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27日到28日深夜，怀特大夫在黄河东岸的那个小村庄里给他的前妻玛瑞莲写信。他说，这是他一生之中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这是他最冲动的情书，也是他最冷静的遗嘱。这幸免于历史灾难的文字开启了怀特大夫前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揭开了怀特大夫的“天堂”之谜。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天堂”的概念，佛教徒的天堂是西方极乐之土，他们通向天堂的道路是苦难中的逍遥；基督徒的天堂是上帝的恩典，他们通往天堂的道路是抗争中的拯救；革命者的天堂是胜利，他们通往天堂的道路是战斗中的牺牲。但无论佛教徒、基督徒，还是革命者，无论逍遥、拯救还是牺牲，所有人通往“天堂”的路程却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薛忆沩的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告诉我们，分离与消失是通往天堂的必由之路。
　　 分离，无疑是人生景观中最为常见的画面，是人生命运最为真实的写照。《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囊括了人生中所有的分离元素：相会之后的告别、婚姻之后的离异、联系之后的中断、存在之后的消失……由分离开始，由消失结束。天堂的大门隐约可见，天堂的大门前人头簇拥，跑过去一看，竟不是聚合的欢快，而是告别的热闹。你再跑，你跑吧，你会发现，你永远在通往天堂的路上，永远在分离与消失之中。要是以前，我们相信，怀特大夫通过死亡（消失）应该能在天堂与他的前妻玛瑞莲相会，那样，他们就可以了结相思之苦，更不会因为不知道她的地址而失去联系，从而“他每一次开始写新的一封信时，就会将前一次写好的信撕掉”。但现在，我们相信，他们仍然是分离的，怀特大夫生前的最后一封信不是结束，只是开始。他们只是通过分离与消失找到了通往天堂的方向，却无法抵达。无法抵达，我们终于说出了这个让人惆怅的词；但事实正是如此——所有人都只可能走在通往天堂的路上，而无法抵达。这是人的宿命，无论生还是死，无论保守还是革命，无论失败还是胜利。
　　 认识到这一点，并不会让我们茫然若失。相反，它让我们更加坚定，坚定生的信仰，坚定对时空的迷恋。天堂在人世，在时间中，虽然时间是那么易逝；天堂在空间中，虽然空间是如此旷远。惟其易逝，才产生了对消失的沉思，最终产生了美；惟其旷远，才产生了对分离的感动，最终产生了爱。通过美和爱，人生开始了与天堂的对话。《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是这种对话的回音，是这种对话本身。它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体会到了“天人合一”的玄妙。
　　 我们先欣赏薛忆沩对空间的勾勒。自然空间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一切空间的基础，但对于人类这样的性灵动物来说，真正的空间是心理空间，那是比自然空间更为博大、浩瀚、壮丽、无限的一个空间，是人类心灵独特的宇宙体系。自然空间拥有无数星座，晴明之夜，我们仰望满天星斗，它们那样拥挤，却从不相交，相交就会毁灭。心理空间同样拥有无数星座，它们共同的生存状态同样是分离，更重要的是，在心理空间中，分离能突破物质的局限而成为一种认识、一种哲学。怀特大夫在信中对玛瑞莲说：
　　 我知道，你渴望接近我，就像我渴望你的接近。可是，不管人们多么“接近”，他们其实总是要分离的，他们也总是已经“分离”的。即使我不去马德里，即使我不来中国，即使我们从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底特律的那座迷人的小屋，我们其实仍然已经“分离”。
　　 分离既是日常生活的常态，又是所有人通往天堂路程中的“转折点”。很多人向“天堂”的进发不得不由分离来完成。怀特大夫冷静地和他的爱情分离，布朗医生毅然和他的财富分离，弗朗西丝被迫与她的童年生活分离……分离的主宰者看上去是人，其实是人内心里不可遏制的孤独。孤独让我们出发，让我们走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孤独又让我们永远无法抵达。
　　 怀特大夫和玛瑞莲相爱于心，但他们无法走到一起。怀特大夫说：“我是因为你，因为我对你的爱，因为这种爱的幸福和痛苦，才去选择动荡不安的生活的。”他宁愿选择分离，也不选择平庸，而对抗平庸正是孤独的全部作战方案所在，正是所有革命的目标所在。在这里，对抗平庸被解释成了革命的动机。将孤独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是对“革命”这一永恒主题的解构还是建构？
