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命运陷入某种泥淖的时候，要么，一任身心陷入逼近痛苦的真实，要么，凭借信念抵达超越现实的虚空，这或许不该称作逃离，而是面对生存状态抑或误区的处理技巧，是一个人奔突于一种新生的潜质所在。
　　 一九八一年夏天，妈妈带着我们兄妹五个未成年的孩子从邻居老马家煤棚子搬到了她所在工厂的休息室。妈妈的工厂严格来说应该叫作“厂子”，因为它并不生产什么，只是运行着买进与卖出这样一个流程，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比较传统的第三产业：物资回收。物资，在这里特指“破烂儿”，回收破烂的工厂，也叫废品代购点、废品代购站，是物资回收的条通道。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是街道办事处，当时叫公社。妈妈的岗位是废品代购点的检斤员，就是给那些个体收购户或是散户送来的废品过秤、记账，专业术语叫“检斤”。这是妈妈从事多年“特业”工作为自己赢得的一个机会。妈妈初期是收废品的，也叫代购员，俗称“收破烂的”。由于妈妈的记忆力超群，几乎可以做到“过手不忘”，加上业务非常娴熟，领导特意“提拔”和“重用”了妈妈。其实，妈妈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提拔”和“重用”，因为这个岗位不来钱，只挣死工资。业内人知道，那些个推着一辆破烂车，整天走街串巷的专业代购员，是多么令人羡慕的肥差啊？在七十年代中后期，谁能一个月挣上一百多元啊？妈妈他们经常挣那么多的钱，而且，一点不犯法，不惹事，就看你是不是聪明和勤劳了。
　　 最初，我们只是借住在工厂的两个休息室之间的中厅，大约是五、六平方米左右，在一堆废铜烂铁上铺上几块木板，一床铺就搭好了。直对着门的不便被我们以一床快要用烂的床单给解决了。我们就像农村艰苦时期，两代人以南北炕分居而卧一样，也拉上了一扇帘儿。可别小看这一层薄薄的破布，就是这么一小薄层的遮掩，把我们与外界分明地隔离开来，免去了不必要的尴尬。帘儿，是谁发明的呢？于很多家庭来说，这种布艺的东西大凡是用来装饰的，当然，有的也行使着遮避之职。不过，在我们这个特殊的临时的“家”里，它是具备了一堵墙的功能的。或许，这该是除了交通规则里的划线外，最薄最软的墙体了。要知道，我们的生活还没“奢侈”到需要装饰的地步啊，可是，作为同类，我们愿意与其他自然人一样享有基本的生存惯例并保护一下我们脆弱的自尊。
　　 不管多么简陋，这毕竟是人待的地方啊。在我们住过的曾是煤“住”的棚子两年后，突然间，住进一间有着不再撞头的高门，有着高于我们身高许多的举架，有着水泥抹成的地面，着实有一种改天换地的喜悦。
　　 头一宿，由于兴奋，我们久久地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做点什么呢？我突然就想绣花。一针一线地，把那些个红红绿绿蓝蓝黄黄的七彩线线穿引在某件衣饰上，特别是在这静静的夜里，在一个崭新的居所里，似乎只有绣花才能与自己的思绪达成温情的融洽，或者说，至少在我的心里，我们眼前的生活终于有了色彩，有了花开。一颗心的感应与行为的呼唤是那样感动了我的内心，让我有兴致用细腻的手法精心地绣起花来。
　　 我没有像样的衣服可往上绣的，家里也真就没有任何可以称作装饰的帘子往上绣的，我就把包袱皮（我们装衣服用包袱皮，是因为还没有条件顾得上考虑衣箱或衣柜。）打开，找出一条白色的三角裤衩来，就往裤衩上绣一朵花吧！
　　 绣什么花呢？我又找出妈妈给我们绣鞋面的花样子，照着那上面的红花绿叶粉朵来绣。我以为这样的快乐我一个人就足够尽享的了，没想到，哥哥也坐了起来，管妈妈要一条长长的黑线，他也翻出他的一条裤衩来！我当时就被逗乐了：一个大小子，你臭美啥呀？再说，捅咕个针头线脑的事，还用得着男孩子吗？可是，我哥偏要绣。
