确实藕断丝连，关系不明不白。上一辈的恩怨使得小小的“我”有两个娘。于是上一辈特殊的三角关系所引发的矛盾也曾弄得沸沸扬扬，在“我”童年记忆里留下了复杂的人世记忆。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当“我”母亲和桂花娘弄矛盾时，“我”奶奶找桂花有一次对话，奶奶开门见山对她说：“要奄说，你如果真的喜欢她就离她远点。”两个女人，一老一年轻，一个因为母爱，一个因为情爱，她们为争夺一个男人而较量，奶奶还下跪而求。感情与伦理道德，这似乎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人世间世世代代演绎着大同小异的戏剧。奶奶年事高阅世久，她似乎代表着传统的家庭的伦理道德，而感情纯真的宋桂花似乎代表着新生，这让“我”父亲何去何从？小说的结尾是悲剧性的，两个女人，“我”母亲与宋桂花，相继病逝。如果宋桂花的感情是一团火，那么这团火熄灭了。想必这两个女人的坟相距不会太远。才女艾米丽·勃朗特唯一的长篇小谙《呼啸山庄》的结尾：“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么平静的坟里面，却有着如此不平静的睡眠。”想必宋桂花是会有着不平静的睡眠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如果说父亲这个人物形象和他的一生的经历是贯穿长篇小说《农民父亲》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故事情节，那么父亲一生经历的几个女人便是这部长篇小说不同章节的中心人物。如此每一个章节便是以一个女人形象为中心的。这种长篇小说描写人物的结构方法，和《水浒传》描写英雄好汉的方法有些相似之处：长线串珠，依次亮相，最终那一个个英雄好汉相聚于水泊梁山。而《农民父亲》里的几个女人相继在父亲的生命长河里亮相，最后她们会在“我”的家谱里“团圆”，在“我”的笔下重生。我这里将女人同山东大汉相比拟，似有不妥，却也不无道理：首先，恰好这前两个女人，大翠和宋桂花，都是山东人，是当年梁山好汉的“乡党”；其次，当下不是流行一个词“女汉子”吗？想想大翠和宋桂花她们的生命风采，她们的所做所为，同样是生命中的英雄壮举。在这篇小说中，“我”母亲这个人物形象，着墨不多，却也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是贤妻良母型女人，是女人中沉默的大多数。小说中她是“配角”，这篇小说的主要任务不是写她。每个生命都是奇迹，都有其动人心魄的人性内容，每个人都是一部长篇小说，问题只是你是否具备那双神奇的眼睛。我以为，作者下一部从长篇小说节选下来的小说中，不妨就以她为主角，能从她“平凡”的表像下写出“不平凡”的丰富的人性信息来。一部有生命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永远是未完成式。一般情况下作品期待每一个读者去最后完成这部作品，读者再创造。可以说，作者也是其作品的读者，可能是其作品最认真最在意的读者。作者在读他的作品时，产生了改写它完善它的冲动，这实际也是续写其“没有完成的作品”。我进而建议，作家高鸿不妨就这么把原来的长篇小说《农民父亲》节选改编下去，把一部长篇小说化整为零，重新改写一遍。如果有必要，可以把每一个主要人物都可以改写成一部单独的小说，或长或短，即使把“局部”改写得长度字数篇幅超过原来的长篇小说，也无妨。一篇作品的容量多少，不应该按字数篇幅来定。不断地改写，艺术灵感不断地在作者头脑里生长，那些所谓的改写，其实是往深写，往细写，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去写更接近艺术的本质。这些节选改编的以“我”的父亲为中心的家族史中篇或短篇小说，合起来实质上是一部长篇小说。想想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几乎所有作品就是如此。用一部小说来奠基全部小说，这是一种创作雄心，也是一种艺术境界。高鸿笔下的父亲家族史，是不断生长的树，枝枝叶叶，生生不息，如同取之不尽的泉水，是够他写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