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曹不是一个人,二曹是两个人。
　　 一个是排长，一个是班长，都姓曹。所以称二曹。
　　 二曹是我进入部队这所大学校的领路人，没有二曹，可以说我到不了部队。
　　 一九七二年我高中毕业回村当了农民.我对父亲说给我买辆小车吧,我要推小车。胶东的小伙子都推小车，小车的用处很大。可以代替背扛肩挑。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回来就回来吧，回来好好干活。
　　 父亲到木匠铺给我打了个小车架子，然后不知从哪里找了个旧车轮漆了漆，父亲把小车推回来放到我跟前。说推吧，别使坏了。
　　 小车推了一年，正当我琢磨着怎么把那小车的旧轮子换掉时，传来了消息，征兵的来了，听说咱公社有名额。
　　 那时候农村的青年基本出路就是两条，一是当兵，二是当民办教师。这两条路都不容易走，争得打破头。我那时候真想当兵啊。想当兵的原因其实很单纯也很简单。一个是想离开家，那时候我打心眼里嫌继母管我。二是想到部队吃饱肚子，穿个军装光彩光彩。文革中军人的社会地位高，待遇也不错。
　　 我仔细地权衡了一下利弊。我是独子，全家只有一个儿子，独子不征兵，虽说没有非常明确地说不能征，但村里一直这么掌握着。那时父亲虽说在农村生产上大队里当会计，然而会计算个啥，是个官都比会计大。书记副书记，大队治保主任一大堆干部，咋排也排不到会计，怎么办？想来想去我只能豁出去，铤而走险。
　　 那是一个带有暖意的冬天的下午。我挑了这样一个好天，好天可以带来好运气。我带着一身泥水来到了公社的招待所，公社的招待所是一排平房，很简陋地列在公社办公室的后面。我敲开了招待所的门，看见了两个穿军装的人。一个个子不高白白的书生样的军人，明亮的目光里透着灵气。一个个子稍高些，有些黑，露出些许憨厚。两个人热情地招呼我。我有些紧张，我告诉他们，我是这个大队的，高中毕业，在家劳动。眼下正浇冬麦，我是从麦地里回来的，说到这里我不好意思地把绾到膝盖的裤褪下来。
　　 我想当兵，我想到部队这所大学校锤炼。我鼓足勇气说。黑高个问我：“你有什么爱好和特长？”我说：“我爱好文学，爱写文章，写黑板报。我还会打篮球，别看我瘦，我身体没有病。”黑高个又问：“你家庭出身是什么？”我说：“下中农，我爹爹是党员，我大姐二姐也都是党员，我三姐和我都是团员，我还是生产队政治队长。”黑高个还问：“政治队长是干啥的？”我说：“什么都干，干活、读报、写材料、写黑板报、领青年人上夜校......”黑高个又问我一些别的，问得挺仔细。然而那“白面书生”始终没开口讲一句话，他自始至终看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以至于到后来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离开招待所时，我掏出了早就写好了的入伍申请书。那是我花费了好几个晚上在煤油灯下写成的，写完了后我自己都被感动了，我把几晚上的心血郑重地交给了黑高个。走出了公社的大门我觉得有些冷，这才感觉到自己出了一身的汗，前胸后背的衣服都贴到了身上。
　　 时间不长我接到了通知书。后来我才知道是招待所里的两个军人指名道姓地要我。再后来我知道那“白面书生”是代理排长，那黑高个是班长，一言不发的“白面书生”非常得坚决，要一个也得要他。“不给这个人，你大队里的其他人我们都不带了。”这是那个代理排长对我所在的大队书记说的话。在当时我真不知道是谁起了关键作用，老父亲逐一地找了大队干部，二姐甚至给大队长送了布料，还拐弯抹角找了武装部的人说了情。
　　 很快地我们被集中到县武装部招待所。三姐夫用自行车驮着把我送到县城就回去了，当天下午我们换上了军装，全部是冬装，棉衣棉裤棉鞋棉帽，从头到脚捂了个严严实实。换下来的旧衣服我让王格庄送孩子的老乡捎回家了，继母特意叮嘱过旧衣服得让人捎回去。
