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爱吭声，就像上辈子是个话痨，已经把该说的全都说过了，这辈子只好沉默下去。”顾万小心翼翼瞟了眼阿敏的脸，不清楚他到底听没听懂自己的话。自打来到这座城市，他陡然发觉自己的普通话成为一种障碍，无法和这些当地人交流。他殷勤地为阿敏斟茶，一边扭头扫了眼身后那堆狼藉，一边继续讲述道：“就是他老婆孩子，也没听他讲过几句话。大家都说，他做过万福春的警卫，也就是马弁，是个汉奸；1968年一群红卫兵闯进他家，把他家翻得乱七八糟，为的就是能够搜寻出证据，证明他是特务，破坏X城安定团结的特务，和台湾或者日本人、美国人，甚至和苏联人都有联系。”
　　 阿敏高高瘦瘦的，赤着脚，穿了双黑颜色的人字拖，上身穿件褪了色的红色旧T恤，下身是条皱巴巴的灰色短裤，右手手指里套着串摩托钥匙，腿上蜷曲着黑乎乎的蚂蚁一样的体毛。他呷口茶，满脸困惑。一堆书小山似地扔在书桌前，一瓶空啤酒瓶子立在书桌上，眼前喝茶的圆形木茶几上放着景泰蓝茶壶，放在果盘里的吊炉花生，两个正使用的茶杯，不锈钢随手泡闪烁着一线光，将两个人的形象和屋子里的一部分物件扭曲，变形在这层哈哈镜一样的镀金涂层上。距离随手泡不足十五厘米，静卧着一个放在使用过的申通快递袋子上的正方体深棕色纸盒子。顾万不时将这个正方体纸盒拿起又放下，左腿还不时抖动，突然又想到刚到这里不长时间吃到的那种被称做黄皮的水果注1，进而莫名地把侄子那部分结晶化的骨灰和它联系到一起，他不知道那个贼偷骨灰做什么，难道把它当成石头了？顾万转动眼球，再次瞟了眼客人，回想起那天夜里两个人的偶遇。当时他光着脚追到门前那条没有街灯的省级公路上，一辆摩托呼啸而至，这位叫做阿敏的客家男人一把拽住他，算是救了他一命。其实，顾万早就见过阿敏，知道阿敏就住在附近，大概就住在后面那条街。刚搬来的第一天，顾万就看到一位瘦瘦高高的男人晃在窗外，穿着双人字拖，光着上身，裤子几乎提到胸口，一截裤腰带从腹前探头探脑，就像一条蛇，更像男人勃起的生殖器。因为裤腰带勒得太紧，所以肚皮瘪了下去，形成一个凹陷下去的坑。这个男人一拐一拐地走在马路上，完全无视过往车辆。后来，有一天，骑摩托经过后面那条街，顾万看到阿敏坐在一家小商店门口，和群男人喝五吆六地打牌，他一脚支撑在地上，右腿屈起蹬在凳子面上，右脚跟几乎贴到屁股上，胳膊甩起，将扑克牌‘啪’地摔到桌上，眼睛死死盯着那些牌。出过牌，阿敏的右手自然垂下，手指抠向脚丫子。
　　 “你平时喜欢喝酒？”阿敏放下瓷茶杯，身子向后一仰，懒懒地靠在沙发背上，问了句。
　　 “不，平时不喝。”顾万笑了笑，轻轻说道：“虽然我也是东北人，但我喝酒不行，平时一个人，绝对不喝，可以说滴酒不沾。”他奇怪这边的人为什么总觉得东北人很能喝，似乎每个东北男人都是酒鬼。迅即，他又想到‘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打牌’这句俗话。
　　 “是吗，”阿敏笑了，扫了眼不远处那堆凌乱的书籍，挠下耳朵：“我可听说你们东北人都有酒量，不有那样一句话吗，南方人办事请喝茶，北方人交友请喝酒，对吧，这说法就像古人说的南人乘船北人骑马一样。”
　　 “哪里呀。”顾万停顿下，左腿抖了抖，笑了，他笑的时候嘴略微向左斜了斜：“东北人的确有能喝酒的，但也有不能喝的，这东西不是绝对的，你说是吧，兄弟，这就像广东人也不一定个个都有钱，不一定个个都是大款，也有很贫困的，甚至连一顿三餐都吃不上的。哎，不过我跟你说的这个人，就很能喝酒，别看他平时不爱吭声，可喝起酒还是很凶的。在我们家乡有种酒，叫做小烧，可以用玉米酿造，也可以用大米酿造，甚至可以用多种粮食酿造，就像那有名的五粮液，流出的酒头能达到七十几度，一般不经过勾兑可以达到五十度，甚至是六十度；他就喝这六十度的，一顿就能喝下两斤多，喝得面红耳赤，然后倒头就睡。小时候，每次到他家，我都能闻到一股薰人的酒气。他喝酒，有时只是借助一点儿盐末儿，用生了锈的铁钉子蘸点盐末儿，喝几口，然后舔一下铁钉子；偶尔，夏天的时候他会到田里抓只老鼠，剥掉皮，烤着吃，那就是改善生活了。据说这是他在日本占领X城期间养成的一个习惯，那时没有粮食，他就抓老鼠，或者抓鸟儿，以至于后来他觉得老鼠肉比猪肉还好吃。也正因为长期酗酒，他无法干农活，无论拿什么，两手都会抖个不停，就像触了电。我和他小儿子是同学，那时关系还不错，经常到他家。我同学姓陆，叫陆小虎，他哥叫陆小龙，他哥的名字是万福春给取的。我同学的父亲叫陆知节；据说，他原本不叫这个名字，好像大家都叫他陆狗子，或者叫陆兔儿，反正是和生肖有关。陆知节是万福春替他改的名字，也有人说是万福春的四太太为他改的名字，意思是让他像程咬金一样，忠勇兼备。