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4年除夕，父亲提起毛笔潇洒地写了三副对联。一副贴在了院门上，另一副贴在了牲口房，还有一副贴在了家门上。记得家门上的那副对联是这样写的，上联：欢声笑语贺新春，下联：欢聚一堂迎新年，横批：合家欢乐。其中“年”字和“合”字有意被写成了繁体字。那会儿，我们家住的是北方特有的窑洞，就连饲养的两头骡子都跟着沾了光。对联是父亲带着我和哥哥一块去贴的，所用的浆糊是母亲一手给烫的。其实，我只是像个小跟屁虫一样紧紧地跟在他们的身后，自己并没有做什么，甚至还不时地上前捣乱。这年我仅有6岁，而哥哥比我年长5岁，姐姐已初为人妻。
　　 在乡村，大年初一这天一大清早有三大忌讳。一是喊起床，二是去洗漱，三是打扫地。父亲通常会喊我们先去祭天，女人是不用参加的。所谓祭天就是按照方位在院子里摆上一个方桌，方桌上供着神灵像，像前放着一个盛满麦粒的盒子，盒子上插着几柱清香，香前摆着祭祀用的几样食品。待这一切准备妥当，我们父子三人就会各自戴着一顶帽子在神灵前毕恭毕敬地磕几个响头。每当这个时候，父亲脸上的表情都极为严肃和庄重，他一再叮嘱我和哥哥心务必虔诚。对于他这种做法，我是懒得去理会的，自己会扮鬼脸挑逗身旁的哥哥。他看到我这副调皮的模样，便忍不住怒斥起来。当他把声音提高好几分贝，那感觉就像是在耳旁打雷。在我的内心里，是最讨厌这一刻到来的，可每一次却又不请自来。祭天完毕，我们会去灶台、牲口房、院门口分别磕一个响头。至于何种缘由，我曾问过父亲，只是他的回答十分模糊，后来我才真正知道祭天是为了感恩上帝滋润万物。接着父亲就会放鞭炮，而对于这件事情我和哥哥是最愿意效劳了。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坐在炕上的父亲会分给我和哥哥每人五元的压岁钱，唯独给母亲是十元。当时像五元这样的面值在我们心目中已经很大了，大到可以跟如今的五十元或者一百元相媲美。在乡下，许多家里的大人给小孩都是一元、两元的给，还有过年一分钱都没有分到的呢。所以，我跟哥哥简直快要乐开了花，而母亲一摸过那张崭新的十元钱以后便又退还给了父亲。父亲接过钱忽然会变得很温柔，他劝她要不拿着，母亲却总是摇摇头一笑而过。那时的我暗地里不知说过她多少次的傻瓜，要知道十元钱能买到多少好吃的好玩的啊，可她偏偏硬是拒绝。于是，父亲象征性地再问了问，便把钱收了起来。我曾趁他不注意想把钱抢到手，母亲顿时会把脸一拉责备我的顽劣，无奈之下我唯有打消了这个念头，伸出手去拿个糖块聊以自慰。家人买来的花生我是向来不吃的，倒不是嫌弃剥壳麻烦，而母亲翻炒的瓜子塞进嘴里会伴着一股子刺鼻的焦味，我和哥哥却全然不顾嗑得风生水起。糖块外面包得那一层，我们都亲切地唤它为金金纸。这金金纸薄而透明，颜色也五花八门，比如有绿色、粉色、紫色、白色、橙色、黄色等。我喜欢透过它抬头去看太阳，此刻你会神奇地发现阳光也同样五彩斑斓。
　　 大人们在年初五以前是尽量不去串门的，反而小孩子就不会顾虑了。像往常一样，邻居家的狗蛋穿着新衣跑来找我玩耍，母亲便会塞给他一些糖块和花生，他说他想要嗑瓜子，母亲犹豫了一下便从碗里抓了一把给他，结果他拿起一颗刚放进嘴里就连连喊苦。其实，狗蛋的新衣是家人用缝纫机将买来的几块新布料按他的尺寸给缝的。那会儿像这样子穿的就已经令旁人羡慕不已了，很多时候大人小孩要么是穿着打补丁的衣裤，要么是大人不穿的衣裤拿剪刀剪了再重新缝补给孩子们穿。
　　 母亲早答应给我买一件“国防绿”，只是她却食言了，三姨将她儿子不能穿的衣裤拿来给她，碰巧给的也是一身军装，然而是蓝色。这我就不答应了，便理直气壮地去跟母亲讨个说法。母亲的性格一向吐露着男人的暴躁，在她的眼里我就是胡扯瞎掰，而我又不识趣，明明见她怒不可遏，自己还火上浇油。如此一来，难免不挨一顿好打。只见她叫哥哥取来鸡毛掸子，如果哥哥不取她便上前就是一脚，哥哥只好屈服在她的淫威之下了。她揍我的时候先是扇嘴，缘由是嘴丫子像茅厕里的一块石头，又臭又硬。继而铆劲地拧两只耳朵，缘由是像家里的两头骡子不大爱听话。假如扇了嘴巴，拧了耳朵还犟，她就会非让我见红挂彩不可。父亲是不会主动去插手的，这个软弱的家伙只会拿张废报纸一边认真地卷旱烟，一边饶有兴致地看她如何修理我。母亲一直在等我求饶，而我依然无动于衷，仿佛早已化身一头倔驴。她便强行扒了我的裤子，拎起鸡毛掸子就痛下狠手。还在身旁吃糖块的狗蛋见这架势就像一只米老鼠嗖嗖嗖地跑掉了。临走时还不忘说一句话，“妈呀，我婶婶又扒玉娃的皮了。”他口中的“玉娃”就是我的乳名，原本在生我的时候，母亲会以为是个女孩，结果失了算又是个臭小子，末了唯有寄情于一个空名。后来母亲回忆说，但凡我有一次求饶，她都会手下留情。可是我却不曾开口，她便气不打一处来，恨铁不成钢。
　　
　　 二
　　 在2004年除夕夜，我擀着饺子皮，母亲包着饺子馅，她包的是萝卜大肉馅的，也包包子。而这些年我一直不吃这两类食物，无论是在平常的日子，还是遇上逢年过节，因为一瞅馅里面都含有萝卜他们便失了宠。母亲也因此而常常伤脑筋，总是大费周章地将馅一一拨出，我才会动用手中的一双筷子。
