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区别于自然界其他动物的主要标志之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一般包括用于听说的口语和用于读写的书面语。汉语言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又称中文国文国语或中国话，在一些地区也称华文华语唐文或唐语，它自然也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部分。我们习惯于把古代的书面语叫做“文言”，把与书面语相对的含有大量口语现象的文体叫做“古白话”。
　　 “白话”一词，按照通行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它主要有两种意思。一是字面意义，指不能实现的没有根据的话或闲话和家常话，前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瞎话”或“空话”，如“空口说白话”等；后者多用于方言，如“她一边纳鞋底，一边和婆婆说白话”。二是专门用语，指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书面形式，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在社会上普遍应用的，如“白话文”或“白话小说”等。
　　 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而又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创造了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在多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又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形成了灿烂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但在这奔腾不息滚滚流淌的历史长河中，语言好像一束束浪花始终跳动着，而且作为语言的两种表现形式的口语和书面语一直并行且融合着，口语需要书面语的规范与积淀，书面语需要口语的鲜活与补充。
　　 （一）我对“白话”的认知与理解
　　 上了十四五年学，教了二三十年书，就我个人的认知和理解，我觉得语言就是用来表情达意的，“白话”最初就应该是说话，“白”就是“说”的意思。它是生活的本色语言，是最基础最朴实最纯粹的口语，是人民大众的语言。它来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运用于人们的实际生活，又反过来被人们用来表达生活中的情和意。它应该是先于书面语而产生，又在发展中为书面语所规范整理并约定俗成。它与书面语有着很大的重合，有些可以看作是书面语的一部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又不是书面语所能包含的。
　　 “古白话”作为一种语体，则是与文言相对的，两者都应该同属于古代的书面语，不同的是“文言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白话的“白”就是话，话也就是说，“白话”总的意思就是说话或口语。换一句话来说，“同口语的亲疏远近是文言和白话体最大的区别。”（文章学家张中行语）
　　 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历史又这么悠久，要说语言，那是极其丰富的。一个概念“死”字，用语言表达，就有诸如牺牲、就义、献身、捐躯、光荣等正面词语，也有完蛋、归天、吹灯、蹬腿等形象诙谐的说法，还有圆寂、坐化、升仙、驾崩等专门用语。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死”字的说法，绝对不下百种。而在这上百种的说法里，相当大一部分又都是口语或方言，说的明白些也就是大众“白话”。
　　 单就日常生活中的口语，那也是相当丰富的。早年，我跟随父亲一起到牲口交易行里去卖牛，只见行务手里拈根不长的棍子，围着牛圆圈转。然后倒退几步，背绑着手站着，看看牛，看看我父亲，然后说：“一拐咋样？”父亲毫不迟疑地说：“不卖。”我问父亲一拐是多少，父亲说一拐就是五百块。那行务又瞅瞅牛，还是不走。又转了一圈，走上前去，用手里的棍子撬开牛口，看了看，拍拍手说：“两拐如何？”父亲还是说：“不卖。”那人眼看要走，我有些急了。连忙问父亲：“一拐五百，两拐不就一千了吗，咋还不卖？”父亲看看我，笑着说：“傻孩子，一拐是一个五，两拐就是两个五，五百五十块的意思。”我看着父亲，一脸的迷茫。
　　 后来，我才知道，这“拐”原来是行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行业语言。因为在书写阿拉伯数字“5”的时候，最后一笔是拐，所以“一拐”就代表“五”。至于单位，那是根据物的实际价值而确定的。
　　 记得小时候读《林海雪原》，我很喜欢看孤胆英雄杨子荣“智取威虎山”，觉得他进山时的那段对话很有意思，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两句：土匪说：“天王盖地虎。”杨子荣答：“宝塔镇河妖。”土匪的意思是“你好大的胆，敢来气你的祖宗？”杨子荣的意思是“要是那样，叫我从山上摔死，掉河里淹死。”这是土匪们之间的联络信号，是暗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黑话”。
