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夏二十六岁，她是二十六岁那年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她的年龄、她的美丽、她最后那一抹笑，永远定格在了二十六岁。
　　 午后的阳光从窗子透过来，一束光线缱绻在陈旧的书柜上。不经意间看过去，稍一变换姿势，反射在玻璃门上的光便有些微微刺眼，想拉上纱帘遮挡光线，这时，书柜那扇门伴随着极小的“吱纽”声响，轻轻缓缓、不急不慢地敞开了。那一刻不知为什么，仿佛有一根线牵着我走向书柜，此时，那些多年都未曾动过的书籍，让我心中蓦然升起感动。用手指慢慢地划过它们，就在目光与手指同时停在一本陈旧泛黄的相册上时，阿夏——我不由轻轻地喊了一声，心却深深地疼痛起来。当思念的箭穿越记忆的闸门，那些尘封的往事，那些青春的时光，那些美好而又忧伤的故事，便忽地一下涌出心海……我仿佛听见阿夏在老屋的院子里、在家门前的山坡上、在校园的操场上喊我……
　　
　　 “小菊，小菊。”阿夏站在秋天的院子里喊。我一边高声答应着，一边穿着鞋子。我家与阿夏家紧挨着，两家的院子是用一米多高、粗细不一的木柴棍加成的杖子，拆了杖子就是一家。当我从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看到阿夏从她家院子那边，用手把杖子扒出了缝隙，然后从缝隙中伸过一只攥着拳头的小手示意我过去。我知道，阿夏又给我送好吃的了，赶紧跑过去伸出手接着，她反复好几次，温热的花生和栗子，便从她的小手中不断地落在我的手里，不一会儿我上衣的小兜里，便装满了花生和栗子。她从杖子的缝隙中忽闪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看着我，嘴角习惯性地向上扬了扬，声音软软而又甜甜地说：“我舅舅来了，给我家拿的栗子和花生，我想这你呢。”紧接着她又说：“我回去了，舅舅还等我呢。”
　　 我连谢谢都顾上说，便挑着眉毛，深深地吸着从小衣兜里飘出来的炒香气味，用手拍着小衣兜，冲她笑着点点头。她转身一蹦一跳地往屋里走，两条羊角辫在蹦跳中摆动着，衣裤上的小花也跟着跃动起来。我也赶紧回到屋里，先剥开一颗栗子放进嘴里，一边慢慢嚼着，一边又剥开一枚花生放进嘴里，香甜顿时溢满了唇齿间。在吃、穿都需要凭票供应的年代，那些东西是用钱也不容易买到的呀。长大后每每想起小衣兜里那满满的香甜和温暖，心中便会升起无限的感动。
　　 五六十年代的矿山，家家住的是平房，一排平房有六七户人家，家与家之间的院子，就用木柴加成的杖子隔开。阿夏我们两家住的那排房子开门见山，一条平整出来的五米多宽的过道就在山根下，靠山的一侧有两颗柳树，每当闲暇时，邻里们就会聚到柳树下说话、唠家常，有时候大人们还会在过道，放上一张桌子玩扑克牌，而孩子们则在柳树下或过道上追逐玩耍。
　　 阿夏家四个孩子，她在家里最小，也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上面有三个哥哥。那个年代，平日里几乎家家吃不到什么油水，更没有什么零食，家里男孩子多的，粮食就不够吃。阿夏的妈妈是当地农村人，嫁给在矿上工作的阿夏父亲后，一直在家带孩子、操持家务，全家六口人就靠阿夏父亲挣钱养家，因此，她家的生活比较拮据。她妈妈的娘家住在离矿上不算远的北湾子村，经常有来矿上办事，或卖点自家土产的亲戚到她家坐一坐，吃顿饭再走，遇上来矿里医院看病的乡亲，在她家住上几日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她家的粮食总不够吃，经常把定量供应的细粮与邻居兑换成粗粮。在我的记忆里，她家每天的晚饭一成不变，总是高粱米粥咸菜条，偶尔有个小葱蘸酱或生菜什么的，她的哥哥们都特别满足。
　　 “阿夏妈，听说你家粮食不够吃，用细粮与别人家换粗粮？”妈妈推了推眼镜问。
　　 “嗯，一到月末粮食就不够吃，所以我就和邻居兑换一些。”阿夏妈不好意思地笑笑回答。
　　 “我家都是女孩，粮食吃不了，粮食本上有不少余粮，以后你就从我家粮食本上买，不要用细粮兑换粗粮了，也让孩子们吃几顿细粮。”妈妈语气诚恳、温和。
　　 “哎呀，那可不行，你家的余粮还可以去农村兑换大米呢。”阿夏妈妈推辞着。
　　 “我家都是女孩，粮食吃不了，我把粮食本给你拿来了，你看看我家的余粮是不是有很多，换大米也用不了这么多，你就放心地买吧。”妈妈真心实意的举动，让阿夏妈妈很感动，也就不再推辞。