　　 这年是猴年，歌手汤灿的一首《幸福万年长》令我记忆犹新。哥哥在外地工作，父亲不再用毛笔写对联，似乎不合时宜，因为在左邻右舍的眼中有落伍的嫌疑。乡人们纷纷开始去集市上买现成的对联，似乎只有买来的对联才看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祭天的物品也极少自己动手再做，他们会在商店里买现成的物品，似乎这就代表着一种时髦或者与时俱进，甚至成为每家每户比拼的资本。给孩子们买的吃的品种也告别了单一，只是我们的胃口也愈来愈挑剔，不再轻易就满足。
　　 大年初一这天一大清早，因为我在无意之间用普通话讲了句“春节”，父亲就不乐意听了。他说我在县城里读书近三年，没见拿回几张令全家人愉悦的奖状，反倒是学会了“假清高”。是啊，在乡下，“春节”二字，人们是不喜欢喊的，更愿意称为“过年”。这就好比普通话与家乡话，而使用后者他们才更乐意把你划分为同类人。
　　 不多时，他喊我一起去爷爷的住处，虽然爷爷已经去世了。打我懂事起，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家族所有的男丁但凡在家的都一律先祭奠列祖列宗，之后再给四个叔叔婶婶和一个姑姑姑父挨个去磕头。每每赶上这种事情，我就格外的难熬火大。可又不好发作起来，自己只好像块闷雷。在乡下，挨家挨户不像是城里靠得那么密实，纵使是同村的两家，他们都有可能相距八九分钟的脚程，再加上特有的地形地貌，真是教人一想起就牙疼得厉害。这次，我便灵机一动谎称自己信教，将一个十字架故意在胸前晃了晃，而父亲瞪圆了俩眼珠子坚决不相信，母亲因为前些日子跟几位叔叔吵了架，她便挺身而出站在了我这边。父亲向来不敢惹她，便灰溜溜地一个人拿着物什有些丧气的走出了窑洞。看到他那副德行，感情比让我吃五只烤鸭都高兴。不过，很快自己就尝不到胜利原有的喜庆和从容。经此一闹，我在家族里便留下了恶名，他们说我数典忘宗。至于自己的辩解无非就四个字：狗屁不通。君不想那些打着爱国旗帜的人士，他们天天把“爱国”这两个字挂在嘴边喊得一浪赛过一浪，却不一定真是爱国。
　　
　　 三
　　 2014年春节，或许是因为父亲的一场大病使得家里多了份温馨，少了份争吵。多了份热闹，少了份寡清。
　　 父亲患的病是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他一个人无法从炕上坐起，更甭说下炕走路。就连擦脸吃饭拉屎撒尿都得有人照料，而这个重任自然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哥哥在县城还得养活嫂子跟孩子，姐姐毕竟是嫁出去的闺女总不能一直守在身旁，而我即使风尘仆仆地从西安赶回来一心想要照顾父亲，母亲也绝不会答应，她托姑姑帮我找了份差事，离家不远，驱车需要约两个小时。她给出的理由是父亲打针吃药需要花钱，你只管多挣银两就是了。
　　 同样是大年初一这天一大清早，这个场景不知出现过多少次，犹如一部回放的电影，每次场景里主角都是父亲，而这次却变成了母亲和我。忽然，我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以前他身子骨硬朗时为何不跟着他多学学有关过年时要举行的相关仪式。现在他染疾在身，哥哥又不在家，作为小儿子的我就得挑起大梁，想必他是知道我的难言之隐，便在炕上叮嘱我对联要从右往左的贴，在院子里如何摆放方桌，要点燃几柱清香以及磕头作揖的正确姿势。
　　 这次父亲没有去爷爷的住处，他的腿脚实在不便，我决定自己走一遭。在2005年以后，我呆在家里的天数加起来都不足15天，如今趁此机会应该多和族人们熟络一下感情。
　　 母亲的眼睛越来越不大好使，她不戴近视镜居然把一根细柴当做了筷子。她也越来越健忘，刚把刷子扔在电视机旁，过一小会儿就嚷嚷着四处寻找，那副着急的憨态特像小时候的我夜里提着煤油灯找弹弓的神情。
　　 “人老了就会变成小孩。”这话不无道理，我觉得母亲和父亲的一举一动越来越像小孩了。而我又何尝再忍心往他们的头上多添几根白发呢。向来不吃萝卜大肉馅的饺子和包子的我，也渐渐地开始张嘴吃了。向来不怎么喊父亲的我，也渐渐地开始喊“爸”了。爱默生说，我们的一生，都有赖于一群人的爱，赏识，尊重，支持和帮助。然而，大家似乎爱不相关的人容易，但爱自己身边的人却常常显得很困难。假如真是这样，我想借用周国平先生的一句话：一个人懂得珍惜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亲情，又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苦难，乃是人生的两项伟大成就。
　　 这年，我家门上贴着这样的一副对联，上联：一帆风顺年年好，下联：万事如意步步高，横批：吉星高照。
　　 2014.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