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圹圩农场十二年 第一节、第二节

一，难忘的日子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刚刚十五岁出头的我，和三十多名男女年轻人一起，背乡离井，从皖西六安来到皖东天长县。在杨村镇一个叫后家湖的地方，开始了漫长的知青生活。
时光如逝水，回首一瞥，今已悠悠五十年矣。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其副标题是《评知识青年董加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和行动》，紧接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相继报道宣传董加耕回乡务农的事迹，强调“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
城市知识青年，包括社会失业青年下放农村和支边去新疆建设兵团，从一九六二年就已经大规模开始。再早点，从知识青年支边支内，就已经开始。当时，知识青年下农村的代表人物，有董加耕、邢燕子和侯隽。
文化大革命将知青下放这一政策发展到极致，几乎都是强迫执行，只有极少数城市青年可以幸免。
我在一九六四年初，第一次参加街道举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时至今日，记忆犹新。
当时，街道干部在大会上大体是这样说的：“现在，我们国家很困难，大家刚刚才能吃上饭，是幸事。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解决人的吃饭问题，别的事情都不重要。我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六安，三至五年内，一切厂矿都不招工。大学你们考不上，当兵你们大部分人不够条件，你们以后吃什么？你们要是不去新疆，不去农场，那你们将来就没饭吃，就是死路一条。”
这与报纸上的言论大不相同，但很实在。
事实上也是如此，人要吃饭，要活，就要选择一条活路。亲眼目睹过前几年大量饿死人惨象的我，深知吃不上饭的可怕。
我必须找个饭碗，以维持我的生命。
那首几代人喜爱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里，有句唱词是“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听着很可笑。我都活不下去了，还幸福？从记事起，日子过得就苦不堪言，谁也没有给我安排过幸福的生活。
去新疆建设兵团我年龄不够，于是我隐瞒年龄，终于能去了农场。
除此，我别无选择。
我没料到的是，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安徽天长县的后家湖农场，隶属于安徽省农垦厅辖下的国营大圹圩农场。后家湖是分场，远离场部大圹圩。第二年春，我们这些在后家湖的知青大部分人被调入大圹圩圩内的王台子生产队，即二队。一九六九年场部成立革命委员会，不久又改建成安徽省建设兵团二师九团。王台子生产队就改称二连，我很快又被调到三连。直到一九七六年初，我才调回故乡六安下面的金寨县。当时，因国营农林四场的工人调动，必须对口安排工作，因此，我又被分配到大别山深处，在燕子河区鱼潭人民公社附近一个叫天堂寨林场、鲍家窝分场的国营林场工作。
我在大圹圩农场生活了十二年，又在林场干三年多活，直到一九七八年秋被调到文化部门工作，始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
我八岁父亲病故，姐弟四人。弟弟小我四岁，大姐大我十五岁，早已经成家。二姐大我五岁，当时师专毕业，分配在金寨县宣传部门工作，可以自立。
我和我弟弟，自幼就全赖五十多岁的母亲给人当保姆、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日子苦不堪言。当时缺衣少食，可我的饭量却奇大，记忆中从未吃过饱饭。
我在一九六二年小学毕业后，便放弃读书，在社会上打短工、砍柴禾以补贴家中生活。这自然不是长久之计，独立生活，自己养活自己，是我最大的意愿。
恰逢大圹圩农场第二次来六安招工，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前往报名，并被通过。报名的第二天我们就接到通知，三天后就要离家。
我将事情告诉母亲，母亲愣了半天，方说：“去吧，我给你准备行李。记住，你不要闯祸。”
当晚，弟弟已经入睡，五十多岁母亲还在煤油灯下，带着老花镜为我赶制寒衣。望着面前母亲坚毅而凄苦的面容，此时，“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突然涌上心头。
我心里一热，眼泪差点落下。