　　 “黑话”是相对于某一个帮派圈子里的人知道或熟悉而外界很难理解的具有神秘性质的话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黑”与“白”是相对而言的。黑话，其实也就是另一种“白话”。如果你不清楚，不敢接话或对错了话，就会暴露自己，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在我们老家豫东南一带，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你不用瞎白话，关键是要看最后的结果。”很明显这里的“白话”，变作了一个动词。它有“说”“比划”“做样子”的意思，与实际的“干”或“行动”相对立。当然，有时候，白话还可以直接指代某一地区的方言，如使用粤语地区的居民就把粤语或粤语的子方言称为“白话”。现在到广东广西等沿海发达地区打工或做生意的很多，学习当地“白话”也成了一种时髦的事情。
　　 白话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它应该指的就是“口语”，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说话或口头交流所使用的语言，它最初应该是相对于书面语而言的。只不过当时没有录音一类的设备，古人说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推测。不过，我们可以相信，古人平时的说话，一定不会是满口“之乎者也”的。即便是今天，现代汉语都叫做“白话”了，口语和书面语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别的。
　　 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他的《语言的演变》一文里，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做过注解，可是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管保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这句话足以说明口语和书面语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且口语的时代性是非常明显的。
　　 其实，不光是古代的话后世的人听不懂，即便是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方，也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久而久之，也会出现这个地方的人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的现象，许许多多的方言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都知道，记录语言的符号是文字，记录我们汉语言或“母语”的符号是汉字。汉字是表意文字。它虽然讲求音形义三位一体，但它毕竟又不是以标音为主的。从汉字字形由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的演变过程来看，汉字在形体上经历了一个由繁到减由曲折到平直的转变过程，而语音的变化似乎很难从字形上看出来。
　　 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古代人说的话是无法听见的了，幸而留传下来一些古代的文字。文字虽然不是语言的如实记录，但是它必得拿语言做基础，其中有些是离语言不太远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对古代语言的演变获得一定的认识。”
　　 既然古人讲究汉字的音形义三位一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汉字造字上看出些端倪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提出了汉字造字的六种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一般称为“六书”。由于后两种只是文字衍生发展的使用方式。通常的情况下，人们只把前面四种叫作“造字法”，后两种叫做“用字法”。
　　 单从造字法来看，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大都是从字形方面来表现字义的，只有形声字一种与读音有关，或者说与实际的“白话”关系密切。但是作为形声字的声旁，大多也是一些以形见意的字符，我们是很难从这些字符中看出些什么的。
　　 不过，汉字中有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叫做“摹声”或“仿生”，我们似乎可以从“摹声”的字词中发现一些规律并加以分析和研究。如“哞”“咩”“吠”，这些字分别是牛羊狗的叫声。即便是从今天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们的意思，其读法与这三种动物的鸣叫也应该大体一致。可见，读音具有某些模拟和想象的成分在里面。
　　 奇怪的是“吗”字，它却不表示马的叫声。古书上形容马叫常用作“萧萧”，如李白的《送友人》中的“挥手从此去，萧萧班马鸣”。“萧萧”原本是风吹草木的声音。估计在古代，马多生活在北方，无论是野马还是战马，又都是长鬃飘飘，其叫声在风的吹拂下，给人的印象就是“萧萧”。记得古诗句中就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说法。现实生活中，我们形容马叫常用“咴咴”，这就比较形象而类似于马的叫声了。至于“吗”用作疑问语气词，那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字的读音更像人们问话时的音调和语气罢了，它不再是马的叫声，“马”只是一种标志而无实在意义了。
