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斌，我心目中的一尊神
　　 雷达
　　
　　 真想不到，在我的“秦风雷达站”里，有位叫“善待一切”的读者，在焦急地寻找他父亲生前的踪影。当看到他就是恩师高斌的儿子时，我一下子懵懂了，惊奇了，也落泪了。
　　 眼前，是高斌先生无声的影像……
　　 站在他面前的，是他儿子与我的对话：
　　 “您好，很冒昧地给您写这封短信，因为偶然看到您的简历是陕西师大毕业的，并且还是那个学校的老师，故向您冒昧地打听一个人，不知道你是否认识？是一个叫高斌的中文系老师。您是否了解他的一些情况？我是他的儿子，他去世时我才两岁，我很想了解他的情况……”
　　 “他是我的恩师，也是同事啊！”我回复道。
　　 “每当问我妈我父亲的情况时，她不想多说，只是流泪……我妈年龄已高。我是不想让她难过才找您的！”
　　 “好，我给你说：我1954年上二年级时，他给我们讲《外国文学》，1958我毕业留校，与他在一个教研室，工作了三年……”“请将他的照片发来，我想看看。”我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击了这两行字。
　　 “好！我现在就发。”
　　 “看过高先生的照片，甚慰。你心我知，无需多言。我会很快写篇回忆你父亲文章的！”
　　 ……
　　 说罢，我的眼睛模糊了。可怜的离开父亲、父爱的孤儿！可怜的不愿为儿子多讲往事的孩子的母亲！我能想象到一位背着悲伤母亲苦苦追寻父亲短暂一生踪迹的孩子的心，是如何的沉重和急切。
　　
　　 我努力地追忆着，寻觅着。于是，一个个与高斌先生相遇、相识、相处的镜头，便若隐若现地从脑海里浮过……
　　
　　 神奇的讲课
　　
　　 那是我踏入陕西师大校门的1955年的初秋，一位中等个头、显得十分英俊、潇洒的年轻老师，胳肘窝里夹个16开大的黑色讲义夹，走进我们的教室。他扫视全场后，把讲义夹往讲课桌上一放，开始讲《世界文学》（ 俄罗斯文学 ）课中的普希金。他口若悬河，吐字清晰，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当讲过一个段落后，他说：“请翻到讲义的第五页，第九行。”随着他的口令，响起了哗啦哗啦的翻页声。我朝讲台望去，见他直挺挺的站着，并不曾打开他那放在讲课桌上的讲义夹。少顷，又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我一边听他讲，一边看着第五页讲义，我惊奇地发现，他讲的每一个字句，几乎与讲义上所写的完全一致。
　　 “神啦！”我被他讲课的硬功夫所震撼。
　　 “他是我心目中的一尊神！”这是我那时对他讲课的印象和评价。他使我惊讶地想入非非：在我听过的教授讲课中，他的这一特殊功力，恐怕是首屈一指的了！
　　 以后他的讲课，每每如此。是一样的夹着讲义夹进教室，是一样的合着讲义夹讲课，是一样的口若悬河，叮咛你翻到第几页，第几行，是一样的边听边对，一字不差……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给你指导课外阅读世界文学经典的一幕。
　　 对着我们、但并不十分张扬的高斌先生，继而讲俄国的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自然也提及希腊神话、歌德诗章和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泊桑、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他说：“学世界文学，不能只在课堂上听讲，一定得阅读作家们的作品，不然，你是学不到手的！”于是，在讲完一个单元后就开了个长长的书目，要我们阅读。于是，我们就跑图书楼，借阅逐读，形成了一个外国文学的读书热。我如今还保留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就是那时在新华书店买的。
　　 正因如此，我才算正式入门，学得了一些有关世界文学的丰富知识。
　　
　　 使我异常羡慕的是，他在讲课中有时用英语道出一个人名、书名，或物名，深感其英语运用之精，知道他是一位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又返回祖国服务于大学教育的学者，一位最年轻的副教授。
　　 由于文史与艺术相通，高先生在讲授欧洲文学的同时，不免也讲到一些与作家有密切关联的戏剧家、音乐家，这正好迎合了我的音乐所好，从而熟悉了格林卡、柴可夫斯基、鲍罗丁、贝多芬、莫扎特、比才等作曲家的名字，还有《天鹅湖》、《伊万· 苏萨宁》、《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罗密欧与朱丽叶》、《茶花女》、《费加罗的婚礼》、《英雄》、《命运》、《田园》等戏剧、音乐名作。
　　 高先生赐给我的外国文艺知识，是太多太多的了……
　　
　　 去宝成路参观
　　
　　 大约是1956年的春季，陕西省高教局组织大专院校教授参观正在修建的宝成铁路工程，规定只有副教授以上职衔的老师才可参加。在我的眼里，这是一种崇高的待遇和荣誉。由于高斌老师是副教授资格，自然在列。记得有王杰三、李玉琦、高汝淼等各系科的著名教授二三十人，睡的是火车软席卧铺，喝的是洋式啤酒，吃的是上等菜肴，住的是高级招待所。我是头一次跟随他们享受这一切的，好是幸运！