但我忍住了。
并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知道，我要是表现出软弱、伤怀，会让母亲更加伤心与不安。甚至，她会当机立断阻止我的这次离家远行。
第二天一早，即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清晨，我母亲送我来到集合的地点。一辆带棚的大货车停在眼前，四周都是其他同行的知青和他们前来送行的亲友。
我大表姐闻讯，匆匆赶来。她含泪给了我五元钱和一条新毛巾，埋怨我母亲心太狠。她对我母亲说：“大姑，我大姐知道这事，她一定要和你吵架。”母亲笑笑，说：“吵就吵，小鸟不飞，翅膀就不会硬。”
我大姐和二姐都不知道这件事，但我知道，大姐要是知道，决计不会让我远离家门。因此，这件事情必须背着她才能成行。
一床薄被，一顶蚊帐、两本字典，一捆书籍，还有一支竹笛，怀里藏着我母亲给我的五元钱和大表姐给我的五元钱，还有我自己积攒的两元钱，一共十二元钱，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与好奇，带着一种隐隐对人生冒险的不安，我离开了故乡六安，离开了我贫寒而温暖的家，离开了我的母亲、姐弟和其他亲人，离开了和我要好的小伙伴们，开始了我人生独立的生活。

二，第一课
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清晨，我们乘汽车离开六安，向合肥开去。
现在从六安到合肥，客车只要一个小时。
当时我们坐的货车，却要走三个多小时，客车得行驶四个小时以上。
没有高速路，路面是弯弯曲曲狭窄的土路，连正规的公路都算不上。
车内，我们三四十名男多女少的年轻人，拥挤在一起，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一面忍受着颠簸之苦，一面各想心思。
我们这批知青，是大圹圩农场第二次来六安招工招收的。尽管招工人员将大圹圩农场吹的天花乱坠，想多招人，但效果并不好。
因为三月份第一批到大圹圩农场的人，已经有人写信回家，将那里生活艰苦，环境恶劣的情况告知了家人。一传十，十传百，所以大家都知道，到那去上班，其实就是干繁重的农活。
因此，尽管招工的人将高邮湖畔的大圹圩农场，描绘成一个花花世界，说那里是“清早起来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说那里是“遍地野鸭和莲藕，秋收满畈稻谷香”，是“洪湖水，浪打浪”，但任他嘴唇磨破，也只在六安、舒城、霍邱、霍山和金寨这五个县，只招到我们这一车人。所以我谎报是十八岁和初中毕业，也无人查证审核，被轻易通过。
一车年轻人背乡离井，自然是各有各的难处，归根到底，是不去在家没法活、没饭吃。
我们这批人，最大的三十岁，最小的是我。其中有几个高中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初中毕业，其中两个小学毕业生，我是其一。
车行了半个多小时，有个高中毕业的霍山知青打破沉默，建议大家一起唱歌。此议立刻得到响应，于是他起头唱起《青春圆舞曲》。
大家激情澎拜，一起唱起来：“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
接着，又是“赞歌”，又是“马儿你慢些跑”，又是“敖包相会”，年轻人乐此不疲，一首歌接一首歌忘情地唱。
歌曲很有感染力，只是已经过了合肥，快一点钟了，我们还没吃午饭。
我饥饿难耐，开始大煞风景地使劲敲起车头。
车没停，带队的人在驾驶室大声问：“什么事？”
我大声说：“饿了，什么时候吃饭啊？”
带队的人说：“快了。”
我这一喊饿不要紧，就像能传染似的，车内立即没人唱歌了，个个喊饿。
好歹到了定远县，带队的安排我们匆匆在一家食堂吃了顿饭，放风方便，又上车赶路。
途径滁县、来安、四十里长山，来到天长县时，天已经黑透。记不清在什么地方吃的晚饭，我们被告知，晚上不走了，到不了目的地，必须在天长县过夜。
原以为会为我们安排一个旅社住一晚，结果带队的人要我们都在车上坐着过夜。
一缕阴影笼罩在我心头，我知道，前路十分艰难。
胡乱睡了一觉，第二天上午，汽车将我们送到离天长县近三十多里路的杨村，我们下了车，将行李也搬下车，都以为到了地点。
可前来接我们的一个赶着毛驴车的老头对我们说，到后家湖还要走三十多里小路。
无奈，我们都背上行李，开始步行赶路。
路上，背着行李行走路，开始还好，但渐渐体力不支，开始放慢速度。一个女生实在走不动了，她停下来蹲在路边哭起来。
一个二十多岁的高中生安慰她几句，帮她拿着行李，她才止住哭泣。
这个高中生是从金寨来的，他实际是霍邱人，是在金寨跟他姐姐上的高中。因为喜欢和人抬杠，我们叫他老杠子。而我小学四、五、六年级是在金寨、由我二姐供养我上的。因而，我和老杠子共同的经历，使我们有了同病相怜的怜悯。还有一个叫赵晓侠的六安高中生，外号叫赵婊子，人极聪明，义气。他是男的，也不知道他这外号从何而来。他和我表哥是同学，且住的也很近，我和赵婊子很快有了他乡遇故知的亲近感。
