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好！冯老师！去年的这个时候您在办退休，作为陕西文坛的最后一名专业作家，你在文坛耕耘了整整30年。我们常说，在中国当职业作家很艰难，当专业作家您感受如何？在您退休之后，有评论家直言陕西文坛后继乏人的局面让人忧心，您觉得呢？
　　 冯积岐：专业作家，是我们这个体制的特殊产物。当然，国外也有不少人从事专业创作，可是，他们没有在体制内，也不领工资。比如，威廉·福克纳，他其实也是专业写作，不过，他经营着自己的一个农场，有时候还开着拖拉机犁地。我是2000年从编辑岗位上下来做专业作家的。做专业作家以后最大的受益是，有了充裕的时间来写作。可是，这种体制，最容易使一些作家把自己放逐了，只是把作家当作一种职业，而没把写作作为一种事业，有些人到了这个岗位，并没有写出作品来。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不仅仅是职业。
　　 我并不担心陕西文坛后继无人，我更不赞成拔苗助长。作家不是某个学校某个机关培养的，每个时代都会涌现出属于那个时代的优秀作家的。作家不会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上来一茬子。好作家的出世，没有规律可言。
　　 记者：对于专业作家，以前作协会派一些任务，现在不怎么管写什么了，但还是有基本生活保障的，这是否也是您的作品自始至终很少面向市场的缘故？这种体制内写作，有没有遇到写作自由受限的情况，比如写了不让发表等。
　　 冯积岐：三十年来，无论是业余写作还是专业写作，我从来不关心市场，也不考虑读者的需求。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是有什么体验就写什么。如果看行情写作，最好去经商，不要搞写作。改革开放以来，写作环境是宽松的，只要在宪法框架内，不存在限制发表、出版的问题。
　　 记者：新作《漩涡》写的是明清湖广移民开发陕南的历史画卷，与以前的作品比，一下子把时间从文革推到了数百年前，少有地偏离了您对当代农村的叙事的传统。为什么会有此转变？新作在艺术架构上有哪些新探索和表达诉求？
　　 冯积岐：写作《漩涡》是我自己给自己出的一道难题。我出版了十部长篇小说，大都是写当下农民生活的。我想尝试一下，是不是可以把自己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放置于一部历史小说中？这种尝试是否成功，我也把握不准。不过，读了初稿的读者对《漩涡》评价还不错。在写法上，我改变了以往那种时空交错的写法，采取顺时序叙述，把将近二百年的历史分成三块，每一块抓住几个关键人物写，让人物动起来，活起来，把读者从时间中解放出来，只关注人物。我想传达的是：时代的漩涡，人生的漩涡，人性的漩涡是险恶的。尽管，暴政下产生暴民，暴民当政又实行暴政，但是，只要人人有一颗善心，努力创造文明，人生就会海阔天空，世界就会安宁畅亮。
　　 记者：写这部长篇小说，您把自己写进医院好几次，挂完吊瓶，又回到案头。您觉得值吗，是不是每部作品都这么卖命？您的动力从何而来？
　　 冯积岐：我写每一部长篇小说都会把自己放倒的，因为我的身体并不太好。有不少人像你这样问过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提问就等于问我为什么要吃饭要喝水一样。我说，我不写作就难受，就坐卧不宁。我到了这般年纪，还追逐什么名利呢？我说过，我的写作就是活着，活着就是写作。动力来自我患上了“文学病”，是绝症，如海明威所说，随着死亡，才能制止它。
　　 记者：陕西作家有个很好的传统，从柳青、路遥，到陈忠实、贾平凹，包括您都是体验生活式写作，甚至还有不少挂职过政府领导，这种方式的特别之处在哪里？政治对文艺的干预会否影响立场？
　　 冯积岐：我确实挂过职，在凤翔担任县委副书记。按理说，作家每天都在生活中生活，不需要刻意去体验。挂职起码让你对另外一种生活形态有了深入了解，积累了陌生领域内的人物形象。文学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欧洲一些作家和拉美的一些作家可以说热衷于政治，略萨还竞争过总统，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品的深度。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政治面貌只是他们的面具。一旦坐在桌子跟前，他的笔底下流过去的是一个真正作家的人文关怀，悲天怜人的情怀和一颗善心爱心的倾注。萨特、加谬的政治立场和作品的倾向并不是一回事。
　　 记者：文革的伤害被您写进了以前的作品，诸如《村子》、《大树底下》、《沉默的季节》、《逃离》等，从某种程度讲，可以说文革的苦难成就了您的写作。对此您怎么评价这个事情？
　　 冯积岐：文革是全民族的灾难，不只是对我个人的伤害。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历经文革是不幸中的有幸。作为个体来说，我把自己的苦难体验写出来，是情感所依，也是一种责任——后世人要记住，文革悲剧不能重演。
　　 记者：“还是回家当农民吧”这个问题曾经一直困扰着您，但是在红卫兵那个“高大上”形象的诱惑之下，您也有所动摇。在那个时候，这是现实与抉择，还是对时代洪流的妥协和辨识？
