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的田野，在每一个醒来的清晨，魔术一样地变幻着多彩的赤橙黄绿，那份不动声色的热烈，把这一个季节的丰胰厚重，毫不保留地渲染涂抹。
　　 岁月更迭，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成熟着或看得见或摸不着的未来。
　　 老姑进城去不回来了，雷叔、丁叔还有张叔他们，演完了最后一场舞台剧《智取威虎山》，把系着红绸带的木制匣子枪留给了我，陆陆续续地回城去了。那一拨知青，只留下了两个女孩子，嫁给了九爷家的平叔和队长家的宽子。爷爷的东屋，少了年轻人竞相阅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书声琅琅，慢慢地冷清了下来。
　　 平叔那时候在胜利工区的兵工厂里造机枪，娶了能回城的知青也算了门当户对。宽子猴头八相、邋遢木讷，日久天长能不能拴住城里女子的心，便成了大湾人茶余饭后的担心。
　　 秋蝉抖动着弱不禁风的凉翼，煽动着闷热的烦躁，“知——了、知——了”地叫，它们知道秋高气爽的喜悦，已经时日不多，我却不晓得它们知不知道，来日方长里，霜雪的寒坚？
　　 第一批倒在“开镰”刀下的，自然还是西山满坡的红高粱——
　　 一般的高粱籽实，是留给大湾里猪马牛骡冬日里的精饲料；糜子穗猪倌拿来扎笤帚；糜子杆，奶奶们用来钉包饺子、包糯米团用的“盖帘儿”；高粱秸劈成四爿，捆扎爷爷他们晾干了的粉条；整棵的秸秆细麻绳连起来，是远销黄烟的外包装；再剩下的秸秆，就用来捆下一步割下的黄豆秧。
　　 精选出的红高粱，籽实圆润饱满，要留待冬闲时节酿酒。
　　 高粱的出酒率，比不过老玉米，大湾人却独独偏爱——老曲发酵的技艺，加上后山沟沟里富含锶的山泉水，混合着老井里的偏硅酸，便蒸馏出了大湾高粱酒的甘洌碧透，浑厚绵香。
　　 爷爷的四个大肚子酒罐，绿蔚蔚儿的空旷着，只余下了那一个满了灵芝、人参、鹿角的罐子底儿，凝固了一抔几近干涸的橙色玉液——那是雷叔他们临走时，几次酣畅淋漓的热血沸腾，留下的亏空，害得吃饭时的爷爷，总是咧着嘴摇着头，不舍地开了柜子，摸出珍藏了不知好久的“衡水老白干”……
　　 那一个周日的早晨，我背着前后挂在肩上的两个三斤“琉琉瓶儿”（玻璃瓶），跟着脚步蹒跚的二爷，去十五里外的“街集”（街音“该”，集音“鸡”，那时候集镇的土著叫法）给爷爷打酒——初中山路上的来来回回，磨练出了我的脚底板功夫。
　　 再过几个月，就满了十三岁的我，很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大湾晚秋的繁忙。
　　 老实巴交的二爷，从拖着晚清的大辫子时开始，就是大湾这片土地的“打头人”（带工的），庄稼院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彻底透支了这头老黄牛年迈的体力。
　　 上一年冬天，半路娶来的二奶奶，跟二爷商量着，要带两个“拖油瓶”叔叔，回老家庄河讨媳妇儿。清贫简朴了一辈子的二爷，迷离着红肿的双眼，漫天风雪里拖着根木棍，去大湾的山前岭后，跟这片虽然没能给自己留下多少财富，却实实在在地给了一家人温饱的土地道别。临了，二爷还是一个人留了下来——这把年纪，二爷不愿意做一个陌生的异乡人，二爷更舍不下这片比自己的老脸还更熟悉的土地！
　　 二爷的抉择，不知道是蝉不知雪的恐惧，还是叶落归根的眷恋？也许，该是二者兼而有之！
　　 我和二爷，在松花湖对面的“街集”买好了酒，坐船回来，开始爬湖岸边那座褐石嶙峋的大山。
　　 秋日的艳阳，灼烫着陡峭的山路，密不透风的灌木丛里，热浪蒸腾着我汗湿的背心，大山，却还只爬了一半不到：“歇一下吧。”二爷叫住我，摘下两个“琉琉瓶”，挂在自己肩上，顺手把一柄“牛蒡子”（大力子）的大叶片递给我当扇子摇。
　　 脚步甫出，几块叠起的碎石滑动，二爷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幸好有手里的那截木棍撑住了稳当。胸前的那只瓶子却是“叮”的一响，撞裂在了凸起的山石上。一阵酒香，随着破瓶子汩汩流出的美酒，飘散开去。
