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溯到1987年清明节，一溜儿小轿车缓缓驶入豫东尉氏县偏僻的岗李乡石庄村，车上依次走下来原北海舰队政委张慕水、海军某政治学院政委赵中权（林青）、沈阳军区某医院政委段朋彦、总参谋部军工部主任王敏等10多位军队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这些满头华发的游子迈进一座农家小院，齐声冲一位老太太呼唤“师母”，并与老人家合影留念。
　　 这位身穿粗布衣衫的农家老妈妈，就是知名烈士仝华章的遗孀赵恋妮。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旧中国，默默支持丈夫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创建抗日学校，为延安抗大选送三批青年学生，让这些学生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和地方领导干部。
　　 仝华章烈士1907年出生在石庄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自幼接受私塾教育，在洧川县师范学校读书时，受新思潮影响，倾向革命，于1934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党组织派遣，由外地返乡，负责筹建尉氏、洧川、长葛、新郑、中牟五县边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了便于工作，他将村东一座占地6亩的观音寺庙作为活动场地，号召地方开明绅士和民众组织起来，推倒神像，在大门口悬挂起“洧川县观音寺中心小学”的牌子，自任校长，安排中共洧川县委书记胡振民（原名杨长庚）、中共西北区委书记张磊（建国后曾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共产党员李义章（建国后曾任江西省委常委兼南昌市委书记）、刘子和、张雨天和民先队员陈维钧担任教师，招收250名学生。同时建立起观音寺学校党支部，由他兼任支部书记，把学校建成播撒革命火种的阵地。
　　 由于旧中国农村教育落后，观音寺学校的生源年龄差距比较大，一些已婚和未婚的大龄青年仍然在校读书。仝华章在学校统一校服，增设军事科目，实行军事化管理。他将那些年龄稍大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在党组织外围积极发展民先队员，先后挑选出段朋彦、赵中权、王敏、马培岭、袁新年、张朝鲜、马东坡、王连川、石遂心、王书义、孙桐等三批青年才俊，经过中共河南省委介绍，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审查，输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这些青年学生除了袁新年、马培岭二人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外，有10多人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才。
　　 在学校里，仝华章严禁女生裹脚，他当众冲那些小脚女人大声疾呼：“日本鬼子来了，你们连跑路的力气都没有，还能去扛枪打仗？”赵妈妈是过来人，深受裹脚之苦，她响应丈夫的号召，率先为自己的女儿放脚。目睹丈夫早出晚归，时常与陌生人在家里秘密约会，商谈抗日救国大事，赵妈妈心知肚明，却从不过问，躲在门外悄悄为丈夫站岗放哨。有时候，丈夫半夜三更带几位老师跑回家，说一声饿，赵妈妈急忙烧水做饭，无论冬夏，从来不抱怨。仝华章拿出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上交党费，将剩余的钱全部接济外地来的同志。县委书记胡振民初来乍到，人地两生，为躲避特务盯梢，夜晚睡在仝华章家的草屋内。寒冬腊月，天降大雪，胡振民身穿夹衣，冻得浑身直发抖。赵妈妈看在眼里，将丈夫的一件棉袍拿出来，因仝华章身材高大，棉袍宽松，胡振民穿上不合适。赵妈妈连夜坐在昏黄的油灯下，将棉袍裁剪下摆，穿针引线，为胡振民改制一件厚棉袄。
　　 事隔20多年，当豫东农村生活困难之际，已恢复原名的杨长庚担任天津市某医院党委书记，通过多方打听，寻找到仝华章烈士的遗孤仝连川，硬塞给他200元钱和几百斤粮票。1990年初，杨长庚病危住院，弥留之际特意嘱托家人，给他尊敬的仝大嫂寄去100元钱聊表谢意。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赵妈妈担心的事情不幸发生了。由于叛徒告密，1942年5月26日凌晨，国民党洧川县党部书记赵璧带领20多名军警包围了观音寺学校。情急中，仝华章烧毁文件，为掩护其他同志安全转移而被捕，当即被押往豫东“剿共”办公室。面对审讯者的威逼利诱，仝华章守口如瓶，被吊起来施以酷刑，仍坚贞不屈。国民党豫东“剿共”办公室一无所获，将仝华章一行7人绕道许昌、郑州、洛阳等地13座监狱，押往西北青年劳动营。
　　 地处西安西郊的青年劳动营，是国民政府继重庆渣滓洞和贵州息烽监狱之外第三处集中关押政治犯的地方，监狱西侧的荒野中有一片较大的土丘，不少共产党人被狱警杀害后抛尸在那里，人称乱葬坟。政治犯进入青年劳动营，好比进了鬼门关，看守整天挥舞着皮鞭和棍棒，监视着他们背石头修墙铺路。有时候，看守每天只给政治犯吃一顿饭，还限量不让吃饱，他们饿得实在撑不住，就嚼食院中衰败的野草根，不少人染上了浮肿病，腿肿得走不动路。仝华章在监狱内暗中联络共产党员，组织起来与狱警斗争，并利用外出干活的机会，帮助狱友逃跑。他还潜入伙房偷出食物，分给狱友陈维钧。仝华章的举动引起了看守的注意，1943年2月26日深夜，看守秘密将他残害于厕所内，年仅36岁。
　　 仝华章被捕后，正赶上豫东大旱，加上蝗灾泛滥，地里两季不收庄稼，饿殍遍野。赵妈妈带着3个幼女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艰难度日。她的公爹卖掉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筹款一路向西追去，途径嵩山不幸摔断了腿，钱也花光了，直到仝华章遇难，父子俩终未能见上一面。在封建专制的旧中国，赵妈妈头顶“赤匪”家属的帽子，身心遭受着双重羞辱，一直没有改嫁。她暗下决心，再苦再难，也要把烈士的遗孤抚养成人，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
　　 新中国成立后，赵妈妈作为烈士遗属，身居乡里，默默过着清贫的日子，从未向地方政府要过任何救济。在丈夫牺牲44年后，观音寺学校迎来校庆50周年，赵妈妈目睹昔日丈夫培育的学生齐聚在她身旁鞠躬问好，那一声声“师母”呼唤得如此亲切，老人家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