　　 冯积岐：我觉得文革十年，我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没有什么两样。没有理想，只有现实。能活下去是唯一的，抗争的最佳选择是自杀。我们村只有一千一百多人，文革中自杀了三个，都是我的同龄人，最小的只有十五岁。
　　 记者：作家应该如何去表达那段历史？最好的时机会在什么时候？
　　 冯积岐：最大限度把真相写出来，把自己的体验写出来。任何时候都是好时候。我相信，我们的民族会很理性的、深刻的、全面的反思自己的过失的。
　　 记者：对于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作家的写作，您有哪些观察和思考？
　　 冯积岐：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作家渐入老境，并非只是记忆淡漠、淡化，至关重要的是麻木，当受害者变为既得利益者之后，一些作家便沉浸于其中，自我抚摸，文革对个体已缺少剌激，也没有责任担当了。前苏联作家将二战题材写了五代，一代比一代有深度有广度。我们的变革题材远远没有开掘够。
　　 记者：多年之前就有评论家认为您是继贾平凹、陈忠实之后，陕籍作家的又一领军人物，且是下一位将引发世界瞩目的中国作家，对此您怎么看?有期待吗？
　　 冯积岐：也许，这只是关注我的好心人发出的一种声音。我只关心我的写作，其它的不关注。不过，我相信邵燕祥老师在给我的信中的那句话：“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有些作家退休了，作品也跟着退休了，有的作家死了，作品也跟着死了。而有些作家下世了，作品还活着，永远活着。有人认为我是被低估了的作家，文学史会给我重新定位的。我认为自己是个惨败者，常常很绝望，只期待写出更好的作品。
　　 记者：不过我常想，要是您不是陕西人，哪怕是中国其它的任何一个省的，可能您早就获得了中国文坛的那些“大奖”。可是如果是那样，失去属于自己的叙事场域，那又会怎样呢？是不是您的作品有与这些奖有不和谐的地方？
　　 冯积岐：当然，我也希望获“大奖”。获奖是对自己的承认，也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我从报纸上获悉，南方一个作家，获了一次“鲁奖”，一下子就进账六十万人民币，着实叫我羡慕。可是，我不是为获奖而写作。我不会奔着某个奖项去写作的。我的写作是倾听心灵吩咐的结果。没有获奖，只能说明我的作品不符合评奖标准。也许，还有其它因素吧。
　　 记者：作为一名作家，可以用文字将那些灾难转化为艺术，但作为一名“狗崽子”，丧失的自尊和尊严永远也无法挽回。就像另一位地主狗崽子对您说：“凡是要脸的都死了，凡是不要脸的都活下来了，咱也是属于不要脸的人。”然后您也得到了认同：我们都是清醒的。您觉得文革最应该反思的地方是什么？
　　 冯积岐：最应该反思的，一是文化浩劫，彻底颠覆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二是人性的扭曲。这种扭曲是很残酷的，我的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就是写文革中怎么把人性扭曲的。三是制度反思。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国家会有文革发生？为什么全民族沉默了？
　　 记者：谈谈你的评传，从《传记文学》连载的您的评传看，您对文革的态度是纠结的，有愧疚，有反省，似乎还有期待。但这个期待只限于写作吗？
　　 冯积岐：《评传》是作者给我写的一部个人生活史、心灵史、创作史和作品史。《评传》中，文革生活不可或缺。好的作家都是理想主义者，但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太大了。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写作。只有写作才使我的灵魂有所搁置。再无奢望。
　　 记者：“人的欲望像冬天里挑在标志着的火红柿子，时间一长就烂了，就显得很脏。”这是您在写作中对人性的反观，还是人性本身对作品的干预？
　　 冯积岐：人性有诸多难以克服的弱点。如果欲望失控，就会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狂奔，难免造成灾难。欲望是双刃剑，时刻要警惕。这是我对人生的透视的结果。
　　 记者：您最看重自己的哪部作品？为什么？请讲讲目前的生活状况？
　　 冯积岐：我最看重的是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逃离》、《粉碎》、《遍地温柔》。这些小说，把笔触深入到人性深处，以至人性中最隐秘的部分。这些小说在艺术上都有新的探索和追求，只是关注的人并不多罢了。同时，我很看重我的短篇小说，有媒体称为我“短篇王”。我发表了二百多个短篇，不仅数量多，如有人说，其中不乏一些经典的篇什。惋惜的是，只是发表了而已，一些读者很喜欢而已。我的生活状态依旧，只要身体好，除了读就是写。我已经不参加省作协的文学活动。我的心更加沉静了。我以为，一个作家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不是头衔，不是奖杯，而是作品。我在《石头河里的石头》一文中已经描述过：喧嚣过后，曾经很风流很嚣张的浮萍、柴草和垃圾被河水卷走了，只有石头河里的石头沉稳而谦恭地蹲守在河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