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最爱吃油条，我总是买回来一大把，让她们吃个够。临近的集市有几家油炸店，由于我往返多，无疑成了老主顾，价优物实。每当我看见孩子津津有味喝着牛奶或吃着甜酒冲蛋，一边细细咀嚼着那金灿灿、油渍渍、香酥酥的油条，一股莫名其妙的惆怅，立即涌入脑海。倒不是我在饮食上有什么忌讳，实在是那件不堪回首的往事，让我望见油条就心悸，泪水不由自主夺眶而出。那是过“苦日子”时代的事。
　　 ......
　　 一天晚上，“吱呀”一声，我家的大门开了，颤颤巍巍跌进来一个身影，他就是我那在好远好远的地方修铁路的父亲。开门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她还没睡，坐在煤油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天一黑，我们兄弟就卷缩到床上去了，等待明天的到来。其实，明天吃什么？连母亲也无半点主张，正在悄然落泪。
　　 1961年的冬天，在我的视野里，世界由于饥饿而死气沉沉，天也黑的特别早，又看不见星星和月亮。公共食堂解散了，许多人家晨时吃了午时粮，早敲壁无灰断了炊烟。地里，田里，山上，凡是能用以充饥的绿色食物，像地菜子，车前草，土茯苓，也无处可寻。挨黑，我们兄弟三个，每人喝了一大瓢冷水，囫囵赶个肚子胀，想躺下做个好梦，其实饥肠辘辘，谁睡得着呢？有道是，走肠饱，坐肠饥，睡觉吃的一簸箕：越躺越觉得肚子饿得慌。所以，父亲那轻轻的叩门声和母亲起身开门，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
　　 “噢，你……你回来了！？”母亲在喉咙口咕呶了一声，算是对父亲不远千里而归的回答。母亲这时想到的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别说吃饭，家里连一兜白菜根都没有，拿什么给丈夫充饥？内疚的心情使她一直垂着脑袋，不敢正视父亲。
　　 父亲在湘黔支柳铁路修建工程中做事，说是开发三线。在当时，引人骄傲的并不是他能领导一个团的民工，而是他每月有39斤粮食定量。可他说他吃不完。我开始不相信，一个高大魁梧的汉子，每月吃不完39斤米？实在笑话！后来听父亲说，人老了食欲就自然减弱，也许他说的是实话，但毕竟当时的他还不到40岁呀！每半年，他总是风风火火地回来一趟，家里生活最紧的时候，他来的次数就更密，或带回几斤粮票，几斤大米，半口袋红薯干，好让我们这“三只馋猫”填填肚皮。可怜他那全凭那双脚，也不知来回走了折返了多少趟！像我这样12岁的半大人，正在长饭，自信一二斤米饭，三扒两撬，鼓眼一吞，还用得着菜吗？
　　 “看，这是什么？”听得出父亲的喜形于色。他一定又带回什么好吃的，我们兄弟腾一下窜下床，小弟弟连鞋也顾不上穿，便一头扎进父亲怀里：“爸爸，我要……”
　　 我手脚麻利地从父亲哪儿接过挎包，两只纤弱的手在口袋里搜寻着。
　　 “来，快告诉我，是哪根肠子要吃？饿花了眼的馋虫，好东西早到你娘手里了。哈！”父亲亲昵地拧着我的耳朵。”“满肚子的肠子都饿得粘到一块了！”我说。与其说是撒娇，倒不如说是我对久别重逢的父亲倾诉一肚子的苦水。
　　 妈妈很兴奋，手里惦着一个大纸包和一个军用水壶，父亲这次从三线铁路带回来的是他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2斤面粉和2斤棉花籽油。母亲乐呵呵命令我们说：“尽讲傻话，还不快抱柴火来！”母亲的呼唤使我们仿佛从梦境中惊醒，“有吃啰！有吃啰！”兄弟们惊喜若狂，一个劲地雀跃着。