　　 于是，我和我哥各自忙着，坐在中间的是我们的妈妈，妈妈也在绣。妈妈是在为妹妹的小鞋子往上扎着花呢。虽说我们穷困，但我们不潦倒，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脚上也都有整洁的鞋子穿，甚至小一点的四妹、五妹的小鞋上，都扎着婀娜多姿的花朵、蜜蜂和小鸟。妈妈擅长做手工，又常年在业余时间糊手套里子练就的打袼褙的过硬本领，做起鞋来，是得心应手的。妈妈的一双手既能干得了粗活、重活，也能干得好细活、巧活。我曾在《天仙配》里看到过七仙女遇到困难时燃起三炷香来，她的六个姐姐飘然而下，帮她在一夜之间把团团乱线给织成绫罗绸缎的情景。当时，我并没现出几分惊讶来，因为我们的妈妈就是一位如同仙女一样巧手的女人，一团团不起眼的线线，被妈妈变成斑斓的美景和情趣盎然的图画。我是一名绘画爱好者，都说是因为父亲的遗传和熏陶，不过，我的真正启蒙老师却是妈妈。妈妈教我画的第一幅画是一只母鸡。用铅笔勾勒出来的一只母鸡，圆圆滚滚的，憨态可掬。如果说，哪里还有欠缺的话，那就是过于写实了。我仔细看着那张白纸上的独鸡图，感觉这鸡是有生命的，时刻想从纸上蹦哒下来似的，甚至它是不是一会儿就有下蛋的想法也未可知呢！妈妈画的鸡就像她的人一样，很少在哪里为自己做刻意的装点，就那么自自然然，清风明月。在这样一个女人面前，无论你与她的关系是亲属还是朋友，哪怕是陌路呢，也会给人一种信服感，让人觉得这人是有根基的。那时候，城里的孩子大凡都不穿手工鞋了，虽然我们还时常穿着妈妈做的手工鞋，可是，比起在商店买的塑料底子、生胶底子的劣质鞋来，我们脚上的鞋子至少是舒适的（还是环保的，只是当时都还没有现如今的环保意识，没有这个提法）。
　　 大约一小时左右，我的一朵牡丹花还没盛开，哥哥的一只小熊猫生生地站在一片雪白的原野上了！哥哥用黑线给绣出一只大熊猫来，再用绿线绣出一枝握在大熊猫手里正在啃的竹子。哥哥的线法跟我和妈妈的都不一样，我和妈妈用的是缝纫法，是用线平着拉上去的，哥哥的不是，哥哥的线一根根地从针织布料中草一样地钻将出来，摸上去，就跟那熊猫长了真正的毛毛一样。在哥哥轻轻地剪去线头的时候，我不由地佩服起他来了。
　　 在我们眼里的小天堂，在他人的眼里却成了可怜相。工人们每天看着我们这帮孩子扎堆在这小小的空间里，总是露出一副同情来。我记得，我们叫张爷爷的老头，从衣兜里摸出一毛钱来让四妹去买本子和铅笔（当年小算草本七分，铅笔三分。）。高度近视的小张姨让我们姐妹排着队给依次剪指甲。我还记得她轻轻地捏住我的每一根手指，并不急于剪，而是细细看，几乎把镜片都贴到我的手指上了。五根手指，她顶多只剪了其中两个的指甲，温柔的表情让我觉得她是那么甜美，好像她那张和气的面庞是一篮子蜜糖做的。小张姨左摆右弄我的手指，说：“这么好看的手指真是稀罕人儿啊，就让它长着吧，要是剪了，怪可惜的。”而经她剪过的手指她会放到唇边，轻轻地吹两下，好像怕得罪了手指头，在向手指头道歉似的。剪完了，她还让我看她的手指：难怪啊，她说我的手指好看呢，是因为她的手指实在是不漂亮啊！那十根女性的手指给长成了两组愣生生的水萝卜，我再仔细看看她的脸，一张挺好的脸啊，怎么会配上这样一双丑陋的手呢？连我们的指甲她都舍不得剪，怕破坏了美，这是怎样一种至纯的情调呢？
　　 老张太太我们叫她张奶奶。也怪了，总共不到十个人的小厂子里，竟然有三个姓张的，难怪百家姓中初始一句就是“张王李赵……”呢。老张太太，大伙背后叫她大麻脸，那张白白胖胖的大圆脸上遍布几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圆形小肉坑，大多是可以有直径的正圆形，也有被肌肉和表情给拉扯成的椭圆形，算起面积来就有点费劲了。这些个小肉坑排得十分紧密，甚至个别相邻的都形成“相交”关系了，看上去，它们各自“亏”去了一角，仿佛探进了对方的界面里，让人觉得，张奶奶的脸上定然是发生过一场不小的战争的，敌我双方战斗激烈，最后，留下来的士兵们又各自为政，定格在当年自己奋力争夺与破坏的疆域里，从此，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个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王国，它们不再掀起战争了，因为它们的战事被写在了一个人的脸上，这张脸就在人间里每每因它们的存在而陷入战事。是啊，据说张奶奶没出天花的时候，漂亮得很，老人们都说这女孩儿长得太漂亮了，漂亮得都有几分“空”了，那么，痛苦，无奈的痛苦就在后天让这些个令张奶奶痛苦了大半辈子、负累了大半辈子的麻坑给填充了，张奶奶等于是重返人间了。可见在人间活着的人，是不该享有超级美丽的，否则，命运就会把天灾、人祸补充给你，以便让你平平常常地或是稍显辛苦地活在这世上。
