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8年6月的一天，母亲顺利地生下了我。在偏远落后的乡村，人们一直怀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由于涉及到延续香火的问题，所以家家户户都以为是件天大的事。每当有人家产下男婴，不仅自家高兴地快要掉下两桶多的眼泪，就连全村上下都会跟着道贺庆祝。那时不像现在可以尽情地宰牛羊、发请柬、邀亲朋、办酒席。但凡有乡人来串门说上那么一句两句的吉利话，主人家就会笑呵呵地给打赏。所谓打赏，无非是将平日里藏着的好吃的或者好用的或者稀罕的物什儿，在此时慷慨地拿出来一些送给他们。这看似普通寻常的来往方式，实则有一石二鸟的效用。
　　 然而，我却没有那么走运。在生我之前，家里已经有了哥哥。于是，轮到我就不再万般宠幸。看来“物以稀为贵”真是一句至理名言！由于我特爱哭，虽然这是上苍赋予每个小孩的天性，但在母亲眼里看来我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妖。她见我太闹腾，滋生了想将我送给别人抑或抛之荒野的打算。幸好她的心还没有铁石那般坚硬，只是常将这种想法有意无意地透露给我的奶奶，而奶奶听后总是摇头如捣蒜，她会苦口婆心地跟她讲此事万万不可。
　　 有一次，我哭得十分厉害，母亲盛怒之下将我抛掷于地，一旁被吓哭了的姐姐赶紧上前抱起，她一瞅我居然停止了哭声，母亲有些惊惧便伸出手来试探有没有呼吸。过了一会儿，我才有了细微的动静。也许是母亲的良心突然发现，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还专门请来一位法师。
　　 在乡下，家里一有什么小灾小病的，不是急着去看大夫，倒是忙着去请法师来做场法事。法师来到我家，他吩咐要布神位，献祭品，盛清水，索黄纸。待这一切准备妥帖之后，他会支开所有的闲杂人等，掏出自己带来的一件宝贝，名曰：“法器”，嘴里开始念念有词，随之摇头晃脑，继而跳来跳去。
　　 其实，母亲并不是完全因为我才请来法师，而是深怕自己的鲁莽行径给家里种下什么祸根。这位法师的家就在邻村驮涧，等法事做毕，家人挽留他吃饭。在桌上拉起家常，原来彼此都有熟识的人。在乡下，十户就有九户沾亲带故。这话一点不假，渐渐地他和我的家人不再那么生疏。奶奶担心日后还要劳烦到他，便决定让他做我的“干爸”，而母亲也有这个意愿。那时无论男孩女孩在小的时候认个干爸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甚至俨然成为了当地的一种风气。只是父亲面露难色，他一边大口大口地抽旱烟，一边嘴里说着模棱两可的话语。
　　 因为这个缘故，家人便教我改口称法师不再是干爸，而是唤为伯父。
　　
　　 二
　　 1996年我上小学，那时我家从前坡搬到了西疙湾。我常因为字写得七扭八歪而受到高老师的批评与处罚，借用她的一句话讲就是：你的字呀都抽到你姥姥家去了。我把此事告诉了母亲，她思忖再三不久便请来了伯父。想想也有她的道理，一是姐姐已经嫁人，二是哥哥的字跟我的简直就是半斤八两，三是父亲远在煤矿。
　　 伯父一有空闲就会前来教我练字。乡人一般不会花钱给孩子买写字本，在我们瓦区村还有几户人家的小孩是念不起书的呢，能背上家人用碎布块缝的书包上学堂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当时，家里条件稍好点的学生会用订书机将一沓16开的白纸钉在一起作为本子，家里条件稍差点的学生则会亲自动手或让家人用穿好线的针去纳个本子。或许，因为大家所穿所用几乎一样，感觉不到有什么差距，所以极少衍生攀比的心理。然而，伯父却为我买了两个本子，并扬言如果我的字练得好有进步，他就将它作为礼物奖励给我。
　　 于是，他把一首李白的《静夜思》用铅笔一笔一画地写在了本子上来让我练。我便照着他的字体依葫芦画瓢，每每很快地练完，他都会拿起本子认真地端详片刻，尔后说继续努力。当我问他写得怎么样时，他就会冷笑几声吝啬地仅说出一个字：差。听到他的回答，我耸了耸肩又开始扑在课桌上练。他也会在一旁时不时地做出一副教书先生的模样，比如，他指着本子说这个“明月”的“明”字拆开来就是一个“日”字和“月”字，但你得将它写为一体，所以“日”和“月”要写得紧密。“疑”字写得明显要比其它的字大一号，这就说明你在字的结构上出了差错。
　　 记得那次我从中午一直练到晌午，可没有一次练得令他满意。大概是因为到了吃饭的时辰，他便有些不情愿地在我本子上打了一个60分，算是勉强及格吧。末了他说往后每天都要坚持练习，而那首诗我练了足足有一个星期。
