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就已经过世，对于他们的记忆，于我已经很淡薄了，可是他们的故事却流传下来，多半是曾经被奶奶认为“碎嘴子”的阿妈讲给我的。
　　 我长大后，从一张黑白照片上，认出了长着白胡子的爷爷和头顶上梳疙瘩髻的奶奶。这是一张全家福，爷爷奶奶、我的阿爸阿妈，还有我的叔婶，他们都整齐划一地穿着右衽带有纽袢的深蓝色老式蒙古袍。我依稀记得，我奶奶和姥姥曾经轮流照看过我，把我放在摇篮里一天到晚地摇，一直到我昏昏地睡去为止。想起阿妈曾经唱过的蒙古族民歌《波如来》，我想，那时，奶奶和姥姥摇我时唱的催眠曲一定也是这首了。歌词大意是：
　　 阿爸用稠李子木打制的摇篮
　　 阿妈在早晚的寒冷中照看着你
　　 不要再给阿爸哭了啊
　　 阿爸不在家啊
　　
　　 采来山脊上长着的钱钟花
　　 让你尽情地玩耍
　　 放下手里的针线活啊
　　 左邻右舍地背着你逛
　　 不要再给阿妈哭了啊
　　 阿妈不在家啊
　　 ……
　　 我出生在辽西小村陶斯根艾勒，这是一个蒙古族聚居村。早先，这里的村民是附近海棠山普安寺属民，常年租种庙上的耕地，供养普安寺喇嘛生活。
　　 陶斯根艾勒归辽西阜新市管辖。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蒙古勒津部落从内蒙古西部河套地区迁徙至此，所以阜新地区的蒙古人习惯称自己的居住地为“蒙古勒津”。陶斯根艾勒位于蒙古勒津之南，从陶斯根艾勒向南二十里为黑山县白厂门，即清代柳条边边门白土厂门，向北是县城和他本扎兰等几个乡镇，再往北与内蒙古接壤。陶斯根艾勒正处蒙汉边地过渡带的南端，蒙汉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十分明显。过去，老人们习惯说边里边外，把白厂门以南称为边里，白厂门以北称为边外。边里人说汉话尾音上调，家里来客人，不吃饭送出八里地。蒙系人实在，家里来客人不吃饭说啥也不让走，怎么也得让吃一顿馅饼之类。
　　 清代和民国时期，白厂门一带有马市，这里的汉人从内蒙古倒腾马匹来贩卖，内蒙古的蒙古人也到这里贩卖牲畜，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各种店铺良多，生意兴隆。
　　 我的爷爷奶奶不会说汉话，那时，陶斯根艾勒的蒙古人都如此。有一次，我爷爷到白厂门买“笸箩”，不知道“笸箩”用汉语怎么表达，用手比划着，怎么也说不清楚，店主以为他要买莴瓜，给他抱来好几个大莴瓜。正赶上那年莴瓜大丰收，店家的笸箩里装着满满的莴瓜。还有一次，我的奶奶去新立屯集市上买熨斗。新立屯在陶斯根艾勒东部，也归黑山县管辖。奶奶不知道熨斗用汉语怎么说，比比划划地，让卖家不知其意，一个劲儿晃脑袋。奶奶只得在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搓着手掌心，对卖家比划着说：“呸，呸，就是那个你妈的脚似地，其里出溜的那个……”店家以为我奶奶骂人呢，愣是把她赶走了。我奶奶可不是那么容易服输的人，她并没有远走，到别处逛了一圈，没发现有卖熨斗的，回来又比划一通，卖家终于明白了，我奶奶也终于买到了朝思暮想的熨斗。
　　 我爷爷奶奶因为不会说汉话，惹出不少笑话。后来，他们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学说汉话，常常是蒙古语里掺杂着汉语，半蒙半汉，带着浓浓的“潮”味，如果不看他们说话的表情和手语，很难让人懂。
　　 ……
　　 据阿妈讲，到我爷爷这一代，由于战乱和天灾，爷爷家已是家徒四壁，唯一的一间草房子也在1930年的大雨中坍塌，被水冲走。这年的洪水特别大，家家炕洞如泉涌，连蛤蟆都无法上岸，人们甚至眼见着刚出生的婴儿在摇篮中“哇哇”啼哭着被洪水冲走了。我爷爷奶奶带着我姑姑和只有两岁的我阿爸随处迁移，最后在三家子村一个高地上落了脚。几年后又迁回陶斯根艾勒。
