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耕大忙时节，父母都去生产队种地，忙着农活，我和奶奶在家里做各种家务活儿。儿时的我，特别想试着学做饭，但奶奶说什么也不让我学，还说：“锅头灶脑，可不是男人应该做的事儿。”
　　 有一天早饭后，奶奶收拾完厨房，我也打扫完炕上和屋地，就跟随在奶奶身后，看她打开鸡架的门子，把在鸡架里圈了一夜的小鸡，一只一只地放出来。每放出来一只，奶奶都要摸一摸鸡的屁股，能知道有没有要下的蛋。奶奶对这些鸡了如指掌，掌握着每一只鸡的习性。没有蛋的，可能会挨上一句骂，但被放开后，也就获得了自由。如果有蛋又知道回到家里下的，也可以放它出去溜达一会儿。最惨的是有蛋要下，却又不知道回家下的，就得用鸡罩再给它再扣上，免得它把蛋给拉拉丢了。
　　 看了一会儿，我就对给鸡摸蛋产生了好奇，赖赖唧唧地跟奶奶说：“我想学给鸡摸蛋。”奶奶皱着眉，说：“上一边去！哪有小小子还学这个的？”
　　 没办法，我只好细致地观察奶奶是怎么给鸡摸蛋的。
　　 等奶奶离开了，我就偷偷地拿鸡罩里有蛋的鸡做摸蛋练习，再抓一只正在院子里闲逛的没有蛋的鸡，做手感上的对比，换来换去地摸了几次，我就有了体会。鸡屁股是横开口，很脏，要躲开鸡屁眼，用敏感的食指试探地按压紧挨着鸡屁眼的上部，感觉里边隐约有硬物，就是有蛋。如果感觉虚软，就是没有蛋。我想，我已经会给小鸡摸蛋了。
　　 第二天早上，我趁奶奶还没有收拾完厨房，就早早地跑出来，打开鸡架门，抢在奶奶前头给那些小鸡摸完了蛋。奶奶随后赶来，皱着眉一一验证后，原来我还真是一摸一个准。奶奶没有夸奖我，把嘴一撇，说：“瞧你这一天天的，净学些不着调的。赶紧洗手去吧。”
　　 又过了些日子，有一只好几天都不下蛋了老母鸡，一个劲儿“咯咯咯”地叫。奶奶说：“它这是要趴窝了。”我问奶奶：“它得怎么趴窝？”奶奶说：“就是当老抱子呗，孵小鸡崽子。”
　　 奶奶从草堆上拽下一捆稻草，拎进屋来，然后找出一个较细的动物骨头，锥进拉出地拧起了鸡窝。我看了两眼就抢过来，说我也会拧鸡窝。奶奶便叼着大烟袋坐在一旁，一边抽着烟一边指导我。没用多会儿，一个供老抱子孵鸡崽用的坐窝，就在手上拧出来了。
　　 奶奶把二十多个鸡蛋放到窝里，再把那个“咯咯咯”叫的老抱子抓住，让它看看那一窝鸡蛋，然后放开它，它便自己小心地过去，老老实实地趴在窝里搂着那些鸡蛋，再也不乱叫了。奶奶说：“小鸡崽儿得二十一天才能出蛋壳。”
　　 于是我就盼啊盼，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当我快把这件事忘了的时候，小鸡也开始出蛋壳了。有几个叨壳慢的，我想它们在里边憋着一定很难受，就想用锥子抠开鸡蛋看看。奶奶不让，说自己叨壳出来的小鸡才硬实。但我还是背着奶奶，偷偷地扒开一个刚叨壳的。这个早产的小鸡，果然弱不禁风，过了好几天才壮实起来。
　　 奶奶找来个大纸盒箱子，去掉上盖儿，垫上报纸，放在炕头热乎的地方，把没完全蹬掉蛋壳的几个小鸡崽放里边。那些能走能跑的就由老抱子搂在鸡窝里。等它们都蹬掉蛋壳后，怕它们乱跑，奶奶就把它们连同老抱子都放在大纸盒子里，又放上一碟水和一碟小米。
　　 后来它们长大了一些，就由老抱子领着散放在院子里，只是到了晚上，还得把它们连同老抱子一起收回到大纸盒子里。