走了四、五个小时，中饭也没吃上，眼看已经下午，都已经筋疲力尽，我们才来到后家湖。
后家湖并没有湖，在一望无边的农田中，有一片整齐的树林。走进树林，才能看见有三长排茅草屋顶，木柱支撑，泥巴麻秸墙面的房屋。
其中中间有排房屋是食堂，前面有一口带辘辘的大水井。最前面的房屋旁边有一个稻场，停着一部东方红拖拉机。
我很快发现，这里没有球场，没有电灯，也没有欢迎我们的标语。
整个环境和气氛，给人很破旧很寒酸很冷漠的感觉。
我被安排在二班，有八个男生，四个女生。我住在一个两间无隔墙的男寝室里。里面住的是我们班先来的寿县知青，连我八个人。
我在附近找到几根竹竿，拴好蚊帐。等铺好床铺，食堂已经开晚饭了。
饭菜按班领取，班长告诉我，每天的饭菜，由轮流值班的人去食堂领取。一木桶饭，一脸盆盐多油少的老白菜。饭的数量绝对不够吃，菜的味道绝对不好吃。值班的人负责给每人分饭、分菜，不许打饭的人自己动手。
后来我才知道，值班领饭和分饭人员，有刮饭桶和刮菜盆的特权。
粘在饭桶桶壁上的饭粒，看似不多，但刮刮也有小半碗。若是稀饭，会刮出一大碗来。因此，大家都想值班分饭。有时，值班人为讨好女生，免不了会多分给女的一点，于是立刻就会有人抗议，因此时而会发生争吵。
吃完饭，团支部准备了个欢迎我们一行的晚会。都是业余水平的朗诵诗、快板之类的应景玩意，一点也引不起我兴趣。
但其中一个女生独唱“太阳一出照四方”，唱得很好。她的嗓子清纯高亢，演唱技巧也很好。为她伴奏那个拉二胡的寿县知青田本阳，琴拉的相当专业，行云流水，如泣如诉。二人一拉一唱，珠联璧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这个荒凉的地点，一缕清音，尽管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依然能将我带入艺术的境界。我不由想到，假如我不来这里，此刻应该正站在六安京剧团的舞台旁边看戏。
我是一个小戏迷，七八岁起，每天晚上，我都会扒在京剧团的舞台台口边看戏。虽然我家很穷，但住家紧挨京剧团，剧团里的人我都认识，因此我看戏不要花钱买票。我们叫京剧团为大戏园子，当时京剧团有个少年班，少年班的小演员中，有好几个我的发小和邻居。
二零零六年，我的长篇历史小说《平阳奇冤》出版后，名演员老友徐云舟置酒相庆，席间还有导演刘佳芝。大家谈笑风生，我即兴哼出一支自度散曲：曾一起撒尿和泥，曾一起饿瘪肚皮。你八、九岁唱戏，我七、八岁看戏。三花老旦，黑头青衣。“哐采哐”、惩强除霸，小天地、其乐无比。人生如戏，世事如戏，到老咱俩也不懂戏！往事悠忽半世纪，离别重逢人老去，两瓶迎驾酒，一盘花生米，谈笑间、壮心虎气。说什么文章千古？说什么直书胸臆？君错也，只不过是笔墨情结，只不过是习文学艺。哈哈，仍旧是“东子”“淘气”。
曲中“东子”是我，“淘气”是京剧团名演员徐云舟的小名。
当晚所谓的欢迎晚会结束后，我回到寝室，准备洗洗睡觉。我拿起脸盆径直来到食堂旁边的开水房，准备打点热水。走去一看，开水房的门已经关闭。
　　室友告诉我，开水只在中饭时供应一个小时，晚饭时供应两个小时，其他时间没有开水。
我只好在井里打了一盆冷水，怅怅而归。此刻，寝室的煤油灯亦被人有意吹灭。
我笑笑，不管别人是玩笑、恶作剧还是故意刁难我，我都懒得计较。我也未再点灯，凑乎着摸黑洗脸洗脚。
脚下的搪瓷脸盆是新的，我已经观察过了，人人都是一个瓷盆，都是先洗脸，再洗脚。我入乡随俗，照此办理。
连续两天坐车、走路，这夜我睡得很美，还做了个梦。
我梦见发工资了，我领到了三十多元钱！我打算先邮寄十元钱回家，让母亲惊喜一下。
第二天一早，我被起床的钟声吵醒。
吃早饭的时候，一个姓郭的女团支书通知大家，吃完饭大家到稻场集合，王书记要给我们做报告。
诚惶诚恐，我们按时来到稻场。等我们排好队，五十来岁的大个子王书记，头戴干部帽，手拎一个榔头，威风凛凛地走过来。
他在我们的队列前站定，清清嗓门，开门见山地说：“你们是城市来的知识青年，我是个农村的大老粗，我没你们有文化，有学问。但我是党派来的，在这里，你们都要听我的！”
他的一口地道的天长话，使我们听起来很费力，但由于语言简洁，还是能听得懂。
只听得我们面面相觑。
王书记并不在乎我们的感受，他将榔头头朝下放在地面上，又将头上的干部帽取下，放在榔头的把子上。
我们都不解其意。
王书记指指榔头上的帽子，接着对我们说：“大家看见没有，我好比是这个榔头，这个榔头有了这个支部书记的帽子，它就是领导了。我的意思就是，党就是派一个榔头来领导你们，你们也要无条件服从！散伙！”
王书记意气焕发，洋洋而去。
这生动的一课，使大家目瞪口呆。
姓郭的女团支书看出了我们的惊讶和不满，带着歉意对我们说：“王书记是老革命，说话直，心肠好。大家不要瞎议论，跟我干活去。”
赵婊子对我挤挤眼，小声叹道：“唉，这种人当我们领导，算我们倒霉。”
我笑笑，说：“二青头一个。”
　　我的话被老杠子听到了，他眼一瞪，生气而关心地对我说：“别乱说，祸从口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