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云：不平则鸣，文章憎命达，联语创作亦如是。对联作品与作者人生际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作者面对社会、人生的一份答卷，一种感悟。一副好的对联，无不给人以有益的生活启示。
　　
　　 【一】
　　 据当代文化名人闵莲先生著文称：文革时，先生住北京小乘巷四合院之西屋，此屋矮而旧，小而破，寒天穿风，阴天漏雨。有年地震闵老寄居友人处，西往晨归，身体孱弱，一日竟倒于途中，被路人扶着回家。愈后，先生拟一联于壁间，甚是洒脱。云：
　　 小住廿番春，四壁如人扶又倒
　　 浮生余几日，一身随意去还来。
　　 联语作者身居陋室，风雨飘摇，浮生唯危，饱含凄苦与辛酸，但又不失调侃与潇洒。
　　 某年，闵老先生去绍兴，谒青藤书屋，从资料中得见原壁间悬联，甚佳，归后书之。旋携之赴美，于旧金山被一作家赏识索去，遂留一联云：
　　 读不如行，使废读将何以行？
　　 蹶方长知，然屡蹶讴云能知？
　　 此联辩证的说明读与行的关系，谓读书重要，实践更重要，但读书是前提，当以一定的知识指导人的行动才是；下联讲“吃一堑长一智”，失败与挫折能增长人的知识，但屡遭失败和挫折不能说为“知”。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二】
　　 冰心先生《我家的对联》称：“三十年代初期，父亲的客堂里又添上一副萨镇冰老先生送的对联。”其联云：
　　 穷达尽为身外事，
　　 升沉不改故人情。
　　 此联一为明志，二为言情，表现出联语作者的思想旷达和友情之深笃。
　　 郑板桥有一联，读书人爬格子者当有共鸣，曰：
　　 书从疑处翻成悟
　　 文到穷时自有神。
　　 范文澜老有一联绝佳：
　　 板凳要做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如上三联，恭录闵莲先生《我记忆中的几副佳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闵先生一生廉洁，淡泊自甘，治学严谨，德高望重。读此文、此联，对于老先生的操守和为人，我们当不胜唏嘘孺慕了吧。
　　
　　 【三】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今梅州市）人，出身于大商人家庭。早年读书仕进，关心时务，有“别创诗界”之志。1877年出国，历任驻日、英参赞及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著有《人境庐诗草》等。“夕阳人境外，千古此精庐”，人境庐在广东梅州市东三里，处东山、周溪的山水环抱中。当年黄遵宪在大门前种梧桐柳树丛竹等。该庐设五步楼、十步阁，并无壁楼、卧虹榭等。今有两层楼房，另有庭院。昔年黄君自制联：
　　 有三分水，四分竹，添七分明月：
　　 从五步楼，十步阁，看百步长江。
　　 作者将自己的书斋名“人境庐”，属意于晋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的诗情，反映出“月是故乡明”的赤子心。但黄君却不像五柳先生那样悠然自视，不问世事，而是志在高远，更有经世树勋名之念。作者生活年代适值中华民族倍逢屈辱时期，即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后。光绪二年中顺天乡试，举入仕途任时人不愿做的、清苦危险的外交官。后回国参与戊戌变法得罪放归。寒夜独坐人境庐中，想念戊戌志士，忧国家危亡，看八国联军对北京的劫掠，心中无限忧伤，遂有一诗联：
　　 看花每溅啼鹃泪，
　　 绕树难安飞鸟枝。
　　 联语抒写作者内心深沉悲怆，激愤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在黑暗腐败的清政府治下，他像黄鹤一样下视九州窄仄，想飞，又飞到哪儿去呢？（见赵洛文先生《黄遵宪与人境庐》）
　　
　　 【四】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复，字中季，号疑古，浙江吴兴人，现代作家、教授。1906年赴日留学，适值章太炎在东京讲学，遂成为其及门弟子。翌年入同盟会。文学见解“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主张“言文一致”。钱教授一生热爱祖国，民族尊严极强，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他生平的座右铭是一副对联：
　　 打通后背说话，
　　 竖起脊梁做人。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中始终跟随学生的唯一教授是他（据吴奔星先生文）；当年北京女师大风潮，他与鲁迅一道支持学生运动，签名于教授宣言上的有他；从“五卅”惨案到“三.一八”惨案，慷慨激昂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也有他。“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乃至北平沦陷，他因性格外向、忧患局危，侠骨义肠，每有文字、议论，辄溢于言表。这一时期，他尝为友人书此一联：
　　 文章真处性情见，
　　 谈笑深处风雨来。
　　 世事苍凉，时局艰难，先生一再声明“钱某决不当汉奸”，眼见熟识的朋友、门生接受伪聘，弹冠相庆，先生悲愤至极。他既读不到表现真性情的文章，也缺少风晨雨夕说话的友人，忧郁寡欢，终于1939年1月17日因脑溢血卒于北平，英年52岁。
　　 先生不朽！
　　
　　 【五】
　　 现代文坛名人徐懋庸曾一度与鲁迅先生有隙。先生逝世，徐挽一联云：
　　 敌乎？友乎？唯余自问；
　　 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两位文坛名家的隔阂，无疑被引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