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吧，退休闲赋在家的我总爱回忆童年的往事，儿时玩伴们的身影，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曾在无数个月光如霜的夜晚幻想：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到快乐无忧的童年，继续五彩斑斓的梦……
　　 我的家乡在东北农村，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屯居式的小村。村子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虽然没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水乡那如画般的景色，但广袤无垠的黑土地，水丰草茂，嘉禾连天。尤其是冬日里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一样让人心荡神摇、流连忘返。
　　 一条纵贯东西的土路，把小村一分为二。路南，地势低洼，一条由雨水冲刷而自然形成的小河，由西向东蜿蜒流过，小河的两岸，衍生着茂密的柳树丛。每年的雨季，汹涌的河水漫过河岸，形成了一个个深浅不一的水塘，村民们散养的鸭子、大鹅整日泡在水塘里，自由自在地嬉戏、觅食。相比路南，路北地势平缓，排布整齐泥草房，掩映在葱翠繁茂的榆杨间。村子西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铁路，这就是著名的中东铁路。这条纵横千里、有着百年历史的铁路，见证了这个小村的形成与发展，也见证了勤劳善良的人们根植于这片黑土地的执着情怀。村子东面是一望无际的沼泽地，上面生长着几百年才能形成的塔头敦。每年清明前后，塔头上的小草破土而出，没几天，娇嫩小黄花也开了，馨香遍野，芬芳满地。
　　 我家的两间草房，坐落在路北中段。往西隔两家是姥姥家，往东隔两家是老姨家。老姨家有五个孩子，三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和我最好的是三哥，他比我大两岁，小时候，我总是跟在他的屁股后头，他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三哥有点“虎”，好打仗，打起仗来不要命。记得在我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和小伙伴们“弹溜溜”，其中有路南哑巴家的一对双胞胎兄弟。这对双胞胎兄弟的老二最不是个物，他见我的“头球”“橘子瓣”非常漂亮，说要看看，我就给了他，没想到他拿起溜溜就跑了。我哭着去找三哥，三哥二话没说，捡起一块砖头直奔哑巴家，把正在院子里欣赏“橘子瓣”的兄弟俩打得头破血流。双胞胎的哑巴妈出来“护犊子”，比比划划地没“说”上几句，便和三哥厮打在一起，三哥毕竟还是个孩子，力气没有哑巴大，不一会儿，三哥的鼻子就被打出了血，哑巴也没占到多大的便宜，她的手也被三哥咬出了血。那时我还小，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光知道哭，也不敢上去帮忙。三哥见鼻子出了血，便撒起泼来，他用砖头把哑巴家的窗户玻璃砸碎了好几块，还闯进屋里找菜刀要和哑巴拼命，哑巴害怕了，赶紧把溜溜要下来给了三哥。三哥把溜溜塞到我手里，瞪着眼睛冲我吼，“怂包蛋！为啥不上？！”我大气也不敢出任他数落。由于三哥满脸满身都是血渍，不敢回家，于是就让我跟他去“东大濠”洗澡。东大壕是一条人工开凿的灌渠，源头是距离哈尔滨市40公里的红星水库。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被饥饿吓怕了的人们大肆开垦荒地，村东的沼泽地被开垦成了稻田，这条用于配套灌溉的人工渠也应运而生。
　　 三哥脱得精光跳入水中，他把沾满血渍的衣服缠在腰间，泡了一会儿后解下来，然后抓几把河泥涂在上面，不停地揉搓，反复几次后，衣服上的血渍就被洗掉了。他把洗干净的衣服晾晒在河岸的柳丛上，随手折了一根带杈的柳枝叼在嘴里，然后一个猛子扎到水里，不一会儿，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就被捉了上来。三哥用柳枝把小鱼穿起来，然后再次潜入水中。看着三哥捉鱼，我的心也痒痒的，也折了一根柳枝。三哥见我也要下水，就冲我嚷，“你不会水，别下来！”我没理会他的话，脱巴脱巴也下到了水里。还好，水不算很深，刚好露出头部。我学着三哥的样子，把柳枝叼在嘴里，沉入水中……俗话说，看花容易绣花难，此话一点不假。刚沉入水底，我就懵了，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耳朵也像被塞上了棉花团一样，什么也听不清。