　　 第二次他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写在了一包蝴蝶泉牌的香烟盒上，他告诫我练字时要注意力高度集中，下笔时要有十分的力度。当我的“流”字和“楼”字练习了四五遍之后，依然写得像是后妈生的时，他便让我在一旁瞧着他是如何写这两个字。最终，他给我打了一个63分。
　　 第三次他把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写在了一张日历纸上，我从早上7点练到9点，其中“异”字、“逢”字、“高”字、“插”字和“萸”字都写得不如意，他就叮咛我“横”就是“横”，“竖”就是“竖”，字的笔画不能打折扣。这次，他给我打了一个62分。
　　 第四次他把孟郊的《游子吟》拿一根细棍写在了院子里，他很随和地说等你练字有了功底，但凡能写能画的，比如，粉笔、小刀、手指、石头等皆可为笔。他不仅教我练字，而且开始讲解诗歌的内容。这次，他给我打了一个69分。
　　 有一回，他很长一段日子都没有来督促我练字，原来他是帮我搜刮字帖去了。自从我拥有了字帖，本想着自己可以临摹，他却极为严厉地说我只能看着字形进行揣摩，然后再动笔在本子上写。对于他这种做法，我大为不解。他便说一个人可以模仿到另一个人的字体，却无法模仿到字的灵魂。
　　 后来，由于我的楷体字比其他同学的都出色，校方在举行重大节日庆典或接待有关领导来视察时便让我负责写祝词，班级里也出黑板报，而这些差事一直做到中学。当读完大学临毕业时，我的一位老师曾这样慨叹道，你一离去，学弟中不再会有人握笔写字！
　　 13年后，母亲忽然饶有兴致地对我吐露了一件事情的真相。她说以前我练字每次有了突飞猛进，伯父却一脸平静地说很一般，那是因为害怕我会翘尾巴，而她口中的“翘尾巴”就是指骄傲。只是我想说，其实那些年练字啊，蛮枯燥！
　　
　　 三
　　 1999年那时在乡下，信息闭塞，交通不便，人们的观念也极其陈旧迂腐。因为伯父和我家常有往来，这便招致风言风语。尤其是村里的妇女，她们茶余饭后总是三五成群的要么靠麦垛而坐，要么蹲于窑顶。有的怀抱婴儿，有的纳着鞋底，有的嚼着干馍，有的磕着瓜子。她们聊着聊着，扯着扯着就落到了伯父的头上。她们笑着笑着，闹着闹着就瞄到了母亲的身上。偶尔也有闲汉加入队伍之中，不知又和谁在那里“打情骂俏”，继而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只有小孩子们不管不顾地在一边疯狂地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也许在他们的世界里总是洋溢着一片前所未有的祥和与宁静。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母亲得知四邻拿她当话柄后两眼圈都红了，她躲在窑洞内悲伤地抽泣。当传到父亲的耳朵里，他就火冒三丈不分青红皂白竟然破天荒地向母亲动起手来。那次他们两人掐架着实有些惊天动地，邻居一个接着一个赶来劝架，结果都无济于事。而我也真是犯傻，家人都打得难舍难分了，自己还拿着哥哥做的一支手枪跑来扯着小嗓门吆喝道：哈哈，我射到麻雀了。父亲听到我那不着边际的话，他利索地转过身来甩了我一大嘴巴子，还气急败坏地说，“这小崽子有人生没人管。”当阿囡她妈跑去喊来我的姑姑，事态才慢慢地有所缓和。所以说，杀人并不一定要动刀子，往往言语就足已发动一场偌大的战争。
　　 伏尔泰说，几个苍蝇咬几口，决不能羁留一匹英勇的奔马。自从这场闹剧上演以后，伯父来我家的次数明显减少，除了有打紧的事非来不可之外。后来，我曾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却沉默着点燃了一根香烟，眺望着沟渠里的一棵郁郁葱葱的老桑树。不时起风了，只见那棵老桑树的枝叶哗哗作响，摇摇欲坠，而树身犹如一座高山岿然不动。
　　
　　 四
　　 2001年我是在县城里读的初中，有一次头发长了，热心的伯父说他帮我理。那会儿家里几乎都备有一把推子，他就左手拿梳子，右手拿推子，一梳一推，一推一梳。或许，推子许久没用就会不大好使，老爱夹头发。这一夹，他又不小心一揪，我就揉着脑壳直嚷嚷疼。他就嫌我吃不了一丁点儿的苦，受不了一丁点儿的罪。这让我浑身不自在，我又顺手拿起一面镜子。这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妈呀，我咋成这怂样了。无可厚非，他的手艺实在是糟糕透顶，结果还大言不惭地冒充是“金推子”。