　　 我奶奶嫁给我爷爷时，爷爷已经38岁，是个光棍儿。当时，奶奶还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奶奶的前夫是个“愣头青”。一天早上，天蒙蒙亮，奶奶家要杀猪，可是家里没有杀猪刀，只好去村西头的丁格尔扎布家借。丁家没有儿子，那时是要受人白眼，低人一等的。奶奶的愣头青前夫敲开了丁家的门，站在他家屋地上，一看满炕由大到小降幂排列似地躺着八九个女孩子，随口用蒙古语说了一句：“我的妈呀！你家丫头片子也太多了！”这句话惹恼了丁格尔扎布，原本拿在手里的杀猪刀也不愿意借给他了，说话带着火气，“愣头青”就上去抢，两人撕扭在一起。“愣头青”拿到杀猪刀，一不小心扎到丁格尔扎布，以至丁格尔扎布受伤倒地。因流血过多，丁格尔扎布再也没有活过来。“愣头青”遭到官府羁押，后来死在监狱里。我奶奶深谙“好女不嫁二夫郎”的道理，可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奶奶带着孩子，没办法生活，经人介绍，就嫁给了我爷爷。我爷爷苦于家穷，多年打光棍儿，也只好娶了我奶奶。
　　 我奶奶和我爷爷成家后，生了我阿爸，接着生了我叔叔，以后又生了三个，没站住，三个就都死掉了，爷爷把死掉的婴儿都扔到海棠山的沟壑里喂了野狼。
　　 爷爷奶奶受没有文化之苦，阿爸九岁时，让他到三里外的三家子村念私塾，阿爸在那里念了四年书。后来，叔叔也来这里念书，阿爸就只得辍学。阿爸长大后加入村武工队，参加了土改，成长为国家干部。叔叔长大后，到城里做工，后来也当了国家干部，级别比我阿爸高。
　　 我爷爷由于积劳成疾，得了肺痨，四十多岁时吐血而死。陶斯根艾勒的蒙古人有一个民俗，就是丈夫死后，妻子要剃发为尼，守身如玉。爷爷去世后，我奶奶就去海棠山普安寺当了尼姑，这让思想激进的阿爸和叔叔都无法接受。叔叔和婶子白天上班，三个孩子没人看管，就把孩子锁在家里。婶子就和叔叔商量，把奶奶接到家里，帮助照看孩子，也可以免去爷爷去世后奶奶一人生活的孤苦。
　　 叔叔家的三个孩子那时都小，在家都说汉语。他们从小住在城里，没有说蒙古语的环境。叔叔和婶子白天一上班，接触的也都是汉人，时间长了说惯了汉语，回到家里也和孩子们说汉语。奶奶一来，叔叔和婶子才难得和奶奶说些蒙古语。叔叔婶子一上班，奶奶一句话也不和孩子们说，就那么憋着，因为她不会说汉话。时间长了，孩子们以为奶奶是“哑巴”，背地里叫她“哑巴奶奶”。有一天，奶奶最小的孙子哈达哭闹不已，奶奶情急中大声说了一句“不喂拉！”，意思是说“别哭了！”孩子们一下子愣住，原以为奶奶是哑巴，这回会说话了。婶子下班回来时，奶奶的大孙子哈日巴日喜出望外地跑出院子，告诉我婶子说：“妈妈，哑巴奶奶会说话了！”
　　 奶奶虽然不会说汉话，但她的蒙古语却是一流的，她的脑子里有的是谚语和格言，常常首尾押韵地说蒙古语，比如：“与其闲坐，不如蹭锅”、“时令不好的秋季雨水多”，还有“驴耳朵塞牛粪不接受，塞金子也不接受”，那意思是说一个人不知好歹，固执，什么也听不进。“后长出的犄角比耳朵硬”，意思是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或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之意。这些格言警句，饱含人生智慧和哲理，是多少代蒙古人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蒙古人智慧的结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听起来总是让人受益匪浅。
　　 奶奶进城后的第二年，就在叔叔家与世长辞，死于三年困难时期，享年54岁。据阿妈讲，奶奶在临走时，满嘴长着水泡，一遍遍地絮叨着：“孩子们都不说蒙古语了，不说蒙古语了……”奶奶这一辈子因为越来越不能和孩子们用母语交流吃尽了苦头，以至临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还在喃喃自语，她的内心一定是有着深深的遗憾的。
　　 到我阿爸阿妈这一辈，陶斯根艾勒五十多户人家只有两家是汉人，他们受蒙古人的影响，渐渐地也会说蒙古语了，有时说得比蒙古人还要好。后来，陶斯根艾勒的汉人多了起来，多半是附近各单位的职工户，也有其他一部分外来人口。