我心里害怕，想浮出水面，可是湍急的水流冲得我站立不稳、不断跌倒。我拼命地挣扎着往岸边走，可是越挣扎越往下沉，我大声呼救，可一张嘴，腥臭浑浊的河水直往我喉咙里灌，呛得我喘不上气来，眼睛直冒金星。就在我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三哥把我推到了岸边。他大声埋怨我：“不让你下、不让你下你偏不听，这下淹着了吧！”我被水呛得咳嗽不止，也顾不上感激他了。三哥一边埋怨我一边爬上岸，又折了一根柳枝，先前的那根和穿在上面的鱼，早已不知去向。三哥不允许我再下水了，他把柳枝塞进我手里，让我坐在岸上等着，转身又跃入水中……
　　 太阳不知不觉变红、变大，大濠东岸的稻田在夕阳的余辉下变成了赭红色，稻田里的青蛙也开始东一声、西一声星星落落地叫起来。我和三哥一人手里拎着一串鱼，兴高采烈地往家走，早把中午打架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三哥今天很幸运，没有挨打，只是被狠狠地骂了一顿。三哥非常乖巧，他把鱼从柳枝上撸下来，放在一个大木盆里，然后拿到院子里收拾，并催促老姨准备大酱，说一会儿他给老姨夫炸鱼酱吃。三哥一边收拾鱼一边冲我伸伸舌头、挤挤眼，做着各种鬼脸，庆幸没挨打……
　　
　　 生产队是一个由二十多间房子组成的四合院。上屋是会议室、队部、会计室，东厢房是豆腐坊、碾米房、铡草机及草料间，西厢房是一溜马棚，靠北头的一间是饲养员住的地方。四合院的南面，一半是牛棚，另一半是没有大门的出口。出口的东侧是一个废弃不用的石碾子，再往前，是一眼供全村人饮用的辘辘井。
　　 饲养员老阎头60多岁，他有严重的肺气肿病，一到冬天就咳嗽，上不来气儿，人们背地里都叫他“阎齁巴”。老阎头的老伴儿是个“老坦儿”（土语，当地人对唐山人的称谓。），是后嫁给老阎头的，早年她丈夫得病死了，她带着个儿子嫁给了老阎。老阎没结过婚，对她们娘俩百般呵护，疼爱有加，实心实意地过日子。嫁给老阎头后，“阎老坦儿”又生了一儿两女，一家人其乐融融过的也不错，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老打仗，老阎头就不回家了，白天喂马，晚上打更，二十四小时呆在生产队。老阎头爱联络人，冬天晚儿夜长，吃完晚饭闲着没事的人们都愿意到他这来闲聊，他也总是把火炕烧得滚热，再烧上一大壶开水，让这些人陪着他，打发寂寞。
　　 我和三哥有时候也到这来听郑瞎子说书，其实听书是假，惦心着他锅里煮的豆饼是真。挨饿那几年，老姨家人口多，粮不够吃，特别是到了冬天，没有了瓜果梨桃、黄瓜柿子贴补，再加上半大小子又能吃、又好饿，有时侯三哥晚上饿得受不了了，就偷偷地跑出去，到生产队的马棚里偷吃喂马的豆饼。就是为了那几口豆饼，三哥差点丢了性命。
　　 记得那天天都黑了，三哥来找我，说去生产队听郑瞎子讲“小八义”，我心里明白他要去干什么，就跟着去了。听了一会儿书，老阎头就开始切豆饼，拌料喂马，他刚喂完马回来，三哥就说：“我困了，咱们回家睡觉吧。”我们俩出了更官房，他让我在大门口等他，自己弯腰钻进了马棚。过了不一会儿，里面忽然传来了一声惨叫。当时，我本想进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马棚里没有灯，黑咕隆咚的我不敢进去，再加上害怕屋里出来人看见我，我就跑了。回到家母亲见我气喘吁吁的样子，忙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就把三哥进马棚偷豆饼吃没出来的事告诉了她。母亲吓得连棉衣都忘了穿就往老姨家跑，等老姨、老姨夫我们这些人跑到路南生产队时，三哥已经摇摇晃晃地出了生产队大院。尽管月暗星稀，但仍能清楚地看见三哥用帽子捂着左脸，黑棉袄的肩头露出的白花花的棉花。见三哥有些站立不稳，我急忙上前搀扶，可是被他一把推开了。我尴尬地跟在人们的后头来到老姨家，进屋才看清楚，三哥左脸上有一道两寸多长的大口子，伤口很深，肉往外翻着，血不停地往外流。我不敢再看三哥的伤口，只是哭，不知道是吓的还是冻的，腿不停地打着哆嗦。老姨和老姨夫也顾不得责怪打骂三哥了，老姨找来一块干净的纱布，敷在三哥的伤口上，老姨夫敢忙去生产队套车，这么大的伤口不上医院缝针是不行的。
　　 折腾了大半夜三哥总算平安地回来了，伤口缝了十五针。老姨说，大夫说了，他脸上的伤会留下疤痕，但不会太严重，过几个伏天就看不出来了。第二天一早，我跟母亲去看三哥，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脸上的伤是咋整的。三哥懊脑地讲述了当晚发生的惊险一幕。原来，三哥进了马棚以后，因为没有灯，他摸黑在马槽里来回扒拉寻找没有完全泡软的豆饼块儿，没承想，黑暗中被一匹正在吃草的马叼住了棉袄的左肩，马扬起头把他叼了起来，他的头撞在了马槽上方拴马的横梁上。事也凑巧，这根栓马的横梁是由两根松木杆接起来的，接口用铁丝捆扎，就是这根铁丝的接头处把他的脸划开了一个大口子，差点要了他的命。
