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1983年3月，首都展览馆剧场。
　　 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正在公开审理一起在当地反响强烈的刑事案件，二千七百多人的会场座无虚席，台上，一位身穿白色圆领衬衣的年轻女检察官正在铿锵有力地指控犯罪，不许鼓掌的法庭纪律也没能阻止全场自发的掌声……
　　 区委书记轻声问身边的检察长：“这个小公诉人不错啊，哪所大学毕业的？”检察长特自豪地回答：“她呀，解放军大学校毕业的！”是的，那个“小公诉人”就是我，一个有着11年军龄的转业军人。
　　 入伍时，我还不足16岁，用现在的话说叫“花季”。早已逝去的花季，尘封在记忆的相册里；军旅岁月的荣光，依然在人生中徐徐绽放。如今，当我再一次回眸那绿色的足印，打开已经泛黄的记忆相册，竟发现，上面镌刻着两个金色的大字——成长。
　　
　　 （二）15岁半，我被排长当众处罚“向后转”
　　
　　 一直想不通，我那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职业军人革命老爸，怎么会那么“死心眼”，给我提供的那份履历表（草稿）“家庭出身”栏里，老老实实地写着“土改前为地主，土改后为中农”。后来知道，跟我同等情况的女兵，人家的家庭出身都是一水儿的“革军”或“革干”。
　　 当我把填好的《入伍履历表》交到沈阳军区通信总站新兵连排长手上的时候，一直微笑着的她倏地把嘴闭紧，椭圆的脸拉成了冷冷的长方形，好像突然间不认识我了，棱着眼上上下下打量我，眼睛里射出了仇恨与蔑视交织在一起的目光。天，她一定把我当作“地主的孙女”了。
　　 新兵连的集训生活开始了。
　　 开阔的操场上，排长正在指挥我们走队列。整个队列训练的过程，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严肃，紧张，机械，乏味。我是听着部队大院的号音长大的，对这种近乎残酷的训练并不生疏，但我生性怕冷。
　　 1969年2月的沈阳像个庞大的冰窖，裹着冰碴的风玩命往我宽大的棉军装里面钻，浑身上下没有一处热乎的地方，脚上的大头鞋似有千斤重，每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做起来却十分吃力，几近冻僵的手和脚已经不听使唤，随着排长的口令，我就像一坨木头疙瘩，机械而笨拙地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我开始想念北京家里烧得热乎乎的暖气。
　　 排长用轻蔑的眼神扫视着我们，尖锐的训话像锋利的刀子在我们眼前嗖嗖飞舞：“瞧瞧你们，一个个缩着脖子，弓着腰，哪有一点当兵的样子？当兵，就意味着吃苦；当兵，就意味着牺牲。怕苦怕累怕冷怕死，趁早卷铺盖卷——回家！”“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军人的意志就是这么锤炼出来的！你们连最基础的队列都走不好，还当什么兵？”
　　 不知是不是我神经过敏，我发现她训完话后，用眼梢狠狠瞥了我一下，骨子里的好胜心一下就被点燃了（上小学六年级时，老师曾给我一个评语叫“好胜心强”，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批评）。于是，我梗直了脖颈，挺直了腰板，伸出缩在袖子里快冻僵的双手，身上似有热血奔涌，我开始一丝不苟地按排长要求的要领完成每一个动作。
　　 队列训练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正步走”的分解动作，每一个动作都要以标准的姿势一动不动挺立好几分钟，什么时候过关了，什么时候换下一个动作，如此循环往复。
　　 站在我左侧的小白熊（她叫张丽华，胖胖的还特别白，我给她起了这个绰号）最怕做“分解动作”，每次都是“胖柳扶风”，还龇牙咧嘴露出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我比她强许多，我能很快找到身体的重心，尽量保持身体的平衡，单腿伸直好几分钟，硬是不摇不晃，站如松。
　　 军人，就得有个军人样，老爸这样教导我。
　　 偏偏，就在那个该死的瞬间，我的视线不幸和排长犀利的目光撞在一起，我没来由地打了个寒战。
　　 “向后——转！”她炸雷一样发布了新的口令。就在这关键时刻，上小学时不守课堂纪律做小动作曾被老师用粉笔砸过脑门的“劣迹”和骨子里的桀骜不驯错乱了我的神经，我竟稀里糊涂从左边转了过去。由于我的“逆转”，统一整齐的队列被破坏了。
