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早年离开家乡，尽管生在海边，却没有出海的经历；家里有几分薄田，也没有耕田的过去。父亲却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对播种有一生的遥望和梦想。因为，少年时代刻骨铭心的记忆，让他过早领悟了土地的意义，没有土地便不能播种粮食，没有粮食就要挨饿。如果不是替父赡养奶奶，不会15岁去部队。父亲说，当时不懂得部队意味着什么？就是简单的为了活命，为了养活奶奶，用稚嫩的肩膀扛着一袋子小米留给奶奶，洒泪离开了家乡，头也不回去了部队，接受了硝烟战火的洗礼……
　　 少年挨饿的记忆，在父亲的心里镌刻了对土地的渴望，对耕种的着迷。
　　 掐指一算，父亲离开人世已有15个春秋，却时常勾起我的思绪，尤其他和土地有关的事情。
　　 七十年代初期，父亲落实了政策，一家人从乡下迁回城里，所在企业给盖了三间大房子。我望着宽敞、明亮的房子，环顾院子干净、整洁的水泥地面，还有父亲栽种的绿油油的香椿树苗，一股暖流浸湿了眼眶，我悄悄抹着泪水；老实厚道的母亲也在啜泣。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再也不用串房檐。而父亲却爬上了高高梯子，望着院墙南面，满眼闪着光亮，用浓重的山东话兴奋地喊道：“哈哈！这么大一块地啊！俺可以种地了，你们娘俩瞧好吧！”那副近乎贪婪的神情，颇像淘金人看到了金子。我和母亲无动于衷，有了房子才让心落了地，况且，对父亲种地嘴上缄默，心里却揣着各种怀疑。
　　 母亲和我对那块地的冷漠，没让父亲对土地的热望降温，更不会止步。星期天，父亲便去农贸集市买耕种用的锄头、锹、镐等农具。下了班便爬上梯子，翻墙过去，开始耕种。起初拿着农具，后来提着盛满秧苗的荆条筐，或是端着黄橙橙的瓢，里边盛满金灿灿的玉米，或是提着水桶翻墙而过，开始像模像样的播种。
　　 大概持续十几天，父亲爬上爬下，忙得不亦乐乎。一天，母亲忙着做饭，我在小桌上埋头写作业，父亲趴在墙头喊我打水，当时，我正被数学题搞得晕头转向，于是，把水桶摔得叮当乱响。院里的三哥正接水，见我提着水桶过来，笑眯眯地说：“哎呀，秋实真是女大十八变啊，还这么懂事知道给叔干活儿……”三哥的话，抽打着我的脸火辣辣，脸上的肌肉僵硬，似笑非笑，抑或堆成了苦笑，赶忙提着水桶灰溜溜地离开。
　　 干完农活儿的父亲，头上缠着白羊肚的围巾，满脸灰土土，散发着泥土味，我情不自禁捂着嘴偷笑，但不敢出声，思衬着：这不整个一个陈永贵吗？母亲拿着掸子，给他拍打着泥土，埋怨何苦那么辛苦地种地，父亲却沾沾自喜地说：“这块地真好，下边是厂里的大菜窖接地气，上边种玉米和红薯才好呢 …… ”自信的口气，倒像农田能手。
　　 看父亲的执着，我开始揣测：这块地真能打粮食？年少的我，最终经不住好奇的诱惑，悄悄爬上梯子，翻过墙头。哦，我眼前一亮，好大一块地啊，足足有一亩！怪不得父亲喜欢呢。那地不在一个水平面，由高地和低洼地组成。父亲硬是在低洼处和高地之间修了一个土坡，以便下去收拾庄稼。放眼望去，低处一片玉米秧苗聋拉在地上，高地上便是红薯秧苗，刚浇的水，秧苗一株株贴着地皮，叶子上的水在阳光下亮晶晶的。我好奇地走进父亲，问这些打蔫的秧苗能活吗？父亲笑着说，傻丫头，那是刚栽种的，过几天你再看各个精神着呢，到时候，那玉米还能听到拔节的声音呢。听着父亲有声有色的话，我还真对那块地和地里播种的秧苗有了兴趣，尤其想听听玉米拔节的声音。
　　
　　 1976年7月，突如其来的唐山大地震，一家人成了殇城的幸存者。三间大房子临街的一面墙，已经裂开几寸宽的大缝隙，而且余震时有发生，大房子是危房放弃了。父亲把那间倒塌的存杂物的耳房，用两天的时间重新垒好，用石棉瓦当顶子盖了间简易住房，并开了一个窗口，透过窗口总有一缕斜阳钻进屋子，照在脸上暖暖的，情不自禁去遥望窗外那块地。