　　 自打出了这个事以后，三哥就对我疏远了，不再找我玩儿，我去他家，他也是代答不理的。我很痛苦，也很无奈。没有了三哥的保护，我不敢和别的孩子玩儿，别的孩子也不愿意和我玩，说我是“小偷”。那段日子，我过得比三九天还寒冷，整天躲在屋里，像丢了魂似的。我常常责备自己，后悔当时为什么不进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即便是帮不上什么忙，扶他一把也好啊！也不至于三哥为此对我产生那么大的怨恨……由于我们少不更事，老阎头也受到了牵连，生产队不再让他喂马、打更了。这下阎老坦儿不干了，她又哭又闹地去生产队坐了好几天，骂老阎头是个窝囊废！老姨和老姨夫拎着果子上阎老坦儿家赔礼道歉，说孩子小不懂事，给他们惹麻烦了，以后一定严加看管，并请他们原谅。可是这个阎老坦儿一点也不近人情，不仅不依不饶，居然还扬言说：如果把老阎头撤了，她就上公社去告！公社不管，她就跳井！为了不把事情闹大，再加上老阎头喂马打更已经十来年了，一直兢兢业业的没出过什么差错，所以生产队考虑再三还是让老阎头继续喂马，另外又加了一个更夫。事情总算得到了平息，小村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
　　
　　 一场春雨持续了好几天，原本就被雪水泡的泥泞不堪的村路更难走了。眼看就到“谷雨”了，可是大地阴坡地方的雪还没完全融化，眼瞅着庄稼种不上，社员们都心急如焚。
　　 这一阵子，村里头一直在哄哄说“四清”工作队就要来了，还有鼻子有眼地说这次来的工作队都是土改时的那伙人，可厉害了，都带着枪，六亲不认！说谁家成分不好就清谁家，还说贪污的、投机倒把的、多吃多占的都得挨个清，尤其是村里那些当官的，一个也躲不掉！前院老郑太太说得更邪乎，她说吉林白城她娘家那个屯子的会计，就贪污了二百多块钱就被枪毙了。那时候我才十来岁，大人们的话我还不完全懂，不过心里头也挺害怕的，因为父亲是村里的会计，按他们说的也应该算是当官的吧！传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就在村西公路通车没几天，“四清”工作队真的来了，不过这些人并没有像大人们所说的那么可怕，他们没带枪，说话也都挺和气的，和经常来村里的公社干部没什么两样。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队长，竟然是经常上我家来的高伯伯！他的确是土改工作队员，而且还曾经和父亲在一起工作过。他们来到村里以后，并没有住在生产队给他们腾出的房子里，高伯伯和另外一个队员住在我家，另外两个人住在村里的“五保户”王爷爷家，他们吃饭按家摊派，借此走访群众。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在我家里开会，这时候母亲总是带着我和弟弟去姥姥家或老姨家呆着，直到父亲去叫我们才敢回来。
　　 就在四清工作队来到村里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村里出了一件大事，负责碾米房的“杨老六”被火车撞了！第一个发现火车撞人的是村里的牛倌。那天他赶着一群牛去“西场子“（当年侵华日军在村子西面建的坦克训练场，村里人都习惯叫西场子）放牛，刚走到铁道口，就看见一列火车停在那，不远处的路基下躺着一个人。他知道准是出事了，可是又不敢到跟前去看，就赶紧跑回村里去报信，社员们来到现场一看，认出是碾房杨老六，就赶紧张罗着回去套车送医院。在省医院，杨老六被抢救了半个多月，命总算保住了，可是只剩下一口气，不会睁眼，不会说话，也没有意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变成“植物人”了。后来家人实在治不起了，就把他拉回来了。当时父亲是村治保主任，参与了事件的调查。听父亲说，火车司机说杨老六是故意撞火车的，属于自杀。因为出事的地方不在铁道口，而是在距离铁道口一百多米远的地方，当时发现他翻过路基的时候，火车就开始鸣笛、刹车了，可是巨大的惯力还是撞上了他。由于杨老六已经没有了意识，不能说话，调查只能从他负责管理的碾米房账目入手，公安机关和四清工作队都怀疑他自杀和贪污有关。不出所料，在经过走访调查和核查账目发现，杨老六和他的妹妹“杨老八”有严重的贪污行为。当时杨老六管理碾米房，“杨老八”是出纳员，他们兄妹俩营私舞弊，不仅贪污加工费，而且还在出米率上做文章，明明能出七个米，可他们只上报出了六个四或是六个五，剩余部分，都被他们俩贪污倒卖了。杨老八被判刑送进了监狱，由于杨老六已成了植物人，没法羁押，只能监外执行，他们贪污的好几百块钱早已被挥霍，只能用房屋抵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