　　 老抱子尽职尽责地带着小鸡崽们，在院子里一旦与猫或狗相遇，它就扎煞开翅膀，做出敢于拼命的架势，保护着它的孩子们。这个勇猛的劲头儿，在它没有当老抱子时是做不到的。老抱子带着小鸡崽在墙根或草堆旁觅食，每当遇到可食的谷物或小虫子，它就会“咯咯咯”地叫着身边的小鸡崽，叼起来再放下，让孩子们吃。有一次我看见它捉到一个甲壳虫，但小鸡崽们不敢吃。我正忍不住笑，只见那老抱子把甲壳虫用嘴叨碎，再让鸡崽们吃。有一天突然来雨了，它躲在一个避雨的地方，将那二十几个鸡崽子搂在它半张开的两翼下，避免它们被风吹雨淋。
　　 直到快上秋的时候，鸡崽们长大了，羽翼也丰满了，老抱子也就不要它们了。有的鸡崽子还想依附在它身边，它就用嘴叨它们，让它们自强自立去。
　　 庄稼院可以不养鸭子和大鹅，但不能不养鸡，可以不养猫或狗，但不能不养猪，因为每一户人家，都有向当地供销社上交鸡蛋和生猪的任务。
　　 园子里的各种烂菜叶子，都是喂鸡喂猪的好东西。然而对于能吃的猪来说，仅这些远远不够，还需添加谷皮米糠和野菜。
　　 多数人家都是开春抓猪，抓猪就是从养母猪的人家那里买来小猪羔。一般都是抓两头，起初我以为两头是为了相互有伴不孤单，其实另有用意。乡下本屯子里的或外屯子的熟人之间，买卖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可以赊欠。抓两头猪，等到秋后猪也大了，卖了猪再还即可。
　　 刚买回来的猪羔，被阉割的伤口刚刚愈合，又断了奶，自然很虚弱，需要像现在的宠物那样放在室内。过十天半月后，天也一天比一天暖和了，小猪也就皮实了，再圈到外面的猪圈里。
　　 猪是最能祸害庄稼和菜地的。如果有谁家的猪跑到生产队的地里祸害了庄稼，这一家就会挨罚，扣主人的工分。如果猪钻进谁家园子糟蹋了菜地，弄不好就可能会闹出邻居之间的矛盾。我多次看见过因为偷嘴被砍伤的猪，更可笑的是，不知谁家的鸭子，因偷吃了生产队的青苗，被护青员抓住后，用蒿子棍把鸭子的嘴给支了起来，让它自己回家告诉主人，今天因为偷嘴被抓住过。
　　 有一年，屯子里有两个不愿意念书的半大小子，回生产队下地干农活儿，当起了半拉子。半拉子就是因未成年体力弱，只能做半个劳动力的活儿，工分也相对减半；还有大半拉子，完成一个劳动力三分之二的活儿，工分也是一个劳动力的三分之二。当时队长对这两个半拉子干的活儿不太满意，就安排他们俩专门负责在西大甸子上放猪，既有生产队集体养的猪，也有各家养的猪。
　　 说来也怪，各家的猪进入了大帮之后，就不再溜边乱跑祸害庄稼和菜地了。这让我联想到草原上的成群的牛羊，它们总是尽可能地往大帮里靠拢，或许这就是物以类聚吧。
　　 养鸡大户或养猪大户当时改革开放后的产物。在那之前，就连集体也没有大型的养鸡场或养猪场。城市居民吃的鸡蛋和猪肉，都来自于农村的各家各户，供求渠道是商业部门有收购站，收购站再委托各大队的供销点儿代收。
　　 当时有政策，按养鸡数量，每只鸡每年按收购价上交一斤鸡蛋，每户每年都要上交一头肥猪，也是较低的收购价，称“上官猪”，然后由收购站屠宰后供应给城市居民，凭肉票购买。
　　 到了年底，猪养大了，一头卖给供销社顶“官猪”任务，另一头可以私卖，条件好的家庭可以留着杀年猪。
