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家风对每个人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不由得想起另外一个论点——“血统论”。稍年长的朋友一定还会对那个讲究血统的年代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神州大地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沦陷了，沦陷在一个充满血腥和暴力，讲血统、唯成分的怪圈里。社会上流行着两条形象之极的对联“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所有的人和事，都被打上了血统的烙印，阶级的烙印。
　　 血统论和阶级论所宣扬的，也是一种家庭、家族、以致到一个阶级对后代的影响。血统论是一种封建思想，主张祖先长辈的血统决定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当年著名的勇士遇罗克，因为撰文批判血统论和唯成分论，竟被判了死刑！对那个时代血的教训，使我们必须警惕一个重要问题——当我们提倡树立好家风，宣传家风对子孙后代重大影响力，特别是撰文证明：家风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时，切切不可走进了血统论的歧途！
　　 著名的杨树桐先生，在他文章《漫谈家风》中引用了美国两个著名家族：爱德华和珠克的资料。他用大量数据，极有说服力地表明：一个家庭或家族，其家风的好与坏、正与邪，那是有长远影响力的，那是有强大渗透力的，它会长远地影响到许多代后人的成长。
　　 就因为爱德华是位德高行洁、博学勤勉、多才严谨的人。他的后辈儿孙，出了十三位大学校长，一百多位教授，八十多位文学家，六十多位医生，还有一人当过副总统，一人当过大使，二十人当过议员。
　　 而同样因为珠克是个酒鬼、赌徒、无赖，终生浑浑噩噩。他的子孙后代，三百多人是乞丐、流浪汉，四百多人因酗酒致残或死亡，六十多人犯过诈骗、盗窃罪，七人是杀人犯，后代中没有一个是有出息的。
　　 我完全可以相信杨先生的资料没有问题，在美国一定存在这样两个家族。我也非常赞同杨先生关于：“一个家庭或家族，其家风的好与坏、正与邪，那是有长远影响力的，那是有强大渗透力的，它会长远地影响到许多代后人的成长。”这个观点。
　　 但是，我不得不向杨先生提出一个值得商榷的重要问题：是不是只要一个人自身非常出色，或者是极端丑陋，他的子孙后代就一定会重蹈覆辙，走出一条与前人完全相同的人生轨迹？这样的极端化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我们在大力提倡家风重要性的时候，正在滑向唯成分论和血统论的边缘？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家风固然非常重要，但绝不是形成一个人思想品质的唯一影响力。即便一个由良好家风熏陶成长起来的人，也极有可能在以后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里沦陷！这种极端的例子同样也比比皆是。可见，我们对家风在对后代的影响力讨论时，还是要讲一点辩证法，考虑一下任何事物的两面性。不要让自己善良的本意，变成了另一把杀人的利器。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出生在下九流的人，长大注定是个罪犯，或者永远只能是下九流。同样，一个出生优秀的人，也未必就一定成才。
　　 时下某李案也是很好的说明。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假如没有李子犯罪，李家一定被作为宣传好家风的一个典型！因为是龙种，又岂会生出老鼠来？
　　 在今天如此复杂的社会中，已经不是哪一种教育方式和手段，可以去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健康成长。这个属于思想领域的重大课题，并不是靠一次次提倡与宣传，就可以达到目的。那是一个思想领域的重大工程，需要我们一代代不断的努力，从方方面面一起去做。在提高全民素质的同时，让良好的家风逐步形成。请记住：家风不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东西。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是刻在灵魂里的一种潜在影响力。同时，也必须牢记：家风的影响力并不万能，也和世风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是划不了等号的。
　　
　　 家风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家风有很厚重的传承性，是无需置疑了。但是，我们还必须了解，家风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一种时代精神。家风，是一种有着明显社会影响力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不可避免会被刻上时代鲜明的印记。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倡的家风，可能会传承许多历代的优秀内容，却也一定会有这个时代必须增加的内容。
　　 在前面几篇关于家风的论述中，曾经指出：家风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家风，同样不同的阶级，也会宣扬符合增自己阶级利益的家风。不同的民族同样会弘扬可以代表自己民族利益和民族风貌的家风。这本就是家风这种属于上层建筑精神层面的物质自身存在的一种特质。我们完全不必去避讳这些特征，比如，家风存在的阶级属性。这并不是什么人承认，或者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它自身的特质。当然，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提出所谓阶级矛盾，或者阶级差异。但是，并不意味否认曾经的存在。我们不妨自己去分析一下，至今可以找到的那些关于某个家族的家规、以及有文字记载下来的家风。除去一些中华民族共同的美德，一定也会有一些新时代需要摒弃的东西，我们是不应该一揽子全部接受和传承的。
　　 我在前篇《世风与家风》中，引用杨树桐先生一段关于文化对家风的影响力时，已经指出同意杨先生这个观点，即文化素质会对家风产生很大影响。但是，同样也指出了杨先生论述时存在的严重偏颇。
　　 杨先生说“特别是从隋大业年间开设以科举考试擢拔才俊的制度以来，不仅高门大户，便是寒门庶户，也要倾力供孩子读书，期盼学子金榜题名，以光耀门庭。可以说，绵延了一千二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不仅是我国育才选材制度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而且在提升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素质方面，也居功甚伟。这种‘学而优则仕’的选材制度，也造就了千万个‘书香门第’，使文化的因素在匡正家风的进程中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杨先生的这段话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中国的科举制是伟大创举；2、科举制对中华民族文化素质提升居功至伟；3、“学而优则仕”是唯一正确的选拔人才的渠道。4、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观念，可以起到匡正家风的作用。
　　
　　 鄙人以为，杨先生这四个关于家风的观点，就有非常鲜明的阶级性。毫无疑问，上面的这些观点都属于士大夫阶级。我们可以不去讨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部分可以提倡？但是无疑，这些观点带有十分鲜明的士大夫阶级的特质。
　　 鄙人查阅了大量关于科举制的相关资料，可以确认，科举制的确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伟大创举，科举制度对社会成员“逐级培养筛选、一一对比淘汰”的程序性步骤，得到全世界各种文化组织的认可和接受。成为了现代公务员制度、中高考制度、技能职称评定制度、体育竞赛的核心程序。也是全世界普及度最高，使用度最广，支撑着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社会智商能力挑选”核心制度，已经成为全世界都复制拷贝执行的世界性文化。
　　 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
　　 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
　　 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分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分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
　　 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精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
　　 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另外，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大量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成为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相信陈世美的丑名是无人不知晓了。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
　　 在《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等作品中表现的，各种诸如“范进中举”的丑陋嘴脸，都在告诉我们科举制的另外一面。
　　 还有科举制度是官场腐败重要土壤。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
　　 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综上所述，已经可以看出科举制度虽然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既有积极可取的一面，同样也有消极的一面。并不是我们今天应该重新去传承的内容。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一定要用这样的观点去匡正家风？我们还是应该让今天倡导的家风，有更加鲜明的时代意义，用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风尚，去匡正家家户户的新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