我同学的父亲一共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女儿都嫁得很远，一个嫁到流徙镇，一个嫁到孟浪镇；那年我还差点娶了我同学的小姐姐，陆淑婷，她比我大三岁，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唉，在我们家有个说道，说是女大三搬金砖，我要是娶了她，说不定也不会来你们这座小城，也不会把我侄子的骨灰弄丢。不过，我父母反对我娶她，因为她是汉奸的女儿，出身不好，因为她结过婚。其实，陆知节本来应该有七个儿女，中间夭折了仨，听说都是在1939年到1948年期间死的；那时候，日本人占领东北，生活条件不行，吃的是苞米茬子注2，住的是四处透风的木棚子或者泥坯房，冬天里冷呀，到处都是大烟泡注3，那风能把人吹到半空，然后再抛下来。那时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管制严，不许我们中国人吃细粮，白面大米都不许吃，如果被发现谁吃了大米白面，那就是经济犯，就要被抓起来，关进巴离子注4，进去后不死也得脱掉一层皮。到了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人索性规定，只要中国人吃粮食就算是经济犯。其实，X城地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粮本粮证，就是效仿日本人的一种管理制度。当时，日本人制订下配给制度，规定日本人发红皮粮本，每人每月可以领大米或面粉30斤，黄豆10斤，朝鲜人可以吃混入大米的小米饭，中国人发绿皮粮本，每人每月只供给高梁米或玉米面24斤和部分杂豆，后期连这24斤的高粱米玉米面和杂豆都给取消了，中国人只能吃树皮、野菜和糠皮。据说X城地区当时饿死了不少人，就算是活下来的，也都骨瘦如柴，有气无力的，真的就是东亚病夫了。我听老一辈人说，有一位在大港码头做苦力的中国人，因为好奇，翻开船上帆布的一角，被一个日本人看到了，就被追着砍掉一条胳膊，砸断一条腿，最后躺在街上，没人敢去管，结果活活痛死了。那时，日本人占领中国，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就算是一些所谓的上层人士，命运也一样很悲惨，大名鼎鼎的万福春不仅没能保护住自己的恩人秦学岳，没能保护住自己的叔父，也没能保护住自己的家人；万福春的老婆孩子死在1941年的萧镇大屠杀，当时只要在萧镇的中国人，全都被日本兵杀死了，一个都不留，听说杀死了六万多人呢，后来1948年在萧镇同时竖立起两座纪念碑，其中一座就是为了纪念萧镇大屠杀。”
　　 “大屠杀？——我没听说过，我只听说过南京大屠杀……”笑呤呤的阿敏不再靠向沙发背，上半身前微微前倾，翘着二郎腿，胳膊搭在右腿大腿上，哗啦晃了下手里的摩托钥匙，自己斟了杯茶，呷了口，插话道。
　　 “唉，日本人在中国搞了很多次大屠杀，旅顺、平顶山、潘家峪、阳高和正定都有发生过大屠杀，当然还有不在中国搞的，什么新加坡惨案和马尼拉惨案，只不过南京大屠杀最轰动罢了。当年如果不是我同学的父亲机智，提前把家安置在武运镇，才躲过1941年那场萧镇大屠杀。而他倒霉，就倒霉在太忠心了，一种愚忠，这都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错，都是孔夫子的错，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吗，中国人就讲究这些，提倡这些。他认为万福春赏识自己，对自己恩重如山，让自己做贴身马弁。万福春对那些跟随他的马弁相当不错，我同学的父亲成亲娶老婆，都是万福春出钱操办的。每个马弁只要说用钱，万福春都会毫不犹豫地让那位当过教师的四太太支钱，还总嘱咐，如果钱不够，再来支。万福春不仅支出了我同学父亲的成亲费用，还替他在萧镇购置了一处房产，在武运镇添了块地，以便让他养家，这就导致了后来划分阶级时，把我同学家归为富农，被大家批斗，被迫写检讨，低着头到房管局把房契、地契都无偿地上缴；当时红卫兵打击的一大目标就是有房产的，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抄家甚至打死。红卫兵命令人们交出房产证。面对被打死的恐怖，他们都到房管所排队上缴房契，陆知节也不例外，他忍气吞声地放弃了本应该属于自己的财产，并且也被洗脑地认为这些财产本就不应该属于自己，公开骂自己是混帐王八蛋。可就算这样，那些批斗陆知节的人，还强迫他承认和万福春的四太太有染，说他一个贫民子弟，显然是受到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双重腐蚀，否则不会这样死心塌地地替那个大汉奸卖命，不会这样死不悔改。