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街示众，古已有之，虽非封建社会独创之刑罚，观世界各国仍不乏其先例。只是到了近代，那种对人身的攻击和人性的摧残，被思想激进的人类愈演愈烈，尤以十年文革期间最甚，几乎演绎到了极致。
　　 至今回忆起来，记得是1967年的夏季，收罢麦子进入伏天，热辣辣的太阳像个大火球倒悬在晴空，炙烤得庄稼人喘不过气来。
　　 那年，我才9岁，头一回在偏僻乡村见到四个轮子的大汽车，撒丫子追屁股撵着瞧稀罕，被车轮卷起的尘土弄得灰头土脸。在后街的打麦场里，卡车终于停下来，从车上跳下几个背枪的民兵，依次押着高矮胖瘦黑白丑俊不一的犯人下了车，一干人都被反剪着双手，麻肩头拢二背五花大绑，并且人与人之间全用绳索连着，那样子就像拴蚂蚱一般成串儿。
　　 民兵押着这些人面朝南天毒辣辣的日头站成一排，每个人的脖子里挂着一块黄板纸烟箱做成的牌子，上边用黑墨书写着名字，再用血红的墨水打一个醒目的大叉。那时候乡村信息闭塞，普通老百姓难得见一回县官，哪像现在天天在电视节目里瞅见官员们频繁开会坐在主席台上谦谦君子般地身影。
　　 懵懂中听大人说，领头那个黑胖子是县委书记，紧挨着书记那个高大胖壮的汉子满脸大麻子，说是县长。几个识字见过大世面的大人小声咕哝说，旧社会他们就是七品官县太爷，掌管着生杀大权。县长旁边挺直腰杆站着一个瘦筋巴巴的小老头，身穿绿军装，一只受伤的胳膊用绷带吊在脖子里，表情显得十分冷峻，说是什么兵团的头头，因思想顽固，那胳膊活生生被造反派给拧断了。
　　 再后边依次是公社书记、粮店主任，还有村里的地主富农，上挂下连，一时间，他们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孝子贤孙”。背枪民兵将捆绑这些人的绳子挨个解开，给每人发一杆大扫帚，勒令他们清扫打麦场，庄家人俗称“漫场”。大集体年代，一个生产队的打麦场足有5亩地大。扫干净场地，民兵又押着这些人到场房屋打茓子扒麦囤，用装满120斤的布袋灌麦子，然后扛到麦场上摊晒，一个个累得汗如雨下，东倒西歪，通身的单衣裳能拧出水来。
　　 穿军装的老头干不了重活，就脱掉鞋子，吊着一只胳膊光脚满场跑动，将成堆的麦粒均匀趟开。几万斤麦子摊满了场，一干人气喘吁吁，口渴难耐。此刻，村人早已从深井里打来两桶凉水，他们争先恐后围上来，咕嘟嘟如牛饮一般。那场面不禁让人联想起如今的县官们，坐在空调间里还嫌不自在，老百姓要见一面连大门都进不了。满场的麦子在太阳地上晒着，县官乡官和那些地主富农们重新站成一排，面朝太阳低头认罪，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
　　 乡下人吃晌午饭比较晚一些，通常在午后两点钟左右，应该是夏季天气最热的时刻。吃罢饭趁热收麦子，入库装囤封仓。庄稼人席地坐在场边的树荫下，光脊梁手摇芭蕉叶扇子仍嫌热，挨批斗的人则满场忙碌，将麦子拢一块，装满布袋扛回仓房。终于有人受不了如此超强体力劳动，中暑一头栽倒在地，却被民兵大声呵斥为“装洋蒜”，拉起来迎面喷一碗井拔凉水，死不了继续干活。干完活再被绳索捆绑起来，押上车游街到下一个村子，第二天接着挨批斗，接着给老百姓扫场晒麦子，那罪真不是人受的，不死也会脱一层皮。
　　 我们村子有一户“漏网地主”，家里的坯洞草房临大街，后屏墙正冲着丁字路口，乡下人迷信，在后墙上镶一块青砖，上刻“姜太公在此”，俗称老金砖，据说可以避邪。老汉眼见红卫兵手持木棍竹竿满大街跑，寻着人家的瓦屋楼房檐破四旧敲滴水捣猫头，捣得房顶的瓦片哗啦啦落一地，生怕自家裂缝的屋墙被捣塌了，情急中搬来一架梯子，手抓两把泥去糊那块显眼的老金砖，却被沿街乱蹿的红卫兵逮个正着，当即就抓了反面典型。
