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民工，指农村集中组织强壮劳动力，走出去投入到某一比较大的生产建设工程中去，统一吃住。
　　 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我，没有赶上“大跃进”运动的开始，但也了解到过很多与这个运动有关的故事。
　　 从资料上得知，“大跃进”是从1958年开始的。当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指导下，为追求经济建设的高指标，而开展的一场全国性大运动，其内容还包括建立人民公社、大办集体食堂、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兴修水利、除“四害”（老鼠、麻雀、蚊子、蝇子）等。
　　 多次听老辈人讲深翻地时候的劳动场面，完全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齐动员，铁锹攒动红旗展，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翻地翻得深，黄土变成金”。
　　 翻地，本是常规的农事之一，无可厚非。农谚里也有“深翻加一寸，顶上一茬粪”之说。种庄稼要深耕细作，但“深耕”应该深到什么程度，也应该有个讲究的，而不是越深越好。绝大多数农作物，都是吃“熟”不吃“生”，用科学术语讲，就是含有腐殖质的土层，才更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如果把土层挖得太深了，农作物根部接触的是翻出的没有腐殖质的生土，就会影响其生长。所以翻地也不能过于太深，一般以六七寸为宜，最多一尺足矣。种庄稼，毕竟不是栽树，不需要挖个大深坑。
　　 当年的“大跃进”运动，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上级的指示有些盲目，下级在落实过程中，更是没有了节制。在未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抓试点的情况下，主观意志超过了客观规律，于是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开来，致使好多工作，在落实上走了样，走向了极端。尤其在农田耕作上，一味地强调“深翻！深翻！”后来把地深翻到三四尺。结果是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最后导致消极怠工，应付造假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说那年冬季已经封冻了，深翻地运动却不允许停下来。晚上没有月亮的时候，社员们只好打着灯笼翻地到深夜。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社员便琢磨着各种办法，应付糊弄上边派来的包队干部。
　　 曾听我二舅讲，我们火烧泡子有一组社员，在贪黑翻地的时候，都原地坐在那里歇着抽烟，但人歇着嘴却不能歇着，“嗨吆、嗨吆”喊号子的声音不能停，以此让远处不知情的包队干部以为，这一组社员正在卖力气撬冻土呢。
　　 在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大形势下，与深翻地同步进行的还有“大炼钢铁”运动。“大炼钢铁”是大跃进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钢铁生产总量要达到1070万吨。在乡下，炼钢的小土炉、小高炉鳞次栉比，大路上运焦炭和运铁矿石的大马车、老牛车，来往穿梭，可谓人欢马叫，热火潮天。
　　 到了六十年代，又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高潮。农业学大寨的具体行动，就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山坡上修梯田，称其为“大寨田”。当粮食进了场院后，便开始组织男女青壮年劳动力，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出工，晚上天黑后收工，冬天地冻透了才停下来。
　　 关东黑土地土质疏松，并不适宜修梯田。但在那种政治形势下，没有人敢抵抗，硬着头皮也得修。本来修整得很规格的梯田，第二年开春解冻后，加上雨水冲刷，很快就瘫塌了。在东北修梯田，完全是不现实的纸上谈兵。后来我想，难怪抗战时期东北没有挖地道的，而是讲究进山打游击。
　　 “田间开条流水沟，旱了涝了都能收。”我们火烧泡子没有山坡地，不能修大寨式的梯田，只好把洼地挖出几条沟来，叫做条田。
　　 这场兴修“大寨田”运动，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当时还经常抽调一些劳动力，带着行李和粮食，到外地修梯田。这些民工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伙食也不好，一天三顿大碴子，白菜土豆汤。