　　 在“农业以粮为纲”的大背景下，是不允许集体和家庭搞任何形式的副业生产的，有些生产队甚至连个集体的豆腐坊都没有，副业生产微乎其微。如果有谁家在搞家庭副业，那叫“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记得有一年春天，我们火烧泡子有户人家在一块菜园子里栽满了大蒜，显然是打算秋后卖钱的。不巧的是，被公社下来包队的干部发现了。于是包队干部敲响了下地干活儿的钟，组织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对户主进行了一番批斗，又指挥调集来的大队干部，把一园子的大蒜都给铲平了。
　　 但不管怎么限制，搞家庭副业毕竟是人心所向，在不影响按时到生产队出工的情况下，谁不想私下里挣点外快贴补家里的生活必须品？入冬打完场，生产队里的农活儿也就不那么忙了，除了需要大车往地里送粪，一部分青壮年劳力刨粪、刨垫脚，其他年岁大的和女社员就可以猫冬了。这时，家庭副业生产便纷纷活跃起来。我们火烧泡子家庭副业的品类比较成规模，就是家家都用秫秸编炕席。
　　 那些年，我家可谓屯子里编席子大户之一，因此我对编席子的整个工序，可谓了如指掌。按父亲分工，由我每天“创”六捆秫秸，就是把秫秸上的叶子和叶裤都处理掉。所用的工具叫创子。其构造是，在一条长板凳的一头，固定一个立柱，立柱上固定一个鱼钩弯儿的刀片，叫上创子。创秫秸的人骑坐在板凳上，手中拿着也是鱼钩弯儿木把刀，叫下创子。将秫秸梢的一头，放到上创子的弯儿里，接着把下创子扣在上边，用力一拉，秫秸的叶子和叶裤，就被上下合在一起的创子去掉一部分了，再送回，再拉，这一段就差不多创干净了，然后倒一下手，再往下“创”下一段。后来我在二姑家，还见过一种握在手里的创子，简便灵巧，也用不着板凳什么的。
　　 晚上，父亲从生产队收工回来，贪黑把每根秫秸用刀破成四瓣。这个活儿我也试过多次，刀总是走偏，而父亲破出来的，每瓣都那么均匀，这就是熟能生巧吧。有的细秫秸，父亲竟能破出来三瓣。我后来在一个民俗展上，看到破开秫秸的专用工具，叫锼子。是一段十几公分长的粗圆木，一头削细，嵌有刀片。有三瓣的也有四瓣的，但锼子使用起来，把秫秸破均匀，可能更不好把握。
　　 父亲破好秫秸，还要抱到院子里用石磙子碾压，使其柔软。推拉磙子，用都是一对也叫“锔子”的用具，是一米半长的两根木杠子，一头有横抓手，另一头固定上一个“耳朵”，由手指粗的钢筋或更粗的榆树枝揻成，套上磙子脐上，用力拉过来再推回去，带动磙子往返滚动进行碾压。整个锔子的形状跟字母“P”极为相似。
　　 第二天早上，母亲做饭前往上烧水，用热水将几捆碾压过的秫秸瓣浇透，放一旁慢慢滋润。待下午二姐放学回来，用刀刮掉秫秸里边的瓤子，就成为编炕席用的席条了。大姐放学后帮母亲一起编炕席，差不多两天就编出来一张两米来宽三四米长的炕席。攒够了四张，父亲就用扁担挑着，到三十里外的集市上去卖。
　　 编炕席，都是用双层的席条，如果用单层的，一处坏了，就会坏一片。单层的也叫单片子，不适合铺炕用。我们火烧泡子民风淳朴，编的炕席结实耐用，从不糊弄，在方圆几十里都有名，有点儿类似于现在的名牌产品。整个屯子里，几乎没有不会编炕席的，从外屯子娶过来的新媳妇，用不上多久就会成为编炕席能手。