　　 “白话”与书面语在文字读音关系上的表现，如果只从一些动物的叫声还不足以说明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作一些大胆地推测。譬如“山”这个字，原本是个象形字，中间是主峰，紧挨着是山谷或沟壑，两边又是小山，多么形象啊！可它为什么就叫山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读陶渊明的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我似乎明白了，山又叫“阿”，“阿”就是山。当我们看到大山的时候，不就是情不自禁的“啊”了一声吗？只不过“阿”用来表示所有的惊奇了，才加上一个口字旁。
　　 要说我读书并不多，尤其是外文。上学时学了十来年的英语，由于不用，现在也几乎随着岁月的流失全忘了。但有两个单词我至今还记得，那就是表示父亲的“father”和母亲的“mather”。说来真够奇怪的，它们的读法里，竟然几乎把我们现代汉语中的书面语“父母”和口语中“爸妈”读音的主要部分全囊括了。
　　 大家都知道，中英两国相距遥远，人种各异，文化差别很大，这读音的相似或许是一种偶然。但我们常说，偶然的事物中必定存在着某种必然性。无论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由其父母所生这是必然的；而人们的发音器官，有着很大的相似也是必然的；这出自原始的纯粹的感情表达，也一定是自然的或天然的。
　　 虽然以上大多属于臆测，但我相信，语言作为一种科学，它的发展应该是有一定规律的。因为书面语的演变我们可以从文字词汇乃至语法的变化来加以研究；而偏重于语音变化的“白话”，由于当时没有录音设备，缺少这方面的直接材料，我们只好从相关的书面语中寻找间接和侧面的佐证。如果大家哪位有兴趣的话，请您不妨翻一下《音韵学》。
　　 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随着科学的发展，语音也会变成有形的可视的，我们暂且先不说这些。单就语言本身来看，说和写也是相辅相成的，说的话我们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当然也可以录下，这不是探讨的范围），用文字写成的诗文，我们可以去阅读或朗诵甚至吟唱。白话与书面语始终是紧密相联的。
　　 （二）古典诗词中的“白话”现象
　　 作为口语标志的白话，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缺乏实在的有形的可视的参照物，虽然只能看作涌动的暗流或潜流，但在长期的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文学作品中，它不时地像跳动的一束束浪花一样展现出其美好的形象和耀眼的光芒。
　　 在一本叫做《吴越春秋》的古书中，有一首名叫《弹歌》的上古歌谣，据说是我国最早的诗歌。全诗共八字，“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是一首反映我国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二言诗，句式短促，节奏明快，读来颇有情趣。但仔细想想，那每个动作的介绍不都是鲜活的大白话吗？它们既是语言的记录，也是场面的叙述，口语与书面相互映照。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无不展示了原始狩猎场面的热烈与宏大，让人们仿佛感受到数千年前先人们劳作时说笑的场景。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历来被国人奉作高雅的艺术。诗的语言是蕴藉的、含蓄的。但通观我国诗歌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最早的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多就是当时的“白话”。“风骚”曾被作为文学的代称，其实“风”最初是指《诗经》中的“国风”，“骚”是指屈原的《离骚》。国风就是当时周王朝所辖各地的民歌，换句话说，就相当于今天各地的流行歌曲；《离骚》是“楚辞体”的代表，“楚辞”是当时楚地的民歌。虽然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书面语的影响，不过作为“白话”的成分，应该说还是相当突出和明显的。
　　 就拿《诗经》为例，其中很多有影响的诗篇，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大“白话”。《诗经》原来叫做《诗》，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间的305首诗歌，取其整数，又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奉为儒家经典，隶属“五经”，始称《诗经》，一直沿用至今。从音乐上看，《诗经》可以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首，是《诗经》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分。
　　 就这一部分而言，其艺术成就最突出的，就表现为“赋”、“比”、“兴”。按照南朝理学家朱熹的解释，“赋”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通俗一点的理解就是直陈其事。比如《伐檀》一章的首句“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从我国古文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教授余冠英先生的翻译“叮叮当当把檀树砍，砍下檀树放河边”来看，它明显就是生活中的口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