　　 也有到我们火烧泡子来出民工的，是将把屯子西边原有的一条大水沟加宽加深，修起了很高的堤坝。
　　 修河堤的劳动场面异常热闹，每一个小队都有一面红旗，几百米的大堤上，每隔大约三十米竖立一个高大的牌子，每个牌子上写着一个红色的大字，分别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指挥部组织“大会战”，开展劳动竞赛，对思想进步，劳动中表现突出的共青团员，给予“突击入党”。工地现场安上了大广播喇叭，专门设有广播站，播报各大队、各小队完成任务进展情况的“喜报”，宣传典型人物，表彰先进集体，中间插播革命歌曲和口号，以此鼓舞干劲。我还记得当时有一句口号是，“社员都是英雄汉，重新安排水和山。”
　　 柳树沟屯离我们屯子有十多里远，到我们这里修河堤时，就在我家起火做饭，晚上住宿，母亲把外屋的一铺大火炕给他们腾出来住。做饭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儿，身体不太好，来了就赶紧把他的行李放在热炕头。
　　 到晚上休息时，出现了难题，原来除了做饭的，还有三个男社员，三个女社员。其中有一个是我的远房老舅，他特别爱开玩笑，就问我：“大外甥我今天就听你的，你就说让我挨着谁睡吧？”我那时还不懂男女有别，便说：“你们就抓阄吧。”话音刚落，屋子里已笑作一团。
　　 这时母亲走过来，对那个做饭的老头说：“你不是说你亲外孙女也来了吗？男的住炕头，女的住炕梢，你在中间，让你外孙女挨着你。”
　　 问题在母亲这里迎刃而解，大家都挺搞笑，只是那做饭的老头，拉着脸，有些不太情愿。
　　 每年秋收结束后，大队的“东方红”链轨拖拉机都会光顾每个生产队几天，拉着一大排犁铧起早贪晚地翻地，由两个司机轮流倒班。我们农村孩子一年里很少有机会看到机动车，因此高兴得就像过年似的，成群地跟在拖拉机后面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链轨拖拉机在打火时，不是用摇把摇，而是用一段麻绳子送进机器里，然后往出用力一拉，那拖拉机便“突突突”地打着了火。它还没有方向盘，仅由两个操纵杆控制。调头的时候，跟电影里见到的坦克一样，在原地一窝就回头了，但拉着犁铧，就不能转头太急了。
　　 地翻得好不好，关系到下一年的收成。因为不仅能改善土壤、加深耕层、而且可以消灭病虫害、清除杂草，还具有蓄水保墒的作用，是来年播种苗齐苗壮的基础，是丰产增收必备的前提。
　　 拖拉机翻地，需要人机配合，那一排犁铧的上边有一个类似方向盘的东西，由专人坐在那里操控它，调节犁铧的深浅。若是遇到潮湿的地块还好，如果大地干燥又是有风的天气，拖拉机就会卷起尘土，掌控犁铧深浅的人即使戴着风镜，围着围巾，一天下来整个人也会像黑鬼一般。更需要注意的是，夜间贪黑翻地，坐在犁铧之上切不可打瞌睡，一旦掉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百余个字，但读书报还是读不成句子，只能看图。父亲经常把生产队的报刊带回家，我就跟着翻看。当时我见过的第一本杂志是32开本的《东北民兵》，于是从里边又认识了一些字，照葫芦画瓢地抄写过文章的标题，还记住了里边的一句“最高指示”，即“兵民是胜利之本”。
　　 早在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就发出“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出生于六十年代的我，一直耳濡目染“民兵”一词。长大后进一步得知，民兵既是生产建设的主力军，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父亲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因此生产队里所有需要书写出来的，诸如护青保苗公约、安全防火守则以及季节性的标语，都出自父亲之手。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在喂马站会议室的墙上，每年张贴一茬新的普通民兵连和基干民兵排的编组名单，按组织机构分出连、排、班，还明确分工出爆破、运输、担架等具体职责。
　　 我们火烧泡子里有个外号叫“六班长”的人，曾担任过民兵组织里的六班长。他参加民兵训练时尽心尽力，表现突出，经常受到表扬。于是“六班长”这个官衔就叫开了，慢慢的也叫习惯了，以致后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实名，但每当提到六班长，人们都知道是他，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在那“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年代，每到农闲时节，就会看到以基干民兵为主的民兵军事训练。每个小队都有一个基干民兵排，排长是生产队的队委会成员。当时对枪支的管理不像现在这么严格，挂着刺刀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长年放在民兵排长家。我有个舅舅是民兵排长，他把枪藏在了被摞子底下。那些基干民兵，都是二十左右不到三十岁小青年，在生产劳动中个个都是一把好手。