　　 那时候有一种挣外快的人，并不是在家里搞副业，而是在集市上观察物价，低买高卖，从中渔利。这是政府打击的对象，罪名叫“倒买倒卖，投机倒把”。我在跟随大人去集市上卖炕席时，经常见到游斗的。一般不是游斗一个两个的人，而是游斗一大帮人。管制他们大人手里敲着铴锣，敲一下，口里喊着“低头认罪”，于是被游斗的人低一下头，再喊一下，喊“抬头示众”，这些人在抬起头来。我起初看着有点害怕，后来听大人说，这些人里有地主家庭出身的，有赌博的，有小偷小摸的，还有投机倒把的等等，公社把他们集中起来办学习班，集市这一天就带出来游斗。
　　 由于我家劳动力少，父母在队里劳动挣的工分远远不够一家人的口粮钱，只好用编炕席卖的钱，补交口粮款。在那个读书无用、知识贬值的年代，很多人家的孩子都是读完小学便下地挣工分，而我的父母却坚持让我们读完高中。当时我家的生活花销和我们上学的费用，都是靠父母编席子来维持。我统计过，母亲编过的席子，足可以从家乡的小泥屋，铺到我今天所工作的办公大楼。
　　 前边说过，我的父亲原来是一位教师，反右运动时被划为右派。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平反并恢复工作。我和两个姐姐也同时顺利地考取了理想的工作单位，成为被人尊重和羡慕的国家干部。这时我才彻悟，父母吃苦受累搞副业供我们上学的良苦用心，周围的人们也无不叹服我父母的远见卓识。
　　 除了编席子，还有一项小副业，就是临近年底可以扎条帚和刷帚，到集市去卖。
　　 小时候奶奶经常哄我猜谜，比如“南边来个黄狗，走路旁走。”我猜不到，奶奶就提醒我，这个物件就在炕上呢。于是我明白了，原来是扫炕用的笤帚。
　　 家庭妇女做针线活儿，都在炕上；农家吃饭用的小饭桌，也是放在炕上；晚上睡觉，当然要在炕上。因此，炕席需要经常用笤帚打扫，它可以剔除炕席纹里隐藏的杂物。
　　 手巧的庄稼人，把高粱穗子上的高粱摔掉，剩下的高粱挠儿，再刮掉上面的高粱壳子，浸湿泡软后，就可以用它扎刷锅的刷帚，扫炕或扫地笤帚。
　　 我多次见过扎笤帚和刷帚的过程。扎刷帚相对简单，取一根手指粗几米长的绳子，一头扎在腰间，另一头拴在一个牢固的物体上。将十几棵高粱挠儿的秆用绳子套一圈，然后身体向后用力拽，那绳套就越勒越紧。这时用细麻绳把勒紧处扎住，隔两三寸再勒一道，再扎住，用刀把余出的秸秆削齐，一个刷锅的刷帚就扎好了。笤帚的扎法稍复杂一些，先将三四根扎一道，再取三四根错落着贴上，再扎一道，这样排列下十几道就扎成了一把笤帚。
　　 大年之前的集市上，常常可以见到买刷帚和笤帚的。
　　 据说从前有个村妇，因一点儿琐事，被自家爷们儿用笤帚给打了一顿。于是她一直怨恨在心，想跟她的爷们“打八刀”，就是离婚。某一天，屯子里来了个算卦先生。她就去算命，说自己是个寡妇，想改嫁。算命先生挠挠头说，你有男人啊，改什么嫁呀？村妇便说了爷们打她的事。算命先生听后掐算了一会后，便哈哈大笑，说：“以后他不会再打了。”村妇不解。算命先生说：“前世你是车老板，你男人是驾车的马，你一共抽过他一千多鞭子。今生他打你几笤帚，一个笤帚上有几百根小细条，他这几笤帚，正好把前世的一千多鞭子还上了。呵呵，往下你们就两不欠了，回去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