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道德经》一知半解的学习，总也理不出个头绪。不是看不懂，就是觉得牵强，要么就是自相矛盾。很多版本又相互不信任，有的甚至在释文断句上都很不一样，更不要说解释了，盘绕在心间的总有一个问题挥之不去，那就是：《道德经》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
　　 作为经典，理论上说是连一个字都不能改的，那怎么又会连哪个是道德经的真版都搞不明白呢？有的改来改去，有的断句相互矛盾。我们拿一个搞不明白的东西研究来研究去有什么意思？没有听说过《圣经》的版本有争议的，也没有听说过对《金刚经》的真传起疑心的。偏偏就是受国内外专家学者十分推崇的《道德经》连是不是真版都搞不明白，解释的也是千奇百怪，难怪会有不多的人会去相信它。
　　 我看了几种解释，尽量把自己看不懂的内容先有一个通顺的理解，然后再分析含义，能不受解释影响的尽量避免受其影响。所以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道德经》是不是想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思路？当你穿梭在纷繁复杂的现世中，难免会有苦闷、彷徨、想不开。那么看一下《道德经》，会让你想得开，看得远，放下很多难以放下的东西。我这样说也许削弱了《道德经》的神秘性，对老子有大不敬之嫌，但是起码对涉足《道德经》的人有一个很粗浅的认识，至少也还有这样一个作用吧。
　　 我们从《道德经》成书往前推，有人说老子一生为史吏，辞官骑青牛出函谷关，被时任函谷关守将尹喜所留，多次相邀相请，随写五千字留世，按照老子意思，只言片语是不愿留下来的。所以老子一生就只有《道德经》五千字留传后世。这是一种说法。后来看了赵世勋、陈光柱编著的《归钰》一书，又有了另一种说法。
　　 《道德经》前有《周易》，《周易》前有《归藏》，《归藏》前又有《连山》，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文化是分别由《连山》、《归藏》和《周易》作代表的。从《易经》角度考虑，《连山》、《归藏》也是易，所以有《连山》易、《归藏》易之说，都是卦相，或者说都是用符号来记事（那时甲骨文尚不存在或很少）。《连山》是成汤、伊尹、仲虺三人针对夏王朝末期的“三风”而提出要“禁三风”，那时候没有文字，只有符号，所以就“写”（刻）了三个符号在三块玉版上被供奉起来，作为自己种族内的革命性的信条而约束为上者的官员（当然那时准确说也不能叫官员），相当于建立起了推翻夏王朝的根据地。这“三风”就是巫风、淫风、乱风。后来《连山》不仅实现了推翻夏朝的目的，并且成为成汤建立商王朝的理论基础，清正了一时的官风。这就是《连山》的功绩。《归藏》是商末时，甲骨文已经发展兴旺，但是“得”风开始泛滥，也就是上层贪欲成性，如狼似虎，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一切为了“得”而奋斗。这时，身为周人的古公亶父面对当时的“得”风，在《连山》的基础上，发扬《连山》的官风整肃精神，针对自己而以身作则，用甲骨文写（刻）在龟甲上成册为典，作为纲领性、革命性言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经不断地努力，终于武王时推翻了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老子则是在西周一代不如一代、日渐衰退的情况下，受周宣王之托，共同研讨学习古公亶父的《归藏》，重新修订、充实，想成为教育周王朝后继诸天子的行为规范。但是，《道德经》完稿后献给周幽王（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却并没当回事，而是束之高阁（实际也是自己都不想失去“得”的好处了），在此情景下，老子痛心疾首，才离都而去。函谷关守将尹喜（也有人说是老子的云孙李假）很有才华，知道老子的《道德经》非同一般，才派人盗书，随有《道德经》多种版本流传于世。我认为这种说法有较大的可信度。老子为史官多年不可能不留下只言片语，让老子在函谷关写五千言《道德经》实在牵强。
　　 由此看来，为《道德经》出处正名当以此为本，内容涵盖治国、练兵、修身、养性等重大课题，实属一本治世、修身之经典。当然后世有人把它看做修道之书也情有可原，《道德经》里本身就有修身养性的内容，何况道教早把它奉为了神明。那就让各取所需吧。但现如今更多的则是老人哲学，因为不仅在周朝时不被统治阶级看好，后来也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朝代的重视。人们只有在中老年后才能去翻一翻，聊以打发时光，总结一些教训。由此看来，人之贪欲成性由来已久，吏治腐败更是洪水猛兽。老子那时就已经难以拨乱反正，直到现在都是社会性的难题，谁还会去关心《道德经》的理论？一定要到行将就木之时才大刀阔斧治一下，也只是赶走了姓李的，来了个姓王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说大的，就拿一个人来说吧，不到大病上身，有几个人会去狠心锻炼身体、节食养生？总是仗凭年青、身体好胡吃乱喝一气，整夜嗨歌，彻夜打牌，身体垮了，悔之晚矣。过去批判老子开历史倒车，即源于此。人们都在追求享受，他却让人戒欲，而实践证明这个欲真的是不好戒。贪官污吏哪个不是倒在贪、欲的脚下？反腐治吏，任重而道远呀！这是不是一种宿命？
　　 再回到开头我们提出的问题，那就是版本问题。我支持第二种说法并不等于说《道德经》的版本问题就解决了，仍然是议而不决。当然我也没资格来定这个问题。但是我忽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们推之甚高的《道德经》竟然这么模糊？这多像我们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很多事情盖棺之前不能论定，盖棺之后仍会改来改去，不是翻案就是重新论定。比如：孔子一会儿被打倒一会儿又被奉若神明，孔子到底是该褒还是该贬？连自己该爱还是该恨都搞不明白，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曹操对杨修先是表扬，后是反感，表扬是因为杨修聪明，反感是因为杨修太聪明，那么杨修到底该不该聪明呢？为什么杨修该不该聪明这个问题要由曹操来决定呢？就象《道德经》，为什么一会儿说它反历史，一会儿又说他具有大智慧呢？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恐怕这应该是我们深思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