　　 当天夜里，我们扎扎实实地吃了顿饱饭，武装部招待所用大笼蒸的肉包子，咬一口都流油，长这么大没吃过如此好吃的包子。
　　 吃包子那场面十分壮观，致使许多年后仍记忆犹新。武装部院子里蹲着一片吃饭的新兵，一个班蹲着围成一圈，抬来一笼包子就围着笼屉拿着吃，谁也不吭气，只知道不歇气地往嘴里填，一会儿一笼包子就没有了。没有了曹班长就说大家别动，没吃饱接着再吃。大家就不动，一会儿抬来的一笼包子又吃完了，曹班长就瞅瞅这个，瞧瞧那个，问“饱了没？”没人吭气。曹班长就说没饱就再等下一屉，全班一连吃了三笼屉包子。这时有人抹抹嘴说：“班长，饱了”。还不大饱的就不好意思再吃，腆着肚子站起了身。曹班长连声说“厉害厉害，战斗力大大的”。回头看看别的班，竟还有几个仍然围着圈没起来的。曹班长又说：“那边的更厉害”。说罢自己先笑起来。我们也笑。这时曹排长走过来问：“笑啥笑？”曹班长说：“没啥没啥”。曹排长说：“赶紧去整理铺，打扫卫生，准备休息”。
　　 晚上我们就睡在武装部的仓库里，在地上铺一层麦草人挨人睡在一起。人挤在一起反倒暖和，一点都不冷。曹排长曹班长也都和我们睡在一起，而且是睡在门口。门口要比里面冷些，开门关门一晚上好多次，大冬天，难免冷风会进来。
　　 从县城坐卡车到了烟台，又从烟台上了火车，车厢是闷罐车，只听见外面声音见不到外边的人，里面黑古隆咚的。唯一的益处，是谁想撒尿了对着铁门的缝往外就刺,很方便,根本不用厕所。
　　 闷罐车子晃荡了半天，终于停住，到地方了，下了火车，见有许多高楼，一问才知道到了济南。哎呀，我们走了这么远。
　　 下了火车又坐汽车，带蓬布的大卡车一下子把我们拉到济南西边的机场。
　　 “看，飞机”，有人叫着。果然，一排在太阳下闪着银色光亮的飞机整齐地排在跑道上。这使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见过飞机的农村的孩子们兴奋不已。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当了空军地勤兵，要和飞机打交道了。
　　 汽车并没在机场停下，径直开到了机场边上的几排破旧的平房的院子里。后来我们知道这里是司令部机关的生产队。我们这个新兵连并不直接和飞机打交道，我们是机关兵，是机关直属队的兵。为此大家都有点失落感，觉得当空军主要是当飞行员，不当飞行员，维护飞机也行啊。现在连飞机也维护不了了，这算什么空军。
　　 二曹到了集训地就不再当我们的排长和班长了，从胶东三个县征来的八十多个兵被打乱新组成了三个排，我们的排长、班长都换了。曹排长当了三排排长。曹班长当了四班班长。我被分到了一排二班。我们的排长姓刘，班长姓孙。但我们及我们公社来的兵们都与二曹保持着亲密关系，毕竟是他们把我们带到部队来的。
　　 对于二曹的情况，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知道的逐渐多了。
　　 曹排长是浙江兵，六八年入伍，入伍时是小兵，年龄小，开始时因为年龄小分到了机关学机要。能当机要兵是不容易的，不但要年轻，还要聪明，反应快，灵活性强，更重要的是家庭出生要好，根正苗红，思想上不能出一点毛病。机要人员接触机密文电很多，工作太重要了。后来不知为什么曹排长没有提干，据说机要部门准备提干的，但没有那么多名额，就没有提起来。提不起来就得复员回老家。机要人员复员是有规定的，必须要到非机要部门再呆一段时间，等多种密码忘得差不多了再复员，于是，曹排长就被分到了直属队的防化连。
　　 曹排长没上过高中，但他读得书多，各种书都读过。特别对文学书看得多，聊起三国故事绘声绘色，平常见他很少讲话，但真正讲起来就滔滔不绝，特别是讲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时，他眼睛里就泛着光，整张脸生动了许多。因此，曹排长无论在机关里还是防化连都是小有名气的。新兵连闲着没事我愿意往他那里跑，找他拉一拉，扯一扯，心里就觉得充实了许多。