　　 “别急，别嚷嚷！”父亲小声而又严厉地制止着我们喧哗。
　　 “看你，孩子见了吃，怎会不高兴？”母亲温恬地问父亲，“怎么吃？”“炸油条”父亲俨然像个大将军庄严地宣布。
　　 啊！炸油条！
　　 还是1959年刚成立公共食堂时吃过一次油条，二年来，一想到油条就直咽口水。无疑，现在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和值得骄傲的人了。
　　 紧接着是一阵赏心悦目的繁忙：我跑到门外，抱来了柴火：两个弟弟，踮着脚，抬下了早已锈迹斑斑的大铁锅。母亲兴致勃勃刷洗着锅和灶台，父亲捋起衣袖揉着面粉。
　　 灶台极其简陋，是父亲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旧油鼓桶砌的，一半底坏了，胡乱塞上几块砖头将它支撑着，沉重的铁锅搁在上面，摇摇晃晃的。
　　 禾柴很潮湿，半天才点着，冒着滚滚浓烟，狭窄的厨房顿时烟雾缭绕，我把厨房门打开了一点点。
　　 “别，别开门!”父亲不让我开门。我知道，他害怕邻居知道他回来了。现在，许多人家早就揭不开锅，只要一开门，这里浓浓的气氛，沁人心扉的香味，不言而喻会引起一批批的“问候者”——别以为我父亲是吝啬鬼，如果他现在有多一点的面粉，他会毫不犹豫地让我去挨家挨户喊醒和我一样饥肠辘辘的邻居。
　　 “咳，咳……”母亲由于患肺气肿和水肿病，身体非常虚弱，受不了这烟熏火燎，止不住老咳嗽，眼泪都被呛出来，她央求父亲，“开开一点吧？哪家那户不挨黑就躺下了，哪有心思窜门走户？再说……”母亲把想说的话有咽进去。她是个极爱面子的人，生怕人家流短蜚长。有米煮饭，有面做白案，正大光明，犯不着偷偷摸摸。
　　 “要开就开！”父亲虽有点气恼，但终究也不忍心看到母亲憋得那般气喘吁吁的模样，他把门稍稍打开一点点。
　　 油锅开始冒烟了，随着油温的升高，一根白色的面粉条，就像高台跳水健儿，转眼间，变成了黄晶晶，金灿灿的游龙浮上了油面。全家人的五双眼睛，都直勾勾地望着，像是生怕它飞走一般。我更不知多少次地抹掉了流到嘴角边的口水。
　　 “吱……”门被人轻轻地推开了，探进来一个明晃晃的脑袋，啊，是三伯父！这个馋鬼，嗅觉真灵敏，完全可到公安局当警犬！我暗地诅咒着他。“噢，九老弟回啦！怪不得这般热闹，还末用餐？！”酸溜溜的，我恶狠狠地瞪一眼。当然，他完全可以不理会我的非礼，大人不与小孩计较，何况他压根没看我的眼神，而是直愣愣盯着那根就要出锅的油条。
　　 “噢，噢，回了。”父母亲几乎是同时回答的，像是被人当场抓住了什么掩人耳目的丑事一般。
　　 三伯父在我们的印象中是最恶劣的了，明摆着大工厂的技术员不当，却眼馋我们农村“一百斤萝卜能卖60元”，自动离职回了老家，却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哼，像这号人，要是当兵打仗，不当叛徒和逃兵才怪！
　　 “来，吃一根，嚐嚐我们老九的手艺。”母亲总怜悯他，说他这也造孽，那也不幸，读了一辈子也没混出什么名堂来，还可怜他是个读书人，难做人。母亲用竹筷夹起滚烫的油条递给了他。三伯父乐嗬嗬地把油条捧在手里打了几个滚，然后高高提起，像孔乙己吃茴香豆一般，向上歪着脑袋，张口咬掉一大截，一滴棉子油，从嘴角顺溜而下，他噓地一舔一吸，嘴角边竟不留一点油腻。