　　 “理灵，出列！”眼前一阵发黑，我硬着头皮一溜小跑，立定站到排长面前，两手下垂，两腿瑟瑟发抖。
　　 “告诉大家，你刚才是怎么转过去的？”她的脸僵硬得像铁板，话里喷着火。
　　 “报告排长，我，我转错了，我，我从左边转过去了。”我低下头，打着磕巴，声音越来越低。“哈哈哈……”我身后的队列里爆发出一片尖刺的笑声，可以想象那些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兵肯定笑得前仰后合。
　　 我完了！
　　 “不许笑，全体肃静！”排长故意等女兵们笑够了才下达命令。“理灵！”她凶神恶煞一般叫着我的名字。
　　 “到！”我使劲挺直身板，按要领两手中指合于裤缝。
　　 “听我的命令，立正，向后——转！”她一口气喊了10多遍，我也当众被罚“向后转”了10多圈。
　　 下操后，小白熊绘声绘色地告诉我，我做第一个“向后转”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转第二圈时，眼圈红了；转第三圈，眼窝里全是泪水；第四圈，两行泪流了下来；第五圈第六圈……我就成了一个泪人。
　　 排长，我恨你！
　　 不知是不是“单兵教练伤了我的元气，第二天我就发烧了。躺在单人床的上铺，我一阵冷一阵热，好像在打摆子。冷起来的时候，捂三床军被还缩成一团；热起来的时候，把被子全蹬掉了还浑身滚烫。鼻子死活不通气，我只好像鱼一样用嘴换气，满屋子的氧气似乎也不够我用的。心里只有一种感觉：世界末日到了。
　　 可医生说我只是得了感冒，还有急性鼻炎，吃几付药就好。不过，急性鼻炎很可能转成慢性的。我在北京很少生病，更甭说鼻子发炎了。老爸，你为啥要送女儿来东北当兵？还让我碰上那个“丧门星”！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我想家，想老爸，想离开这个冷若冰霜的军营，眼泪扑嗒扑嗒洇湿了大半个枕头。
　　 突然，一阵凉风吹了进来，战友们从门外呼啦啦地涌进宿舍，又呼啦啦围到我的床边。这个嘘寒，那个问暖；这个给你掖被角，那个给你倒开水，刚才还是冰坨一样的心，此刻融化成“一江春水向东流”。大家把一网兜我平时最爱吃的水果罐头递到我的枕边，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又开始往外冒……就在那一刻，我停止了想家。
　　 忽然，一只有点粗糙的手略显生硬地按在我的额头上，泪眼朦胧中仿佛是排长的声音：“头还这么烫？快叫医务室小王来，给她打一针退烧针！”我激灵了一下，赶忙睁大眼睛，果然是排长。她的神情好柔和，好体贴，甚至带着家长似的焦虑。
　　 班长告诉我，所有的水果罐头都是排长买的。无限的委屈和感动错综复杂地浮上心海，我呜呜地大哭起来，不管不顾。三天后，我的病好了。排长对我的态度也转变了。每次看见我，她都会在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过春节演节目的时候，我自告奋勇唱了一段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铁梅那个著名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唱到高音处我跑了调，但还是梗着脖子涨红脸挣扎着唱到最后，全场变得十分安静，没有一个人鼓掌，我尴尬地走下台。
　　 这时，从一排排坐得齐刷刷的队伍中站起一个人，只见她高高地举起双手，带头鼓起掌来，顿时，全场掌声雷动，带头鼓掌的正是我的排长！我想，她一定想明白了，理灵怎么会是“地主的孙女”？分明是革命的后代，也有一颗红亮的心！
　　
　　 （三）16岁，我代众女兵向连长请愿“过儿童节”
　　
　　 新兵连的生活，终于在我们的哭声和笑声中结束了。
　　 那天，全体女兵鸦雀无声地坐在大礼堂里，听连长宣布新兵下连分配决定。我被分到驻扎在山沟里的无线电报连。坐在我身边的小白熊咬着我的耳朵说，你们一起来的几个北京女兵可都留在了沈阳，只有你一人分到山里，惨了点。
　　 哼，想让我留沈阳我还不乐意呢！她们不是接电话的长话兵，就是爬电线杆的有线兵，哪有我好呀，发报兵！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吧，李侠，就是那个地下党，我和他是同行……我的嘴比谁都硬，心里却是酸酸的。妈妈知道我被分配到山里的连队，鼻涕一把泪一把，嗔怪爸爸不找老战友帮忙。老爸却给我打气说，年轻人不吃点苦哪能有出息？我听爸爸的！
　　 离开新兵连的时候，排长拍打着我的肩头说，丫头，下连队后要好好干，争取早日进步！怎么琢磨她的话，都带着我老爸的口吻。几年后，我入党提干了。参加教导队集训时，又遇到了排长，她已是自动电话连连长了。看着我有模有样地指挥队列训练，她难得地笑出声来，许是又想起当年处罚我的情形？她习惯性地拍打着我的肩头，说，丫头，干得不错，进步挺快！当然，这是后话了。