　　 布朗医生的祖父给他留下了一笔惊人的遗产。他却将它原封不动地捐献给了所属的教会。这是另外一种“革命”，另外一种对抗平庸的壮举。慈善其实是孤独的另一番图景。因此，在同一条战壕里，并列着两种不同的性格：怀特大夫的革命对象是敌人，他喊着正义的口号，把手术刀当作割断日本法西斯喉管的武器，革命成为他抵御自己孤独的工具；布朗医生却服务于所有人，不管你是八路军、国民党人、普通民众还是日本军人，他的革命对象是狭隘的自我，这种博爱只可能加深他的孤独。然而，历史自有它的口味或者法则：“布朗医生是注定要从历史中消失的”，而怀特大夫，“将与胜利一起被写进历史。”两种不同的性格决定了怀特和布朗这两位大夫在历史教科书中的不同命运。
　　 这里，我们又惊讶地看到“胜利”这个词。这个词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就像不容忽视我们自身的欲望一样。显而易见，正是孤独激起了欲望；或者说，是欲望让人更加孤独。布朗先生放弃财富乃缘于“慈善”的欲望，怀特大夫走出围城乃缘于“胜利”的欲望，他们都是宁愿选择不幸也不甘于平庸的人。怀特大夫虽然一再声明，“我像鄙视财富一样鄙视名声”，但他依然怀着对“胜利”的渴望，怀着“将与胜利一起被写进历史”的期待，怀着对胜利将给予我“永垂不朽”的特权的困惑与好奇。他走出围城多少也是想用短暂的人生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他非常清楚，只有作为“胜利者”，他才有可能去想象在65年之后的2003年与一名中国青年交换“祖国”和“时代”：
　　 此刻，我正在想象他的时代，想象我的躯体永远也不可能抵达的2003年。而在我的想象之中，那个表情严肃的中国人正在阅读我们的时代，或者说是阅读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叙述。
　　 想象拓宽了怀特大夫对孤独和自我的认识。在想象中，怀特大夫为他的孤独感找到了一件漂亮的外衣。这件外衣也许不合身，毕竟想象嘛；但它绝对漂亮，毕竟是想象啊！所以，怀特大夫说，是想象力解放了我们，想象力才是人类心灵的真正革命。通过想象，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成为祖先，成为后代，成为敌人，成为奴隶，等等。“也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这句话太重要了。想象自己成为任何人、任何物，最终是为了成为自己，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孤独感，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与平庸激战后的胜利者。可笑的却是，怀特大夫“胜利”的标志却是令他困惑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桂冠，是他作为一个失恋者，一个孤独者，一个冒险者和一个思想者的消失。现实与想象的平衡最终被至高无上的定论打破。
　　 孤独是人类困境的根源所在，悲欢离合，聚散依依；给予之后的掠夺，契约背面的暴乱，盟誓隐含的背叛，牺牲追认的荣誉等等，都是人类在孤独的华贵地毯上做出的难度越来越高的体操动作。这不是竞赛。它纯粹是人类的自我表演和自我欣赏，没有别的看客，也没有裁判。在这样的运动中，人类唯一的收获是更深的孤独（比如怀特大夫与玛瑞莲越分越远，以至于死别），以及难度更大的表演（比如怀特大夫写给玛瑞莲的最后一封信中的爱情表白），死亡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追认的荣誉不可能给怀特大夫真正的满足，不可能缓解他有生之年的困惑。他预感到死亡将近。他不想让自己的温情被后人的狂热和误解吞噬。通过狂热和误解“走进历史”与“从历史中消失”，对他来说，是同样的结局。他要用最后的情书表白他对生命的感悟。他要用最后的表白让自己第二次走进时间之河。
　　 现在，我们不能不谈到时间，以及薛忆沩的时间观。
　　 在薛忆沩看来，时间也是空间的一种。革命是用时间去换空间，最终占山为王；分别却是用空间来换时间，最终铭心刻骨。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分离之中的藕断丝连和欲罢还休其实是时间的一种性质或者是一种计时的方式。从时间的角度看，没有一种分离是彻底的分离，没有一种分离是绝对的分离。其实所有分离都是聚合，分离本是从聚合中产生的，没有聚合就没有分离，仿佛没有母亲就没有子女，“分离”的身上流淌着“聚合”的血脉，它们甚至连形象都是那么的相似。就像父母是子女永远的忆念，聚合也是分离永远抹不掉的印象。于是，我们看到了事情的真相：从分离与消失这个方向通往天堂的道路，原是由回忆与惦念筑成的。正是记忆与惦念行使的这种聚合的功能，它将“过去”带进了怀特大夫关于天堂的期待。他这样说道：