　　 我敢打赌，若不是半路杀出三伯父这个程咬金，这第一根油条非我莫属。唉，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耐心等待。
　　 “香不？”“香！”“脆不？”“脆！”“甜不？”“甜，甜，真解馋！”父亲和三伯父一问一答，三伯父好像是在品尝熊掌燕窝。
　　 他们越是这样回答，我胃里的酸水越是折腾的厉害，狠心不让自己去偷看三伯父那狼吞虎咽的模样。此时，大弟弟在背后扯了扯我的衣角，暗示我，第二根油条就要出锅了，要我作好冲刺的准备。我知道他更害怕再发生“意外”，按我俩现在所处的位置，他紧挨在我的背后，眼盼盼的。真的，如果不是肚子里那条“馋虫”愁心扯胃，我真愿意让出我这个排头兵的位置。但，如果让了他，那小弟弟呢？他就更可怜了，小手指儿一直在嘴里含着，吮吸着，也直吞口水。
　　 吃完第一根刚出锅的油条，三伯父终于依依难舍地走了。
　　 可他刚走，“吱呀！”门又被推开了，进来的是大队书记易叔叔。他家离我家三四里地，怎么也能闻到香味？我和弟弟们都大惑不解。
　　 “啊，书记来了，快请坐！”父亲从上衣口袋里迅速掏出那个铁皮烟盒，从里面抽出一支早已裹好的喇叭筒，递给了易叔叔。
　　 “赶个早不如赶得巧，来，易书记，你也吃一根试试！”一根几乎就要滚到我嘴里的油条，又飞进了易叔叔的手中。
　　 到底是当书记的，远不像我那饿狼般的三伯父那样不顾一切，而是细心掂了几下，让油条冷却到适当的程度，然后十分关心地指着我们说：“还是让孩子们先吃吧！刚才，我到隔壁四老馆打了一转，呵，好作孽呀，三天没见过一粒米星星，都饿晕了！呦，真香！你先吃。”
　　 我忙伸出感激的手去接油条，父亲轻轻地拍了我的手腕一下说：“馋猫！细伢子有吃在后。书记，您是稀客。”在书记和我们兄弟之间，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我莫不感到天大的委屈。但，这种委屈又是无法申辩的，因为全家人都知道，父亲能到三线修铁路，能吃上39斤定量粮，是书记力举的。也就是说，没有易叔叔，今天的炸油条也不存在。大人的事，我讲不清但看得出。大概这就叫“知恩图报”吧！
　　 第二根油条很快进了书记的肚内，他的神气比进来时更好了。他知道许多国家大事，譬如他对“苦日子”就有“真知灼见”：一是全国各地遭受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许多地方一年到头颗粒无收；二是苏联和我们翻了脸，逼着我们还债；三是中国人民有骨气，饿死也不要美帝国主义的嗟来之食……每讲一个问题，他都能用上生动的比喻，不仅增添了父母的会心笑容，也缓解了我短暂的饥饿。
　　 易叔叔又喋喋不休地与父亲拉起家常，诸如三线工作苦不苦，饭菜够不够吃等等。父亲都一一作答，并特别提到由于书记的举荐，自己能为三线出力感到无尚光荣。工作虽然苦累一些，但毕竟有39斤米，心里惦着孩子，不能不一餐省一口，积点儿带回家，这次在就近农村买了2斤高价棉籽油，让孩子解解馋。棉籽油有毒，但油锅里多放点明矾，能解除一部分毒性。油条炸透一点，火烧旺一点，毒性会更少。父亲边说便做示范。易叔叔似乎是外行。
　　 “难怪闻不出棉籽油味，不容易呀！”易叔叔容易激动，“十多天，来回来千多里路，全仗两条腿，难得九哥一片心呀！”到底是当书记的，说话体贴人。
　　 母亲憔悴的脸上顿时绽出了久违的笑容。父亲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十多天，提回这点食物，不正是为她争面子，为孩子们填肚子吗？一行热泪夺眶而出，她用衣袖抹了一下，又迅速夹起第三根油条，一半是感激，一半是掩饰地说：“看你说的，来再来一根。”