　　 “全体注意了，现在开始点名！”一个矮墩墩约莫25岁左右的男兵冲着集合好的女兵们下达了第一道命令。
　　 “吕淑芬。”
　　 “到！”
　　 “王淑雯。”
　　 “到！”
　　 “理灵。”
　　 “到！”
　　 ……
　　 “立正，稍息，报数！”
　　 矮墩墩下达了第二道命令：“1、2、3、4、5……11。”“从今天起，你们11名女兵就是我们无线电报连的正式战士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从今往后，大家就是战友了！我的名字叫曲泉，64年兵，副连长，我这次来沈阳的任务就是把你们11位女兵安全送到连队。我代表全连战友欢迎大家！”我们哗哗鼓起掌来。
　　 左右看看，身边都是不熟悉的面孔，我不免有些沮丧。闺蜜小白熊也留在了沈阳，用她那甜甜的嗓音为首长和战友们接听电话……大家的表情都显得非常严肃，我也立马抿紧了嘴。怎么感觉明天就要上战场似的。
　　 知道啥是通信兵？毛主席说，通信兵就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我们通信连坐落在一个叫“龙山”的山沟里，通信机房深藏在大山腹部。我们连，战时的任务是保障军区与各个部队之间畅通无阻的无线通信联络；平时嘛，主要是战备值勤和训练。我们连原是一个纯粹的男兵连，你们是第一批进山的女兵。我们连还有自己的连歌哩，我给你们唱几句：“山鹰展翅飞，白云绕山转，山区风光好，遍地野花鲜……”这些都是矮墩墩的副连长拗不过我们的“盘问”，被我们套出来的“军事秘密”。
　　 我们从沈阳坐了好几站火车，又坐了好几个小时的敞蓬大卡车，拐了N道颠颠簸簸的山路，终于驶进一个山坳里。放眼望去，这里好像是被几百年前的一场大洪水冲刷出来的低洼地。两边是高山，中间是几百米宽的乱石滩，有一条小溪在石滩中无声地流淌，一直流向山下。
　　 靠北的山根下，有凸出地面约半人高的石头坡，坡上并排坐落着几栋用石头砌起来的平房，每个平房的屋顶上竖着几个矮烟囱，从烟囱里冒出的缕缕白烟像薄雾一样在山沟里悠然飘荡（后来知道这是烧火炕的烟）。南边的山坡上，也有一溜长长的平房，两扇大门向外敞开着。房子的后面竖起一座约三米高的砖砌烟囱，里面冒出浓浓的黑烟。新兵连的经验告诉我，这是食堂（后来知道还兼会议室礼堂俱乐部）。
　　 食堂的外面，有一片用黄土垫起来的大操场兼篮球场，两个掉光了漆的蓝板上各挂着一个生了锈的没有网的大圆环。房前，房后，操场旁，稀稀落落地长着一些不知名的大树。
　　 这就是我的连队！
　　 80多名男兵列成两排，夹道欢迎我们的到来。红领章、红帽徽、国防绿，交相辉映；敬礼、握手、鼓掌，一派热烈的场面。
　　 连长和指导员走到我们面前，分别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和我们一一握手。瘦瘦高高喉结特别突出的是连长，他爽朗的大笑着，上牙床全都露了出来。他操着一口地道的河南乡音，跟每一个人都说“你好”，一看就属于那种直来直去的人。
　　 皮肤白净一脸书生气却绷着嘴角不苟言笑的是指导员，他的眼神像刀尖一样锋利，好像一下就能戳到你灵魂深处最隐秘的地方。他的态度带着明显的冷漠，好像我们这些女兵无意中闯进他的领地，把他以往的一切都破坏了。
　　 按照连队的安排，我们这些女兵还不能马上投入业务训练，要有三个月的学习劳动期。其间，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老三篇》，还有军容风纪、内务条令什么的。每天还要抽出时间走队列，帮厨做饭，偶尔也打打靶。这远比我想象的要轻松。
　　 除了早上帮厨我有时起不来床，活面时手腕使不上劲，用铁锨一样的铲子炒菜会把菜搅到锅台上，烧火熏红了眼睛，打靶常常吃“鸭蛋”之外，我都能做得不错。仗着上小学作文得过范文上中学当过宣传委员的底子，我还时不时地把我们的豪言壮语，用各种美术字体写在宿舍外的黑板上，至今能记住的几句是“背包烂在连，忠骨埋龙山”，“备战备荒为人民，扎根山区闹革命”。
　　 那时，“文革”还没结束，我们每天都要虔诚地面对毛主席画像，早请示，晚汇报，狠斗私字一闪念，还教男兵们跳“忠字舞”，唱样板戏。很多男兵来自农村，他们除了唱戏跳舞迟钝一点，什么活儿都会干，手还特别巧。他们一有空就帮我们挑水，帮我们烧火炕，还手把手地教我们这些城市兵缝被子。我这方面有点笨，常常是累出一头大汗，到了，却把被子和床单缝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