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记着大爷、大奶。
　　 大爷、大奶是在公元一九七四年离开我们那穷山村的。当时，他们的离开令三里五村的人议论了很久，羡慕了很久；那是因为他们当团长的儿子把他们带走随军了，让他们进城市享福去了。
　　 大爷个子不高，下巴留撮白胡子，生气动怒时胡子会一翘一翘的；大爷，实际我们应该叫大爷爷；大奶，实际应该叫大奶奶；因为叫着方便，又显得亲切，他们两位也喜欢这么叫，我们张姓的孙子辈就一直这么叫着他们。大奶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位衣着干净得体，面目慈善可亲，又白又漂亮的小脚女人。
　　 那时侯，大爷在村里的工作是种菜。村里有一个大菜园，他就管着那个大莱园，供应全村一、二百口人吃菜。他很会种菜，种的全村人吃不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很敬重他。那时是人民公社年代，现在的村那时叫生产大队，我们的村是小村，小村叫生产小队。那时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每年都要评模范，大爷每年都是模范，村里人送他外号叫“老模”，他这个“老模”没出席过高规格的劳模会，最高是生产大队级的。
　　 他的菜园里种有黄瓜、菜瓜、西红柿，这几样菜对那时还是孩子的我和小伙伴们很有诱惑力，你去问他要着吃他是不会给你吃的，他把生产队的东西看的同命一样。明着吃不到孩子们只有去偷，孩子们偷瓜、偷枣的行为，村里有句俗语叫：“偷瓜不算贼，逮着打一锤，”这俗语助长了我和同伴们偷瓜的欲望。
　　 夏日的正午，炎热而又漫长。在水库游了泳的孩子们经过长时间水中运动，吃的午饭都化作能量在水中消耗掉了，因而又饥又渴，看着菜园里的瓜果，个个馋涎欲滴，于是开始了偷瓜行动。孩子们偷瓜行动并不高明，也只是由两个大孩子去同大爷唠闲话，其他孩子爬进瓜地里，不管生的熟的，拽多少是多少。怎么把战利品从瓜地拖出来呢？一个孩子脱掉裤子，把裤腿一扎，瓜就装到裤子里，慢慢地拖出瓜地。得手后，大伙找一僻净地，兴高采烈地美餐一顿。
　　 大爷的儿子我叫大叔，大叔自四八年参军南下后，很少回过老家。我是在五八年见过他一次，那时的他穿一身毕挺的军装，肩上扛着金灿灿的肩章，腰间挎着手枪，威风凛凛。大叔是大爷、大奶的骄傲，也是我们张姓人的骄傲，我从小就崇拜他。
　　 大叔在一九七四年又回到村里，那个时侯他升任团长。我那时已是娶了老婆的大汉子了，在生产队当会计，是村子里的管事人。大叔回来了，我和村里的管事人都去他家去看他。他们的家在村子的最后，所谓家，就是在崖头下有两条土窑洞；那时我们村里人住的都是窑洞，就这窑洞还是先人们给遗留下的。
　　 大爷家的窑洞年代久远，洞顶有长长的裂缝，看着很吓人，害怕不知什么时侯会塌下来。我们见了大叔，大叔的脸绷的很紧，没有一点悦色，那脸色似说：你们就是这么照顾军属的么？不过那时也没办法，人民公社穷，生产队穷，家家穷，家家都如此。
　　 大叔长时间沒说话，最后只说他要把年近七十岁的两位老人随军，带到大城市去。
　　 进大城市？大爷、大奶并不想走。他们私下找到我，让我找大叔说说，让他们还是留在老家吧！我没敢给大叔说，七十年代，城市人生活优于农村好几倍，进城市，吃商品粮，那是多么求之不得的事呀！
　　 两位老人不愿意走，大叔让村里的老少爷们都做两位老人工作，老人架不住大伙劝说，流着眼泪答应下来。他们全家要走了，大叔问我生产队需要什么？我说最金贵的是化肥。大叔带我去了郑州，找他当了郑州市市长的老军长批了个条子，去郑州化肥厂买回了四吨化肥，这四吨化肥在那年秋季，为生产队增产了万斤粮食。
　　 他们全家要走了，大爷、大奶把家里的傢具，锅、碗、瓢、盆，认认真真地分成了份，全村人一家一份。这是大爷最后一次分东西，因为大爷种了一、二十年的菜，分菜、分东西他太在行了，他这次分的更仔细、更公平。
　　 他们上车要走了，村人对他们依依不舍，故土难离的滋味很不好受呀。大爷、大奶随儿子走了，去了大城市。
　　 在他们走了三、四年后，农村化肥紧张，村人又让我去城里找大叔，大叔那时已从部队转业，任一个城市的轻工业局长。我带着村里的重托，带着各家给大爷、大奶的农产品去了城里。
　　 大叔一家对老家人很热情，可大爷、大奶见了我却两眼泪汪汪的，似有无尽的话要说。几年不见，原本健康，红光满面的两位老人显得十分憔悴，一脸病容。大叔为了招待我，让大婶忙活了一桌酒莱，该吃饭了，大叔的儿子、姑娘都落座围了一桌；大爷、大奶却坐在一边，大婶给他们每人递上一碗饭一碗菜，让他们坐一边吃，我不理解，为什么不让老人坐桌一起吃呢？
　　 大叔一家都上班走了，两位老人向我诉开了苦。他们来城后，大婶和孩子们嫌他们不卫生，家里什么活也不让做，吃饭让他们单独吃，递什么吃什么，连他们的碗筷也不和全家人放一起。他们求我，让我给大叔说说，让他们回老家吧，老家的红薯、玉米也比城里的鱼、肉好吃。
　　 听了他们的话，我心情也很沉重，大叔是让二老来享福的，可老人觉不得幸福。大叔一家沒短老人吃喝，在七十年代能天天吃大米，吃大肉，该是上等生活了，老人过不习惯，纠结是在与大婶，与孙儿的感情上面了，这种事情我是没有能力解决的。
　　 大叔为我搞好化肥，我要走了。临走时，两位老人求我：“带我们走吧！”可我沒有办法呀！七、八十岁的老人带回去谁照顾呀？
　　 一年后，接到大叔发回村里的电报，两位老人病逝了。我和大爷近门的几个叔叔一同去了城里，去到后大叔悲痛地告诉我们：半年前，两位老人有病了，从那时起就住进了医院，先是大爷逝去，一星期后大奶也断了气，两位老人的丧事就办在一起了。
　　 大爷、大奶的葬礼办的很隆重，去火化场的汽车有几十辆。火化场在城市北郊一零七国道旁的一个山包上，当焚化炉的烟囱冒出缕缕蓝烟时，那蓝烟在我眼中变成了两位老人的面容，两人斥责我：“为什么不带我们回老家？”
　　 丧事办完后，大叔没让我们把老人的骨灰带回老家，大叔说是到适当时侯，他们一家会把骨灰送回故土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大叔沒把他父母的骨灰送回老家。他在两年前也去世了，他和他父母的骨灰永远留在了那座城市，他们的灵魂也永远留在了那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