　　 我们是学生，哪会有这种机遇？原来是学校教育工会特意组织了一个十来个人的文艺演出队陪同前往的。其任务有二：一是代表学校对铁路施工人员进行慰问演出，二是照顾老教授们，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给我分的任务是照顾年迈的王杰三教授，因高斌老师年轻，没有派专人招呼，因我是他的学生，就不免也就照应着他。
　　 当时春雨绵绵，行路不便，见他穿件土黄色的雨衣，在长长的秦岭隧道，踏着枕木前行。他，不高的个头，消瘦的面庞，披着淋了细雨、不大平整的头发，默默地走着。给人的感觉是：快捷，干练，颇有毅力和耐力。参观间，除了“伟大”、“好险”、“不易”的几个赞叹词之外，没有多少话语，与他在课堂上的口若悬河，形成了显明的反差。
　　 在“秦岭隧道”前我们合影留念，他站在后边，只露出了半个脸面，真实记录了他那时小心谨慎，不喜抛头露面的个性。
　　 给我的印象是，学识很广，却少言多思；很有资格，却不甚张扬。
　　
　　 三年共事
　　
　　 不知什么原因，对他1957年当了“右派”，我竟没有一丁点儿的记忆。也不知到底因何故而当了“右派”。到我1958年毕业留了助教以后，才知道他是因系“右派”不适宜教外国文学而改了行的。我被分配至中文系“现代文学及习作”课教研组，见到他是异常的兴奋，因为他早就是我二年级听他讲《世界文学》课时所崇拜的恩师，是我在心底里一直顶礼膜拜的一尊 “文神”。我很想与他攀谈、请教和交流，可他总是不接话茬，默不作声，只是趴在桌上聚精会神地修改学生作文。
　　 别人都说他性格怪癖，不善言谈，甚至投以鄙视、歧视的眼光，可他仍然如故，既不辩驳，抗争，又不解释、交流，似乎各类令他再难堪的屈辱，他都可以承受。久之，弄得我与他也拉开了一些距离。
　　 对于他，大家谈得最多的是他的婚姻。四十岁的人了，只知埋头工作，从不谈论“终身”，一天弄得衣着不整，家室凌乱，每每谈及，他总是用“不急”之类的简语搪塞，不曾发挥。我想，这是“右派”枷锁压抑的种种恶果吧？
　　
　　 1959年，我以青年教师的身份参加在凤县山村的劳动锻炼，一年与他未曾谋面，不知他那艰难的日子是如何度过的。
　　 1960年回校后，我又被调参加在礼泉县农村参加社史《烽火春秋》的编写工作，又是一年多没回教研组。
　　 当我1961年初与高老师见面的时候，发现他还是那个老样子，只是消瘦了一些。
　　
　　 印象最深的是，他嗜烟如命，总是一边认真地批改作业，一边拼命地连口抽烟，他的办公桌上总是烟缸蒂满、烟雾缭绕的。那时，是国家困难时期，纸烟是按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发烟票十张，可买十盒香烟。其中甲级（“海河”）烟一盒，乙级（“大雁塔”、“黄金叶”）烟两盒，其余七盒是丙级烟。我留一盒“海河”烟招待客人，其余九盒烟票全送给他。月月如此，未曾减少。不料，这个小小的“敬师”之举，竟使他感激不尽。记得当他握住我的手时，握劲是有力的，眼神是诡秘的，像是有许多话要对我诉说似的。我很理解他的处境，也很理解他的行为。
　　
　　 1961年11月，我被调到陕西省音乐家协会工作，没想到，从此，我俩就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见面。
　　
　　 揪心的思念
　　
　　 大约是六十年代末，我知道了高斌老师在他四十多岁娶妻生子的事，但也听到了他在“文革”中自尽的噩耗。
　　 可惜啊！我万万没有料到，为我所崇敬的那尊“文神”竟会是这样的结局！这样的悲剧，使我思考许久，觉得他不应该走那条路。我是怜惜他的高才睿智和苦学精神的，像他这样从国外留学归来、在而立之年就已作了副教授的世界文学专家，那时能有多少呢？其精通英语和世界文学的高才，能有多少人可以与其齐肩并驱的呢？可是，那时的悲惨境遇，却无法使他不那样走。
　　 他走时，才49岁。若果他还活着，也许会是一位后劲勃发的著名作家，或者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文艺理论家，会有很多的文艺理论著作出版，而他也肯定会成为与我很能谈得来的良师益友，我也一定会从他那里学到好多好多鲜活的知识。但是，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了。他，已经定格在他那“副教授”的低微职位和走向死亡之路的所有事象的了……
　　
　　 他死时。儿子只有两岁。我无法想象他所留下的一对“孤儿寡母”，是如何苦熬过来的……
　　 前几天，高老师的儿子，搀扶着八十五岁的老母亲，从河南特来西安看我和他父亲的另外两位同事——作家闫景翰（候雁北），刘成章。
　　 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的母亲张淑卿老人已经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的了。她哭诉着说：丈夫走后，她多次想到“死”，只是留下两岁的孩子咋办？硬是苦苦撑了几十年。她不断重复道：“我与老高都是事业型的人，我在河南任一个小学校长，一直没有调到高斌身边，如果调到西安的话，就不会发生那个悲剧的了！”
　　 我能体会到她那后悔、自责的心情，为安慰她，我转了话茬，说了她儿孙的事。才知道那个在网上与我对话追寻父踪的“善待一切”，真名叫高在元，今年已五十岁，他航院毕业后，在郑州高新区某热力公司搞财务工作，儿子24岁，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说了这些，师娘张淑卿老人才转忧为喜，宽慰地笑了。
　　 而我，却浸沉在对高斌恩师的思念之中，是揪心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