　　 从那以后，阿夏家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就用我家粮食本购买粮食，直到后来取消粮食本。我家改善生活的时候，妈妈总会让我把阿夏叫过来，每当那个时候，我和阿夏都特别开心，饭桌上当我俩目光对视时，她会稍稍耸一下肩膀，微微吐一下舌头，用那双纯净的大眼睛，看看左右我的家人，然后低头一笑，那表情可爱极了。
　　 一天傍晚，井下发生了重大事故，因我父母都是医生，他们接到通知后，一分钟都不敢耽搁，也顾不上安顿我，迅速前往事故现场参加抢救工作。那天，二姐跟随学校的学工学农小组，去附近农村体验生活，两天后才能回来。大姐是知青，在丰宁坝上插队。窗外北风呼呼地吹着，时钟已经指向八点，爸妈还没有回来。我轻轻掀开窗帘看着外面，许是上苍也在为遇难的矿工难过而哭泣吧，一道闪电划破了秋夜的天空，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紧接着又是一道电闪雷鸣，我吓的一下子松开了窗帘，与此同时我听到有雨点敲打窗户的声音。我害怕极了，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紧闭着嘴唇，委屈的想哭却不敢哭，一动也不敢动地缩在屋子的一角。忽然，我想起和阿夏约定的暗号。于是，我到厨房找出擀面杖，冲着把我家与阿夏家隔开的那面墙，有节奏地敲打起来。
　　 这是有一次和大人们看完反特电影后，在回家的路上，天真的我们也约定了呼叫暗号，因我俩几乎天天见面，所以这个暗号根本用不上，早就让我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就在我担心阿夏不会记得这个暗号时，竟然听到了墙那边回应我的声音，我倾听着、回应着，兴奋极了，在地上跳了好几下，把深夜一个人在家这事给忘了，好像在和阿夏做着游戏。
　　 不一会儿阿夏跟在她妈妈后面就过来了，一进屋我俩相视吃吃而笑，阿夏妈抚摸着我的头说：“原来你们两个小东西还有暗号，幸亏有这个暗号，要不然还不得把我们小菊吓出毛病来呀。”
　　 阿夏拉着我的手说：“小菊，今晚你就去我家住。”我高兴地使劲点头答应着，跟着阿夏和她妈妈就往外走，走到门口阿夏停住了，返回屋子找了一支笔和一张纸，给我爸妈留了一张字条，告诉他们我在她家。
　　 那个夜晚，我和阿夏钻进了一个被窝，我俩相视笑着，感觉特别好玩，她捅我一下，我挠她一下，她给我讲着一个个故事，我便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
　　 冬天的一场大雪没过了脚腕子，天地之间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令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弥漫在天空，只有这个时候，才让人感到城市、矿山和乡村没有距离，更增添了童话的意境。
　　 爸爸一边摆弄着那架新买的海鸥牌照相机，一边让我去叫阿夏，说带我俩去雪地拍照。我走出屋子站在院子里刚要喊，就听见阿夏在我家柴门外叫我，赶紧打开门让她进来。她身穿红色灯芯绒的小棉袄，头戴一顶绒线编织的乳白色帽子，帽子最顶端还系着一个柔软的白色球球，说话时永远都是忽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我们去推雪人、滚雪球吧。”她说。我告诉她爸爸要带我们去拍照，她一听高兴的直拍手，嘟着小嘴说只在照相馆照过相，还是和全家人一起照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的照片，更没有在外面照过相。说完她咯咯地笑出声来，快乐的样子真像洁白的小雪花。
　　 爸爸让我们俩尽情在雪地上玩耍，他变换着拍摄角度给我和阿夏拍摄，还不时喊两嗓子让我们看他。我们堆雪人、滚雪球、互相追逐着，阿夏身上那红色的小棉袄，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像一团火跳跃着，仿佛随时都能把冰雪融化。我们玩的不亦乐乎，忘记照相这码事了。这时，爸爸叫住我们，让我俩背朝山坡，面朝他，互相搭着肩，并说笑一笑，嗯嗯，好，别动了……这时，阿夏忽然看到我流出了鼻涕，她迅速掏出手绢，一手把着我后脑勺，一手给我擦着鼻涕，就在那一刻爸爸按动了快门，一幅生动可爱、温馨感人的画面，瞬间定格在白雪覆盖的小山，冰雪晶莹的树挂背景上。
　　 那年我七岁，阿夏九岁。
　　
　　 家门前的那座小山，在我看来就是大山伸展出来的一根手指头，站在院子里看到的是座小山，可登上山顶时，就会看到远处一片片树林和连绵起伏的山峰。通往大山深处有一条小路，小路两侧的山坡上有农民开垦的荒地，主要种植高粱、玉米和豆子。树木的苍翠和花草的芳香，会从春夏持续到深秋。我和阿夏经常在早晨的时候，坐在山坡上背诵课文，或傍晚的时候坐在山坡上看晚霞，说悄悄话，直到各自的妈妈喊着我们回家，我们才走下山坡。