　　 每年在挂锄后，都要组织一次民兵军事训练，时间在半个月以上，统一集中到公社的武装部。训练科目有队列、射击、投弹、刺杀、爆破等技术战术。
　　 我上学时，学校附近山坡旁有个大土丘，只要有民兵训练，差不多都在那里。尤其是搞爆破的，抱着自制的假炸药包，在那里爬上爬下，滚来滚去。后来他们训练队列，就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
　　 民兵训练很严格，军事化的规范性动作与部队没有区别。也有一些女民兵，都是一些大姑娘，她们军事动作干净利落，十分娴熟，尤其是打靶，成绩经常超过那些小伙子们。
　　 村头偶尔路过大部队的拉练队伍，我就守在路边观看，久久不愿离开。我还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车牌号是“J”字头，通讯兵背着无线电话，上面有伸缩天线，天线顶上还有几个如蜻蜓翅膀的接收装置，跟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背着的一模一样。
　　 有一年春天，有一支野战部队搞高射炮演习，发射阵地选在了我们火烧泡子的西大甸子。大炮由汽车拉着，在我家房后路过，一辆接着一辆。第二天上午，便炮声隆隆，震得地面发颤，窗玻璃直响，炮弹在天上飞过去发出“啾、啾”如鸟叫的声音，与电影里的没有区别，只是不知道都落到哪里去了，听不到落地的爆炸声。那时我还小，父母不允许我到外边去看，听说有当兵的拿着枪警戒，不让靠进阵地。当时我就想，长大后我一定去当兵，一定要亲自尝试一下打炮，那一定很过瘾。
　　 在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民兵集中训练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走队列。我有个远亲表舅，当过几年兵复员后，做了他们生产队的民兵排长。一天午饭后，他到树荫下乘凉，问我们谁会下挑。下挑是一种棋类游戏，有个同学说会，他们俩就在树荫下玩起来。
　　 我在一旁看了一会儿就明白了，觉得那同学玩得很一般，便跃跃欲试也想玩一盘。当时我好像还说了一句什么，意思应该是“防守比进攻更重要”，结果表舅抬头看我一眼，夸奖聪明。他还说，部队里的首长就这样说过，看来我将来是块当兵的料。后来表舅就专门跟我下挑。每到中午吃过饭之后，他就在树荫下等我。
　　 那时候乡下没有什么文化活动，也接触不到象棋、军棋、跳棋什么的。不过下挑这种与棋类游戏，玩起来倒是简单易行。如果在室内对弈，可以在一张纸壳子上或桌面上，用粉笔勾勒出一个棋盘，各找九个相同又与对方有区别的棋子，诸如小纸团或苞米粒均可。若是在野外，当然也照样可以下挑，找一小块平坦的地方，用树棍划个需要的棋盘，就地取材捡几个石子、土块或小柴棍做棋子便可游戏。
　　 双方先将五颗棋子摆在各自一侧底边，每次走一步，既可走直线，也可走斜线，但不可以跳跃或拐弯儿。挑，就是走的棋子落在对方两棋子之间，形成挑担子的格局，便将对方两个棋子拿下，换上自己的两个备用棋子。夹，就是走的棋子落下时与自己的另一棋子，将对方的一个棋子夹在中间，便将对方棋子拿下，换上自己的一个棋子。
　　 无论是挑还是夹，那一条线上不能再有另外的棋子，有了就叫有尾巴，挑夹都无效。一方仅剩一个棋子时，另一方就围追堵截，逼进侧面的葫芦里无路可走，则为输。
　　 有一盘棋，我发现自己快输了，就偷偷给自己加上一个棋子。过一会儿，表舅说：“怎么多了一个棋子？”然后就把他自己的拿下一个。游戏结束时，我不好意思地说：“刚才是我加了个棋子。”表舅说：“臭小子，我都料到了，不过你能承认了就好。”
　　 我不怎么喜欢“憋死牛”、“横竖五道”那样过于简单的游戏，常常两三步就结束战斗，让人没有回旋余地。因此，“下挑”成了我后来最喜欢的游戏。它的魅力就在于，即使被追杀得只剩光杆司令一个棋子了，也不用担心，只要耐心寻找战机，随时都有可能乘虚而入，绝地翻盘，扭转战局。
　　 家离学校远，午休不想顶着烈日匆忙往返，带饭又闲麻烦，也没有什么可带的，就常常饿着。表舅午饭后来下挑，总会在训练的伙食房里拿出两个煮熟土豆给我吃。
　　 有一天中午，他看出我哭过，问是不是有同学欺负我。我说不是，是我把钢笔弄丢了。他挠了挠头，然后从上衣兜里掏出七角钱递给我，说这几天不抽烟了，让我放学后去大队的供销社买一支钢笔。
　　 当我参加工作后也会抽烟的时候，才知道断了几天烟的滋味有多难受。
　　 上世纪末，我在县武装部做副部长，当时民兵军事训练已经是全县集中训练。有一次，我带着科长和参谋去验收训练成绩，有个乡刚上任的武装部长没有当过兵，本应该喊队伍“立正”，然后转身跑到我近前立正、敬礼、说报告词。但他却在整理队伍时，把最后一句落到了“稍息”上，而且在转过身向我敬礼时，用的竟是左手，让在场的人忍俊不禁，队伍里也都在笑，极不严肃。按说他完全可以安排个副手或教官向我报告，但他或许是想表现一下自己，就整理了队列。其实我也是“半路”当兵，但一个人不管入到哪一行，至少要先把常识性的东西掌握好。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除了民兵训练，除了自发的农民工队伍，很少再有集体组织出民工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