　　 阿妈是个善良贤惠、内心孤苦的人，姥姥姥爷去世很早，阿爸常年在外工作，六个孩子都靠她一个人带大，使她饱受生活的艰辛。阿妈曾经有一个姐姐，叫“呼伊热格其”（领弟）。我姨22岁那年得了霍乱，后来传染给了她五岁的儿子，母子俩先后夭折。我的姨夫是个蒙医生，可是他的药都用给了别人，到自家人患病时，却束手无策，最后眼看着妻儿死去，他自己也远走他乡了。我小时候，经常帮阿妈干活，阿妈烧火做饭时，我帮她拉风箱，只要风箱发出有节奏的声响，阿妈条件反射似地哼唱起蒙古族民歌，有时唱着唱着，竟落下泪来。记得阿妈经常唱蒙古族民歌《达古拉》，我想，阿妈经常唱《达古拉》，不仅仅因为歌名与她的名字“杜伊热格其”很接近，都是“招弟”的意思，更主要的，阿妈一定是想念她唯一的姐姐了，就让我把歌词译在这里：
　　 山上的果树虽然多哟
　　 结果实的没几棵哟
　　 相识的姐妹虽然多哟
　　 知心的只有达古拉哟
　　
　　 山上的梨树虽然多哟
　　 结果实的一两棵哟
　　 兄弟姐妹虽然多哟
　　 知心的还是达古拉哟
　　
　　 东北天边起乌云哟
　　 孕育着一场云雨
　　 内心如此忐忑不安
　　 可能是要和达古拉分离
　　
　　 西北天边起乌云哟
　　 可能又要下雨了哟
　　 心里如此忐忑不安
　　 可能是要和达古拉分别
　　 ……
　　 那时赶上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客人的时候，阿爸每逢喝酒尽兴时，也有唱民歌的习惯。
　　 根据我家的规矩，家里来客人，必须阿爸陪客人先吃，因为那时细粮少，凭本供应。阿妈习惯烙馅饼招待客人。馅饼属于快餐食品，用农村的大铁锅一烙就是十几张，上面带着油腥。客人吃饭时，小孩子们依次坐在窗台上看着客人吃饭，客人一撂筷，我们立刻围到桌旁，等着阿妈把剩下的馅饼分给我们吃。哪怕分到半张，我们也吃得很香，很香，而阿妈却从来不吃一口。每当阿爸喝酒喝高兴时唱起民歌来，我们竖起耳朵听，以此转移注意力，不然馋虫会一蹦一蹦地蹦出嗓子眼的。记得阿爸经常唱的一首民歌是《金珠尔》，歌词大意是：
　　 种在院子里的秋海棠哟
　　 我等待你蓓蕾初绽
　　 远嫁到海南的金珠尔姑娘
　　 我盼着你回到家园
　　
　　 栽在篱下的江西腊花儿哟
　　 我等待你开花吐艳
　　 远嫁到江南的金珠尔姑娘哟
　　 我盼着你回到身边
　　
　　 亲爱的金珠尔姑娘
　　 缝给我的衣裳哟
　　 炎热的太阳晒不透
　　 把它放在枕头旁哟
　　 伴我一觉睡到天亮
　　
　　 温柔的金珠尔姑娘
　　 缝给我的衣裳哟
　　 酷热的太阳晒不透
　　 把头枕在衣裳上哟
　　 引我进入甜蜜的梦乡
　　 ……
　　 就这样，因为阿爸阿妈有着唱歌的天份和爱好，我们作儿女的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从小也都会唱一两首蒙古族民歌，而且不曾忘掉母语，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我阿爸是个思想解放、开脑筋的人。那时提倡移风易俗，阿爸大小是个干部，当然要响应。记得哥哥结婚时，我家没办宴席。正值春天植树季节，哥哥穿着一身绿军装，嫂子头戴鲜艳夺目的红纱巾，两人扛着锹镐去海棠山的敖包前栽下一棵松树，在树枝上缠了一条红布，上面写好两人的名字，这棵树就成了他们的爱情树，象征他们的爱情万古长青。因为“文革”余温未尽，山上的很多摩崖造像在运动中被毁坏，哥哥嫂嫂不敢拜佛，扛着锹镐就下山了。直到现在，我的哥哥嫂子六十多岁了，每年还去海棠山上给他们的爱情树浇浇水。至今，他家的墙壁上还挂着哥哥当年穿着绿军装，嫂子戴着红纱巾结婚时的照片。当他们浪漫地一路哼唱着由著名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作词的歌曲《敖包相会》上山去的时候，一定是风也含情、水也含笑的吧。
　　 哥哥喜欢用蒙古语给我们讲民间故事《巴拉根仓》，讲起故事来常常是手舞足蹈。
　　 传说蒙古勒津之地曾出现过阿凡提式的人物，叫巴拉根仓。他足智多谋，勇敢善辩，幽默滑稽。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有一则故事颇耐人寻味，说的是有一位大财主得了烂眼病。一天，他正背着两手在街上蹓跶，心里盘算着怎样进一步地剥削穷人，迎面碰上了巴拉根仓。巴拉根仓诙谐地问道：
　　 “哎呀，我说大财主，您这眼睛是咋的了？”
　　 财主揉了揉眼睛说：“唉，谁知道呢。”
　　 巴拉根仓说：“我知道了，您这是得的烂眼病，我家有祖传秘方，上一点儿面子药就好了。”