　　 一天我和阿夏登上了小山的顶峰，趴在那块露出半截身子的大石头上，一边看远处来来往往的行人，近望出出进进的邻居，一边说着漫无边际的话。更多时候是看我们两家的人在干什么。
　　 “哎哎，小菊你看，我妈和你妈在院子里说话呢，是不是找不到咱俩着急了。”阿夏说话的声音有些幸灾乐祸。
　　 听到阿夏的话，我收回远眺的目光，看到阿夏妈妈和我妈妈隔着杖子在说话，感觉有些着急的样子，我说：“准是找不到咱俩着急了，我们喊她们吧？”阿夏点点头。
　　 我俩站在大石头的后面，露出半个身子，挥动手臂，拉着长声大声地喊：“妈妈……我们在这那。”两位妈妈听到我们的叫喊，同时抬头往山顶上看，又同时招手示意我们下山。下山的路稍稍陡一些，阿夏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看我，提醒我注意脚下安全，遇到小滑坡或有石头凸凹的地方，她就会转过身来拉着我的手，帮助我走过去。下山后，她让我站好，然后为我从上到下，拍打着衣裤上附着的尘土。她的一举一动就像姐姐一样，让我感到那么亲近和贴心。
　　 一个夏季的傍晚，我和阿夏坐在山顶上，看落日余晖轻笼远山，看天边的晚霞，一会儿像燃烧的火焰，一会儿似层叠的彩绸，一会儿又如一幅油画挂在天边。那变幻莫测的图案，让我们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阿夏，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问她。她拉长着声音，说：“嗯，我想当老师，当一名好老师。”
　　 我笑她说：“怪不得你家屋里的门上写满粉笔字，都是你假装当老师写的吧？肯定还学着老师的样子讲课来着，对不？”
　　 她抿着嘴笑着“嗯嗯”地答应着，一边点着头。然后问我长大后想干什么。
　　 我翻愣着眼皮说：“我想当女兵，女兵多神气呀。”
　　 她用手轻轻推了一下我的头，哼哼地笑着说：“当兵你也是个逃兵。要不然就是让鬼子抓住后，禁不住严刑拷打，然后就招供了，成了人人都想杀的叛徒。”
　　 我大声地说：“我才不会叛徒呢，我在墙上挖个洞，没等鬼子打我，我早就跑没影了。要不然我就像英雄王二小那样，把敌人引进八路军的包围圈。要不就当刘胡兰宁死不屈。”可能是看我说话的表情特别可笑，她无声地笑弯了腰。
　　 我推了她一下说：“笑什么呀，有什么可笑的。”我俩她一句，我一句地说笑着。不论时间过去多久，何时想起那纯情的年代，都会令人感慨万千。还别说，后来阿夏考上了师范学校，真当上了老师。而我与女兵无缘，却当上了一名医生。
　　 那个年代，一根细细长长的皮筋，就能给童年的我们带来极大的欢乐。我跳皮筋的水平，在同院的小朋友中是“高手”，一级接一级地跳，经常把举着皮筋的小朋友累得胳膊酸疼了，我还下不了场。一次，我正和小朋友在家门口玩跳皮筋，外院一个没阿夏高，但比阿夏大两岁，叫桂枝的女孩走过来，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可能是看我跳了好长时间也下不了场，就走上前拽着为我举皮筋的小男孩，说：“表弟，你怎么和她玩呀，我爸说她爸是右派。”
　　 男孩放下举皮筋的手问：“什么是右派，右派是什么？”
　　 桂枝用眼睛斜视着我，说：“右派是黑五类里的。”
　　 男孩更不明白地眨着眼睛问：“什么是黑五类？”
　　 女孩有些不耐烦地说：“哎呀，就是地富反坏右，是坏人”
　　 男孩噘着小嘴说：“小菊不是坏人。”
　　 一个叫兰兰的女孩，走过来解围地说：“我爸说，小菊的爸爸右派帽子已经摘了。”
　　 桂枝不依不饶地说：“我爸说了，摘帽也是右派，那叫摘帽右派！”
　　 我气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没等桂枝反应过来，上去就挠了她一把。这下可不得了，她像小疯狗一样向我扑来。我来不及躲闪，吓得闭上眼睛，并用胳膊挡住脸。就在这时我听到桂枝尖声地叫喊：“阿夏，你干什么！你凭什么推我？”
　　 我放下胳膊，睁开眼睛看到阿夏站在我前面，用手指着桂枝大声地说：“你凭什么欺负小菊？”
　　 桂枝挑着眉毛，瞪大眼睛说：“管你什么事儿，用你管吗？我就欺负她了怎么着？她爸是坏人！”
　　 “让你胡说八道。”阿夏一改往日温温柔柔的样子，一下子把桂枝推到在地，并跟上一脚。
　　 桂枝坐在地上，捂着嘴大哭起来，说：“你不就仗着有几个哥哥吗，你欺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