其实，当年万福春身边的每位马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照顾，成亲、生孩子，或者哪位家里的老人过大寿，万福春都会相当给面子，或者亲自出面，或者由四太太出面，赠送礼金，张罗主事，甚至直接越俎代庖地大包大揽，所以万福春的许多手下都争着抢着做他的马弁，都努力操练枪法，因为万福春对马弁有两大要求，一是忠心，二是枪法。陆知节正是基于受到的这种种恩惠，才死心塌地地跟着万福春，觉得万福春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所以即便到了1946年也不肯说老长官的坏话，不肯跟着那些曾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们指证万福春，不肯骂万福春是汉奸，而被关押起来。”
　　 “这屌毛，那他也是黑白颠倒，怎么说万福春也是汉奸呀。”阿敏眨下眼睛，不解道。
　　 “嗯，不能说他黑白颠倒，只能说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太糊涂了。万福春本来就是汉奸，他还维护他，那就是个错。但是就他而言，或者说当时许多人成为日本人控制的警察那也是有原因的，因为饥饿，为了混口饭吃才甘愿在日本人手底下做事的，而且他不像一些地痞，不会欺负老百姓，大概只有像陈旭那样的人物，才会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做事，才会到处欺负中国人，才会被后人诟骂，甚至连自己家人都为之感到不耻。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是他儿子的同学，也不是为了给他翻案。我个人认为，他的确没有骨气，苟且偷生了，但他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后期不也追随魏文武，给那位X城大英雄做警卫吗，虽然他这个警卫做的并不成功，在魏文武危难时躲进了壁炉，躲了整整两天，才被人救出。再后来，他出了院，被军政委员会审查了两个多月，最后回家当了农民。”顾万端起茶杯，滋润下嗓子，拿起那个纸盒子，打开，望了眼，又合上，继续侃侃而谈：“如果当初他不那么倔强，说几句批评万福春的话，没准儿也会进入X城早期领导人的行列，或者最起码也是位官，儿孙不至于都是农民，长孙也不会被那群口口声声要造反的红卫兵们打死。他的长孙，陆浩宇只比我小三岁，喜欢跟在我们后面，我们都管他叫跟屁虫。我们到妃子殿，他跟着去；我们去舍利寺，他也跟着去，反正无论我们到哪儿他都跟着。原先，陆浩宇喜欢跟着他两个姑姑，但两个姑姑分别出嫁了，他就开始跟着小叔。1968年8月一群据说是哈尔滨来的红卫兵来到萧镇，他们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扎着铜头皮带，其中两男一女背着步枪，到处发动革命运动，张贴大字报，勒令那些信仰佛祖的和尚举起侮辱性的牌子自我检讨，我还记得牌子上的字，是句‘什么佛经净是狗屁’之类的话。我并没想到他们会来到我家住的这条街道，并没想到他们在我家旁边展开斗争。那群红卫兵原本不知道程知节这个原本已经湮没无声的人物，那俩负责联络和招待他们的当地红卫兵在一起午饭时，倾听着他们传达世界革命运动的大好形势，在相互交流时，偶尔谈论起大名鼎鼎的汉奸万福春，他们才知道萧镇还有这样一个余孽存活在人世，于是他们在那俩当地红卫兵的带领下，高喊着口号闯进他家，把他家翻得乱七八糟，甚至把那口煮饭的锅都给砸了，把那几样仅有的家俱，凳子、饭桌和碗筷全都扔到外面，点上火，浇上酒和豆油给烧掉了。程知节的一家人被迫跪在一边，跪在大太阳地里，垂头丧气不敢说话，生怕这群红卫兵会做出其他什么事情。那群红卫兵当中，有两三个人扎着苏式武装带，背着步枪，趾高气扬，估计是在学苏联尼古拉·波戈金《带枪的人》注5，他们胸前别着两枚象章，一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另一枚是毛主席在X城最亲密的战友陈平阳，其中一位背枪的红卫兵还是个扎着半角辫的女生。抄家的过程中，一位红卫兵威风凛凛地走到陆知节的老婆面前，薅住她头发，呸地往她脸上吐口痰，骂了句‘汉奸老婆’，然后又踱到刚巧回娘家的陆淑婷面前，抡起铜头皮带照她的头打去，骂她是‘欠肏的骚女人’，顿时她额头上就出了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