　　 “是吗？”财主半信半疑地说。
　　 “您等着，我马上回家给您拿去。”巴拉根仓说完转身跑回家，把干辣椒拿到碾道上轧碎，装在一个纸包里，来到财主跟前说：
　　 “来，我给您上药，您闭上眼睛。”财主果真闭起了眼睛，巴拉根仓顺手就把辣椒粉上在财主的烂眼皮上，即刻痛得他“嗷嗷”直叫。
　　 “您别叫，越叫唤越疼，过一会儿就好了。”巴拉根仓说着就走远了。
　　 财主又辣又痛，方知上当，却又无法怪罪巴拉根仓。
　　 陶斯根艾勒虽然只有巴掌大，但并不缺少这样的故事。我就在这史诗般的故事中长大，学会了母语，唱会了民歌，也曾学着哥哥的样子给小伙伴们讲述民间故事。
　　 ……
　　 好像是因为某种夙缘，我长大后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学的是蒙古语文专业，毕业后我从事的媒体工作又离不开蒙古语。“阿讹伊敖吾哦乌……”当我刚刚上学的时候，从蒙古语七个古老的元音学起，只感觉这些字写起来有的像钥匙齿，有的像男人的啤酒肚，有的像苏鲁锭，用三态变化组合起来，就组成了优美的文字。我为自己学会了蒙古文而骄傲，也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我们的祖先创造这么优美的文字，必定是要让子孙后代传承下去的。如今，看着越来越多的蒙古族年轻人失去了母语，心里很难过，甚至感到悲哀。正像台湾女诗人席慕蓉在《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歌中所描述的那样：“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现在，陶斯根艾勒的蒙古人中会讲蒙古语的人越来越少。有时，我回到生我养我的陶斯根艾勒，偶尔还能听到人们笨拙地讲着蒙古语。这时，一种情感的力量在我周身燃烧，直让我泪落如雨，为自己，为别人，也为我们的民族……
　　 著名新闻理论家、散文家梁衡说过，一个不会说母语的公民，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母语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是国家的标志，任何一个公民都没有资格和权利丢掉自己的母语。
　　 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德国普鲁士人进驻法国，法国各个学校的法语课被取消，改上德语课。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再现了这一段历史，他在小说中描写了法语课教师韩麦尔先生为他的学生上最后一节法语课的情景，表现了一个普通的法国公民在面临普鲁士人侵犯时，当得知学校将改教德语时，在课堂语言和行为举止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韩麦尔先生在最后一课里对他的学生说过这样的话：“普鲁士人会对我们说：‘你们还说自己是法国人呢，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
　　 同样的事例，还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为了培养忠良的“顺民”，取消国语课，逼迫中国人学日语，并把日语当作国语，妄图从语言上控制中国人。我的阿爸就是在那时候上了私塾，所以阿爸即会说蒙古语，还会说一些日语。
　　 ……
　　 作为蒙古人的后代，我不愿意看到母语流失的结果，相信更多的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现实。为保留弘扬我的母语，我力所能及地工作学习着。如今，我可以告慰我那不会说汉话的爷爷奶奶，告慰我阿爸阿妈的在天之灵：蒙古语是世上最美丽的语言，它可以开启天堂里的钥匙，我一定要让母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永不消失。至少，我是这样期望并努力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