　　 曹班长也是防化连的，他和曹排长不一样，曹排长不是真的排长，在防化连是代理排长，在新兵连是征兵排长。真正确切地说曹排长是班长。曹班长是真正的班长，在防化连就是班长，在新兵连还是班长。曹班长比曹排长大一岁，尽管曹排长比曹班长入伍早。曹班长是招远人，离我们老家离得近，离得近就觉得亲近些。加之曹班长又是接我们公社的兵，所以更觉得要比别人不一样，熟了他就跟我们开玩笑，见了面就“高、高”地叫，不加小字也不叫名字，就叫一“高”字，音调往上扬，叫得人心里很暖。
　　 新兵刚离开家远离父母，想家是难免的，曹班长有时就叫着我们几个去打扑克，打篮球，有时候也去机场上遛达。“多写几封信给家里，写信管用，有什么事有什么心里话多给父母说说，”曹班长告诉我。那时候我真是把这二曹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我不怕苦不怕累，我怕空闲，空闲时我会想家，想父母，想姐姐，想家乡的耍伴、同学。
　　 济南那时的冬天感觉特别冷，机场的冬天比其它地方更冷。北风呼啸着从早到晚肆虐。我们就在跑道上练队列，尽管棉衣棉裤再厚，却也被寒风鼓透了，我们的手脚都冻肿了。于是各班都尽可能地多跑步，齐步或是正步，尽可能地少站立，少立正稍息。曹排长和曹班长和我们一起练队列，他们比我们运动得少，他们只是喊口令，所以他们比我们要冷。我发现他们的手脚比我们肿得厉害。
　　 新兵连的伙食不堪回首。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在家里大都吃不饱肚子，不花钱随便吃的饭当然要使劲吃。加之训练强度大，消耗得多，吃得就更多，吃得多伙食自然就会下降。新兵连炊事班是从各单位临时抽来的，烹饪技术实在一般。那时冬天的菜不多，大都是白菜、萝卜、土豆、粉条之类，没有别的花样。大白菜没有埋在地下，就那么堆在院子里，全都冻得梆硬，吃在嘴里怎么都嚼不烂。经常地就有馒头不熟的现象。排长班长们包括连里干部也都和我们一起吃，只不过吃的时候会皱眉头。一天，曹班长问我：“吃得还行吧？”我说：“比家里强多了。”曹班长说：“这伙食比我们连里差远去了，再熬几天，快熬出头了，分到连里就好了。”我跟曹班长说：“这还用熬，这比我们在家拔麦子，刨玉米茬子，起圈肥的活轻多了，还天天都能吃饱饭。”曹班长笑着说：“知足常乐，人能知足就行。”
　　 一个月新兵训练转眼就完，要分新兵了。上级来了人，直属队各个连也来了人。我们全都整理好东西，打起背包站起队伍。连长开始点名，点几个人就有人领走。分配之前我们也打听直属队哪几个单位好，大都认为汽车队好，开个汽车挺神气，还有技术。我也想开汽车。但汽车队来领兵的人已经领走了兵，没我的份。领到最后就剩下三个兵，除了我还有两个人，都是一个县的。这时一个左耳上边有块疤的样子有四十岁左右的干部走到我们面前对我们三个人说，跟我走吧。后来我们知道这人是防化连的连长，姓朱。头上的那块疤是抗美援朝时被美国人的炸弹皮炸的。
　　 朱连长带我们几个吃完中午饭，就返回连队。汽车走了很长时间到了目的地，我们才知道这里离济南还很远，我们到了一个县城的边上。朱连长把我们领到连部，没有让我们放下背包，也没有介绍连里情况，指着我们说：“你们仨，按高矮个，最高的一排，中间的二排，最矮的三排，走吧。”文书就把我们带到排里，排里又分到班里。我被分到一排一班，班长姓韩，叫韩德华，和眼下走红的歌星就差一个姓。
　　 曹排长和曹班长也回到了连里，很快地两个人都复员回家了，都满了服役期，复员是很正常的事，每年都走一批，两个人都是有思想准备的，尽管他们都热爱军旅生涯，愿意在部队里工作，但还是要复员。曹排长回到了浙江老家，曹班长回到了胶东老家。一走就断了音讯，也不知道这二曹现在何方，情况怎么样。
　　 世间有些事有些人，有的你会很快将其忘掉，而有的你却一辈子都会惦念在心。就像这二曹，四十年过去了，四十年前的事现在想起来如同在眼前。
　　 我的老班长，我的老排长，你们过的都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