　　 一个傍晚，我趴在窗台凝视着那块地，视线茫然，没有目标。我开始勾画那些秧苗慢慢长大，那玉米秸秆儿发出脆生生的拔节声，恍惚中，眼前朦胧一片……突然，母亲轻轻碰了我一下说：“丫头，你怎么和黄鼠狼脸对脸啊？不害怕啊？我的天胆子真大！”啊？？我被母亲的话惊醒，定睛一看：玻璃窗外一只黄鼠狼正和我对视，那目光阴森森闪着深邃的光芒，它的毛发是土黄色的……我吓得噗通一声人仰马翻，那黄鼠狼也消失的无影无踪，可家里的猫咪“花花”见我狼狈的样子不干了，嗖地爬上墙头去追黄鼠狼。十几分钟后，花花蔫头拉脑进了屋，蜷缩在角落。父亲回来听了这事，笑得前仰后合：“黄鼠狼不稀奇，地里还有很多蛇、松鼠，还有刺猬呢，再加上咱花花真赶上动物园了，哈哈！”父亲的一席话，让我再也不敢近前那块地。
　　 十月份金秋时节，也是父亲喜上眉梢的季节。下班，他便开始提着荆条筐子，爬上高高的梯子，翻墙而过。大约半个时辰，父亲便喊我接筐子，在梯子这头，我接过盛满红薯的筐子，母亲在地上接筐子，小院子充满丰收的喜悦。父亲望着收获的红薯得意地说：“怎么样？这红薯够大吧？像小孩子的脑袋！”父亲说的不假，红薯个头很大，红红的皮色，胖乎乎溜圆的体态，看着着实惹人怜爱。母亲和我暗自佩服父亲，母亲悄悄洗了红薯，蒸了一锅红薯，出锅的红薯香气四溢，父亲打发我给街坊送一些。早晨上学，同学来找我，母亲便端上热乎乎的红薯，同学们吃着香甜美味的红薯，看着她们贪吃的样子，父亲便打趣地问：“丫头们，红薯甜吗？”同学们同声回答：甜！叔你真能干！父亲则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说：丫头们，还有玉米呢，等过几天吃嫩玉米吧！
　　 后来，父亲退了休，那块地成了他唯一的去处，唯一的念想。可是，地震恢复建设启动，企业给家里分了楼房，听到这消息，我高兴地来回走动拍着手笑着，母亲悄悄捅了一下我，我这才意识到屋里的气氛凝重。但见父亲蜷缩在炕上的角落抽着闷烟，烟雾笼罩下的父亲，脸上写满惆怅，他不愿意离开这个院子；和有着他梦想的那块地，那块地对父亲来说，是他的呼吸，是他的生命。
　　 家还是搬了，我家是大院最后一户搬到新居。临行时，一向刚强的父亲，一步三回头，眼眶里盛满泪水。
　　 时光在脚下偷偷溜走，岁月压弯了父亲的脊背。可是闲不住的父亲，在工厂门口墙外，找到了耕种的土地，其实那算不上土地，那块地挨着铁路，有很多大石块，父亲捡出石块，从几里以外挑来了黄土，硬是开垦出一块适合播种的土地。当时，我在那个企业，机关组织去门外拔草、清理卫生。厂区院墙外，却见父亲正弓着腰，肩膀上颤巍巍担着一副水桶，从家的方向而来，家离厂区大概有一站地。单位组织部长（父亲的徒弟，我叫他张哥）看到父亲的背影，赶忙过去和父亲搭讪。一会儿，他悻悻回来对我说：“师妹啊，师傅这脾气我没招了，要是有困难说话啊，别叫老人家在厂区种地了，这多让人难堪啊！”我没回应，人都说徒弟是半个儿，他该比我清楚父亲的个性。
　　 后来，工作闲暇，这块地便也成了我的牵挂，时常凭窗眺望，惊奇地看到门卫的师傅们，经常隔三差五地给父亲浇地。父亲回家也会自言自语：“这事儿真邪乎，是谁给我浇地啊？”我听了笑了笑，神秘地对父亲说：“您呢，问您的徒弟去吧！”
　　 第二天，张哥一早便叫我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地批我：“你不是不知道师傅的脾气，告诉他干嘛？我想明白了师傅是想有个念想啊！女人真坏事儿！…… ”他还想往下说，我不客气地打断他：“得了，你比我好不哪去，还嫌难堪呢！棋逢对手！”张哥听了噗嗤笑了，挥挥手，又无奈摇摇头，我扭头出了他的办公室。其实，我表面不服气，心里也懊悔，父亲不愿给人添麻烦，怜悯他的做法，他是断然不会接受。
　　 果真，父亲放弃了那块土地，去更远的河边开垦属于他的土地。
　　 凌晨拂晓，父亲便拿着锄头弓着身子，迎着初升的太阳，走向河边，走向那片不大的一块地，那条条土垄于父亲，是播种着梦想，播种着希望……
　　 今年四月份，我去烟台老家祭拜先祖，从祖坟取了一抔黄土带给了父亲。我坚信：这是父亲最想要的礼物。
　　
　　
　　
　　
　　 定稿2014年11月5日于星河湾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