　　 离婚摧毁了我，却并没有能够拯救你。因为我们共同的生活还在继续，在谁也看不到的时间之中，在漫无头绪的想象之中，在没有方向的寒风之中。不仅仅是你，也许我自己就不会相信我的“纪实”。现在我已经听不到震耳的爆炸声。现在我已经看不见飞溅的肢体和鲜血。现在是如此的寂静。
　　 “震耳的爆炸声”是纪实，“飞溅的肢体和鲜血”是纪实，但这样的纪实只是怀特大夫很快就丢失的“短期记忆”。在惨烈的轰炸结束不久，他又回到了过去，回到了玛瑞莲身边，回到了他们“共同的生活”之中。怀特大夫通过文字、通过书写触摸到了自己神经最敏锐的疼痛，回忆让时间变成了双向通行的大道，而不是一条指向未来的单行道。我们可以说，他沿着回忆从战争回到了爱情；也可以说，他拿起回忆的武器对身边正在进行的革命进行了革命。怀特大夫告诉他的前妻：“我的文字离时间最近，它是绝对的真实。”但这种真实只是想象力虚构出来的真实，它与现实构成一种强大的张力。
　　 八路军的领队在与弗兰西丝讨论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一句诗时，说他不理解在汉语中为什么将“回”与“归”连在一起用。他认为，“归”是一种心理嬗变，“回”仅指物理的迁移。“归”指向未来，“回”却纠缠着过去。这正是汉语的妙处所在——物理的迁移总是蕴含着心理的嬗变，这种心理嬗变又总是让物理的迁移变得模糊不清。回忆过去时，怀特大夫有这样的发现：“近的事物经常会远离我们，而远的事物却常常离我们很近”。“昨天晚上对我已经很远很远，而我们在贝克莱故乡的那个下午却是那样的近。那已经有二十三年了吧，可是，我的心灵中依然残留着那个下午你指尖的温度。它在我身体中掀起的波澜至今仍然能够让我迷失方向。”
　　 在我们这些旁观者看来，怀特大夫并没有迷失方向。他沿着记忆的路标穿过硝烟弥漫的战火回到了爱情的迷宫之中。他的记忆让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变成了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骄傲与屈辱的交汇点，生与死的交汇点。
　　 最后，我们要托出一个关键词：爱。
　　 什么是爱？怎样才是爱？怀特大夫与前妻玛瑞莲那么相爱，为什么结局却是分离？我想，薛忆沩在他的小说中，真正想探求的是爱的真谛，这才是革命的根本目的，才是天堂的奥义与秘密。怀特大夫在信中反复提到，爱的希望与绝望，爱的抚慰与折磨，爱的幸福与痛苦……不断地用相反意义的词来抽打爱，拷问爱，追究爱。
　　 怀特大夫的心灵显然因为爱而受过重创，但他对玛瑞莲的爱无庸置疑，“我的天堂是你，从来就是你，永远都是你。”这句爱情的表白当然可歌可泣，问题却可能出现在这里，如果怀特大夫把玛瑞莲当作自己的天堂，他就会用“天堂”的要求来衡量玛瑞莲，这一点肯定让玛瑞莲痛苦不堪，所以，在他们离婚之前，玛瑞莲经常向怀特大夫倾诉她对他的“无法忍受”。离婚对她也许是减负与解脱。
　　 再看一句，“亲爱的，你知道，我只想成为你一个人的英雄。”这句表白同样感天动地，但与上面的问题类似，如果怀特大夫只想成为玛瑞莲一个人的英雄，他就不能再成为别人（如弗兰西丝）的英雄，他也“无法忍受”别人成为她的英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必须用“英雄”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怀特大夫配玛瑞莲可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因为他们那么相爱；但要用“天堂”来配“英雄”大多需要通过想象来完成。怀特大夫与玛瑞莲的爱情悲剧就是这样形成的。结果是怀特大夫远走异乡，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玛瑞莲则不知所终。
　　 事情或许真如怀特大夫所向往的，玛瑞莲去了“天堂”，而怀特自己成了“英雄”。可是，他们的爱情灰飞烟灭，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在痛苦、折磨、绝望中完成了自己的爱情。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怀特大夫成为了亿万人民心中的“英雄”，而不是一个人的英雄。“我知道，在这个国家，我将被供奉为一个英雄。我会被带上‘毫不利己’的桂冠。”这空洞和虚荣的结局令怀特大夫对他早已灰飞烟灭的爱情充满了痛苦的怀念和幻想。他渴望交流和理解。在他的记忆中，只有在“底特律那张舒适的大床上”，他得到过他渴望的交流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