　　 我便张口大喊他的名字，他一听“青山”二字立马脱掉了脚上穿的一只布鞋猛砸向我的屁股。原本以为可以与他大战三百回合，孰料被赶来的母亲从中拉开。在乡下，小孩喊大人的名字会被一致定性为恶劣事件，这是决不允许发生的，所以母亲自然而然就站在了他那一边。可惜我势单力薄，到最后也只好认栽。
　　 后来，他在我家喝茶的时候，我趁他出去上茅厕的工夫，自己就往茶缸里放捏了一小撮泥土，顺便奉上一点儿口水。等他回来坐在炕头，我就极有礼貌地请他饮用。正值盛夏，再加上他刚看完老拐家的牛犊有些口干舌燥，便端起缸子就是一阵咕咚咕咚。他喝着喝着怎么越往下喝就越不对劲，一扫缸子底部便猜出有猫腻。却见他强颜欢笑说，你这小东西忒坏了点吧。我便回应道，你这老东西还记得是咋揍我的吧。顿时，我只驳得他哑口无言。想必这就应验了一句话：昨日之因，今日之果。
　　 伯父是一名兽医，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那时我们家还饲养着几头猪，每当猪生病了不吃草，母亲便找来他给治。有时，他会拿着一个听诊器贴在猪身上听；有时，他会强行掰开猪嘴往里塞药；有时，他会拿着一根很粗的针管给猪打针。我曾零距离见过几次他给猪打针，由于打针时猪总是乱动，他便叫我帮忙按住猪的两条后腿。我也曾见过他让一头奄奄一息的骡子半个多月后恢复如初，这令我十分的钦佩。
　　 他在我们谭坪乡上也颇有几分名气，虽说是看牲口，他却偶尔也帮人看病。比如，感冒、痢疾、头昏、胃胀啥的小毛病他还真能给药到病除。我曾暗暗发誓，等自己长大以后要像他一样做一名有本事的兽医。结果他却用手摁了摁我的额头说胸无大志，真没出息。但在那时，这可是我一个难以企及的理想或者说是愿望。因为我和邻家的虎子曾兴奋地逮到了一条小青蛇，看它在草丛里爬来爬去真是其乐无穷，结果几日后却不知怎地它一命归了西。我唯有将它下葬，坟头还立起了一面招魂幡，并且烧了纸钱，就差没披麻戴孝了。
　　 一天午后，一个人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的想，假如我是一名兽医的话，想必小青蛇就不会轻易离自己而去了吧。
　　
　　 五
　　 2005年寒假期间，我是在可涧煤矿度过的。煤矿就位于枣岭乡，离瓦区约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那时父亲在矿上班，而哥哥在矿旁开了一间餐馆，由于人手不够，母亲便自告奋勇前来帮忙打理。
　　 这年世道有些不太平，据闻我们村上有户人家夜里被贼光顾，此毛贼本想敲诈一笔银子，可惜翻遍里屋跟外屋也没有什么大的收获。在情急之下，他用绳子绑了女人和孩子进行威逼恐吓。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办法兴许对城里人还凑效，但对拥有免疫力的乡下人来讲就不起啥作用了，因为更多时候他们宁可舍命决不丢财。可不像小品《有钱了》中赵本山那么的“慷慨”，事情的发展倒是挺像他说的那么一句台词：贼不跑空。万般无奈之下，贼就拽掉了女人戴的两只金耳环，然后不无郁闷地离开了。
　　 这就让我的母亲十分担忧起来，她便让伯父有空多照看照看家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所担忧的却是那几缸很沉很沉的粮食。而伯父倒也爽快，他二话没说便应允了。在他照看我家的那段日子里，我不晓得他有没有碰上贼，如果遇上了我倒希望他遇上的是像宋小宝那样的“笨贼”。
　　 为了节约餐馆的开支，伯父还给我们送来了一大麻袋土豆、萝卜和红薯。记得他来的那天屋外正飘着雪，他头戴一顶破军帽，手上裹着一双破手套，脚上穿着一双破皮鞋骑一辆二手的摩托车。他一进餐馆就搓着双手直奔火炉而去，浑身不停地打着哆嗦。
　　 在我心里是很乐意见到他的，便跑过去跟他讲自己想要一部小灵通。他一边烤着火，一边反问我是否听过这么一句话，我就问他是什么话，他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知道被下了套，再跟他耗下去也没戏，顶多在浪费唾沫星子。从小到大，但凡我有荒唐无理的要求，他都会摆出一副说书先生的尊容。上一刻我还对他颇有好感，下一刻却觉得他倍感可恶。眼见自己的想法落空，我就火急火燎地去找母亲，而她也不主张我买小灵通，劝我的话跟伯父的如出一辙。我便歇斯底里地说，你们不帮我买就算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自己下坑（下坑，就是进煤矿工作的意思）去挣钱，等挣到了钱自己去买！伯父一听反而竖起了大拇指，而母亲说这才像话。只是当时的我见他们如此这般，自己差点没被气的当场昏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