　　 有人就近从生产队的牲口屋找来一个铁丝编织的牛笼嘴，拿三根竹竿鞭秆扎一顶“秦椒帽”，临时用烧纸糊上，戳在老汉的头顶，戗茬的铁丝头立马刺破头皮血流满面。另有人找来一方纸烟箱，拿毛笔歪歪斜斜写上“现行反革命XXX”，还在头冲下倒写的名字上像枪毙犯人一样打上红叉，仍然不解气，索性将剩余的墨水涂在老汉的脸上，涂得跟黑老包似地。捣猫头累得腰酸胳膊麻的小将们，用一根绳索将老汉五花大绑，敲锣打鼓像玩猴子一样开始沿街游行，一路狂热地高喊着口号，喊到激动处，失去控制的场面一阵混乱，众人拳打脚踢将老汉踩在脚下，可怜那把老骨头经不起如此折腾，顷刻间趴在地上奄奄一息。小将们嘴里高喊着“装死狗”，围上来既拉又打，眼看实在拉不起来了，众人这才慌了神，相互递个眼色，一哄而散。
　　 那年月，“走资派”和地主富农游街挨批斗，是家常便饭，人们早已司空见惯。可贫下中农稍不留神说错一句话，照样游街挨批斗。邻村有个汉子是天生的乐天派，整天嘻嘻哈哈嘴不把门。一天早起，这人从窑厂熬夜归来，手提一盏煤油马灯忘记吹灭，遇上路人戏谑说：“大天白日您提灯照个啥？”这人哈哈一笑随口道：“俺照黑暗哩。”说者本无心，听者却有意，这不是公开污蔑社会主义吗？消息很快传到大队部，被上纲上线了，民兵立马将他五花大绑押起来，敲锣打鼓满街游斗。事后人们感慨说，祸从口出，这就叫“丢人打家伙”！
　　 在越穷越革命的年代，原本根红苗正曾经整治过别人的干部，一忽儿变了脸，反过来又成了人们“专政”的对象。我们村的老队长穷得家徒四壁，大跃进时期兴起合大伙，他执行政策最积极，满大街吆喝，挨门逐户收缴农家的铁锅，当场砸烂了，集中起来炼钢铁，甚至连女人陪嫁的铜铁柜饰件都不放过。生产队大锅饭定量供应的伙食稀汤寡水，人们饿着肚子下地搞“大兵团会战”，尤其是奶孩子的妇女，害怕嗷嗷待哺的孩子饿死了，偷偷往裤腰里藏一块冰凉的生红薯，下工时被队长挨个搜身，搜出来现场开批斗会，搞体罚按住脖子低头认罪，俗称“扒脖儿梗”。
　　 更有甚者，挨批斗的人像坐“喷气式”飞机一样扎好固定架势，脖子里竖放一穗玉米棒，那玉米棒不能掉地上，掉下来就要挨打。我们村同宗的金香、金玉兄弟俩的媳妇脸皮薄，遭受批斗后感觉无脸见人，夜晚俩人一商量，双双离家出走奔了陕西。次日天明，金香不见了媳妇和小女儿，满大街跑着叫喊，顷刻间人就疯了。金玉找不着媳妇，从此打了光棍，两门人绝了后。文革中老队长倒台了，众街坊给他来个“老账新账一块算”，夜晚拉到大街上游斗。开始老队长的双臂反剪身后，手里还不忘拿一本“红宝书”，后来不知是谁吹灭了煤油马灯，趁着黑暗众人一哄而上，拳打脚踢，可怜老队长躺在地上哭着直哀求：“街坊爷们，饶俺一条狗命吧！”毕竟是居住多年的老爷们，众人闻言，方才罢手，避免一场灾难。
　　 同样遭遇游街挨批斗，有人却塞翁失马，因祸得福。邻村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小子，因家穷买不起一块切菜的案板，瞅准河堤上一棵歪脖子柳树，深夜用斧子砍倒，赶巧被巡夜的民兵营长抓了现行，勒令他第二天扛着树桩游街。那小子深知利害，一旦敲锣打鼓去游街，惊动四邻乡亲，丢人不在话下，日后恐怕连上学当兵都别想，谁家的闺女也不愿意嫁给他这个“丢人贼”。那小子恼羞成怒，夜晚偷偷开溜了，只身跑到万里之外的新疆，流浪中到建筑工地搬砖提泥，后来加入我妹夫领班的建筑队，从大西北辗转到东北大兴安岭，由小包工头熬成身家数百万的大老板。小子发迹后荣归故里，深有感触说出一句大实话：“这辈子应该感谢民兵营长。”言外之意，如果没有当初的压力，就难以变成动力，更不会有今天沉甸甸的收获。人生如戏，变化莫测啊。
　　 游街本身就是对人权的漠视和对人类文明的践踏，慨叹那时候人们头脑发热，以言代法，剥夺人权，漠视生命。
　　 好在如今进入法制时代，人性化执政的理念逐步完善，就连作恶多端的杀人嫌犯和即将押赴刑场的死囚，也不再兴师动众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和游街示众。即使在押嫌犯在公开场合露面，亦头戴面罩，保护其隐私，为家人心理减负，让法律彰显出人性。只有以德治国，社会才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