　　 我丢下“牛蒡子”，近前一步，急忙托下了二爷后背那只下滑的大“琉琉瓶”。前面的那只，残酒兀自喷洒，二爷捧着没撒手，忙不迭的把残缺了门牙的瘪嘴凑了过去——减小损失的急中生智！
　　 另一面的破洞，漏出的一小股美酒，刚好洒向了山石的浅凹，半满不满地荡漾着跃跃欲出：“奶奶滴，你等菜那，还不快喝？”——嗜酒如命的二爷急了，百忙之中没忘了催促愣住了的我——我这位木讷可爱的二爷，那一次的情急之下，居然弄出了一句几十年后小品一样的经典台词！
　　 我用一根结实的木棒，挑背起剩下的三斤白酒，回了家。二爷走一会儿，坐一会儿，天快黑了才到家——二爷把残酒喝迷糊了。
　　 后来，奶奶想起来就笑骂一顿：“两个没出息的家伙，啥菜没有，还喝了个烂醉……”
　　 秋蝉哀鸣着，终于销声匿迹在了大湾的风雪来临之前。大湾的人们，把小东沟口圆溜溜的场院，用一头粗的石磙子撵个溜平，等着冰封大地之后，在这里把金豆子、银稻米碾压脱粒——谓之“打场（音‘常’）”。
　　 骡马拉着石磙子，在铺好的豆荚秧上，逆时针地转着圈。石磙子一头粗，是为了滚动中毫不费力的围着场院兜圈圈。聋子爷爷留下的那种“连枷”，握在一大溜围在场边的棒劳力手里，悠悠荡起、奋力抽下。小半天后，这一场的金豆子，就在人合心、马合套的齐心协力下，黄橙橙的嘣进了麻袋里。
　　 那时候，大湾里的人，根本不知道能有一种叫“联合收割机”的铁家伙，在若干年后，会把他们从场院中的冗繁劳作解脱出来，但是他们知道文明的进步，靠的是一点一滴的人类智慧积累。于是，他们动手，把钢丝弯进厚木条，做成了效率精进的脚踏稻谷脱粒机——谁能说，这个土玩意，不是将来那个“铁家伙”的原始雏形？这一点，让勤劳的人们，与缩头缩尾不敢直面冰雪的“知——了”，有了天壤之别！
　　 奶奶的“槌棒石”，是大湾里的岳桦木做成的，日子的久远，让那块木质的“石”上，有了坚韧的铁色红晕。
　　 妈妈和新过门的老婶，把洗净的白被里儿，涂抹上淀粉糊再晾干，叠成方块在“槌棒石”上敲敲打打，缝制成的被子白白亮亮，看上去熨熨帖帖，盖在身上爽爽滑滑——妈妈后来说：这样浆洗的被里，耐脏好洗，就算盖坏了，也一样透透落落的洁净，不会被污渍。
　　 浆洗，浆洗，就是浆了后洗，洗完再浆——如今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对床上用品的清洁，终于变成了洗而不浆。浆洗，也就只剩下了一抹清爽的回忆。
　　 杀完年猪，奶奶把猪胰脏摘干净，揉进面碱（碳酸钠），在槌棒石上砸成年糕状，再揉成茶缸般粗细大小的园坨，慢慢阴干着，做成了“猪胰子”。那时候没有洗衣粉、洗发水，肥皂、香皂也稀缺的很，这些“猪胰子”，就是全家一年里洗脸、洗头、洗衣服的万能洗涤剂。
　　 奶奶做“猪胰子”的那天，妈妈和爸爸商量着做出了决定：我们家要搬出大湾，搬去山外一个有初中、高中，还有厂矿的大镇子去。
　　 这一回，奶奶没有阻拦。当初外面吃不饱，家里让爸爸和妈妈丢了工作回乡，奶奶认为是没有错的。如今看到城里的姑姑们家家日子过得宽裕，奶奶又认为这时走出大湾，也是有希望的选择——此一时，彼一时，都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在不停地“变”。
　　 就像秋蝉，如果不大着胆子走进寒冬体味霜雪，就永远不知道，生命在冬天里的别样绚丽，就永远听不见，春天的脚步声还有多远！
　　 别了，我的大湾；
　　 别了，给了我生命的大湾；
　　 别了，给了我触摸华夏源动力的亲爱的乔家大湾！
　　 那一年，我在冬季，赤条条地来到了大湾。
　　 十三年后，也是在冬季，我离开了大湾，也是，“赤条条”的……
　　 若干年后，我在冬季，乡愁让我想起了大湾，想起了大湾慢慢模糊的一些人和事。
　　 于是，我在若干年后，笨拙地记录下了大湾里那些渐行渐远的些许文明，为的是，不想让文明进步的链条，在乔家大湾这里，缺失掉或许微不足道的一环……
　　 故乡在南，我在北——不能释怀的，东流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