　　 想起身告辞的易叔叔连忙招架推却：“不，不用了，别，别客气！如今，一口饭都能救活一条命，还是留给孩子吧！”
　　 “子孙自有子孙福。你若不给面子，我们倒不好做人。这些道理，孩子们慢慢会懂得。”父亲喃喃地说着，好像是对自己，又好像对我们说这番话。父亲九岁时失去父亲，便艰难孤独地走上人生的道路，什么罪都受过，他有他对“父亲”这个字的理解，我想。
　　 “看来恭敬不如从命，我就愧受了。”易叔叔虽然很健谈，但对父亲的话又显得难以置信，只好不懂装懂，顺手推舟。忙从口袋里抽出一张报纸，接住母亲递过来的油条，“行，好，让孩子他妈也尝尝新！”
　　 “别，别着急，多捎上几根，多捎上几根！”父母不知是被书记的体惜民情的精神所感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把我们兄弟全抛在脑后了。
　　 一根，二根，三根……我的希望变得遥遥无期，每当一根油条落进易叔叔的纸包，我的心就会咯咚一下，及其难受。小弟弟更是支撑不住，靠着母亲的大腿，闻着油香睡着了，大概是做梦也在吃油条，小嘴不停地蠕动着，唾液从他的嘴角一直往下流，牵成的线一直粘连到地上。
　　 八根！我一生来数得最准确，印象最深刻的数字。易叔叔心满意足地抱着八根油条，边后退边感激地说：“多谢了！打扰了！破费了！“
　　 “唉，理该轮到我吃这一根了！”易叔叔一出门，我指着锅里的油条向父母亲大声声明。大弟弟他不让，他的理由很简单：“你吃单，我吃双，带三伯父吃去的那一根，锅里的正好是第十根。”他比我更精明，小弟弟睡着了，等他醒后再分一二三。
　　 “吵，吵死！再吵出一个人来，我让你们吃！”父亲有点发火了。他，战战兢兢地揉着面，额角、脖颈上的青筋在颤抖——他同样挣扎在饥饿线上，哪怕是咽进一块石头到肚子里，也许会使他的情绪更稳定些。
　　 “咚……”门外似乎又传来敲门声，虽然很轻，但对我们来说，不亚于作战部队那紧急集合号。与此同时，母亲的竹筷刚好夹起一根出锅的油条。
　　 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同时伸手去接这根滚烫、滴油的油条。“给我！”“我要！”
　　 “呜，我的嘛！”小弟弟也被吵醒了。
　　 “啪！”父亲一记重重的巴掌倏地打在我的脸颊上，“嗡……”我只觉得头一下胀大了许多，眼前金星直冒，一个踉跄，跌倒在母亲身上。本来就已经瑟瑟抖抖的母亲，更站立不住了，她来不及扶我，便向前一倒，撞翻了搁在灶台上的油锅，锅里滚烫的油不偏不倚泼在父亲的双腿和灶台上了……
　　 “啊！”当时，我只听见一声惨叫，父亲痛苦不堪地在大火中翻滚，挣扎。母亲早吓得当即昏倒过去，只留下我们兄弟三人呼天抢地的呼救声，把个烟火缭绕的茅房震得嗡嗡响……
　　 幸亏在外面窥视的三伯父及时赶到，瘦骨嶙嶙的他，竟抱起了大水缸扑向大火，大火才没烧上屋。只是父亲的两条腿完全被烫成重伤，再也不能上三线去指挥他的民工了。
　　 ......
　　 事故发生后，还是易叔叔好，他为我家打了报告，跑了许许多多的路，拜了不少的“码头”，才帮我们从民政局领回了30元救济款。
　　 最不懂味的又要数三伯父了，他阴阳怪气地说：“30元钱不就是50斤萝卜吗！一根油条，差点赔上了五条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