　　 工厂里的财务人员，我们叫他小国舅舅。小国舅舅患有骨髓灰质炎后遗症，后背驮着一个驼峰般，头深深地低着，两条腿细如仙鹤，其中左腿还麻痹了，行走的时候，必须以左手相搭救，在右腿的带动下，帮它一步一步地往前拖。每当我们双腿双脚蹦跳自如的时候，一见小国舅舅一跩一跩地过来了，我们就停止了欢快的脚步，我们不想让小国舅舅看着在我们活泼的样子陷入某种忧伤。小国舅舅是个十分聪明的小伙子，他用工厂里的破旧铜丝缠成一个变压器，用一盏小小的车灯灯泡（还有什么，我没看见），利用业余时间给我组装了一盏台灯。这盏台灯曾伴了我多年，我还记得灯座是四四方方的，锈红色的铜丝一圈圈地整齐地缠绕着，很难想象人工能够进行如此缜密的操作。唯一的缺点就是灯光过于明亮，一开灯，就把不大的空间给照得失去了血色的脸似的，惨白惨白的，有点瘆人。不过，用长了，也就习惯了。而这种习惯却导致我对电灯的光明较高的期望值：我不喜欢幽暗的环境，喜欢明亮，再明亮，好像要把一件发暗的白衬衫再漂白一样，我喜欢那极度的光线给视觉带来的极度饱足感。直到今天，在生活的诸多方面我都学会了节省，唯有在用电上，我是非常奢侈的，我曾跟丈夫说：“要是爱迪生活着，他一定非常赞赏我的做法，因为我用了那么多他发明的电灯泡。”
　　 我们称作解姥爷的是这里的头头，也叫厂长，是个回族人，不爱言语。他的眼睛很少和人对视，总是像遥望着空茫的远方似的，让人觉得，他既是人，也是物，是人与物的结合体。难怪有“人物”一词呢。我见过他们的一家四口人，他妻子是个比他大几岁的无业主妇，长得不错，回族女人基本都漂亮，这大概就是血统的关系吧？他的女儿叫小燕子，当时也就三岁的样子，长着一张粉白粉白的娃娃脸，我曾不只一次地抱过她，我喜欢闻她脸上、头上那股微微的腥膻味。据妈妈讲，他们家常年吃牛羊肉，喝牛奶，用一间空屋子养着一头奶牛呢。另一个孩子是小燕子妈妈带来的儿子小嘎子（说他们是后到一起的，解姥爷的前妻是个十分可人的小女人，可惜生病死了。而小嘎子的妈妈则是离了婚的。），小嘎子有十一、二岁的样子，的确是嘎里嘎气的，书念得不好，解姥爷一点也不喜欢他，支使他一会儿喂牛，一会儿起牛粪的，他妈妈也只是默默地承受着，有时，会悄悄地摸眼泪，却不敢言语。妈妈说，毕竟娘俩吃着人家、喝着人家呢。
　　 小嘎子和小燕子在解姥爷的心里，一个是春天，一个是冬天。解姥爷把小燕子抱在怀里，却不忘一回头狠狠地瞪着那愣头愣脑的小嘎子，“瞅啥瞅？喂牛去！”小嘎子就乖乖地喂牛去了。
　　 “看着没有？孩子必须是自己生养的！可不能落到后爹后妈手里。”妈妈像赶一群小鹅似的，让我们回“窝”，又像珍爱宝贝似的呵护着我们。可不要以为我们这些没爸的孩子有多可怜，没关系，有妈，一个妈顶十个爸也不只吧（我指的是情感上的，当然，也有如母亲一样擅爱的父亲，只是我们没有福气遇到罢了。）？要不然，我们为什么在穷困的单亲家庭中还那么快乐呢？我的歌声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重新找到了音律的，我们甚至幸福得不会吐字了，故意学着大舌头和妈妈说话，比如说，我们管我们家的小狗叫“喜革”，管吃饭叫“七饭”，要是妈妈给我们偶尔炖了一锅小象鱼，我们会十分夸张地扎煞着两只胳膊，一齐拥到妈妈的身前身后，大叫：“七猫瞎狗，七猫瞎狗！”猫瞎狗，是弟弟婴儿时期对鱼的叫法，我们全都学来了。到了晚上，我们则争先恐后地把妈妈围在床铺中间，伸手去摸妈妈瘦得只剩下小小的干瘪瘪的乳头（乳峰竟然给瘦没了）。我们特别奇怪啊，我们的妈妈天然的体香一直香透她的晚年，直到现在，每次给妈妈洗澡，随着一层层衣服被脱掉，一股挥之不去的淡淡的香气就会飘然而出，包括妈妈的床单，被褥，枕头，无不浸染着那股淡如花蕾的微香。这样一种美妙的姿质，难道不是一个女性得天独厚的资源吗？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同时认为父亲，曾折磨了多年母亲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傻气的男子，也是最奢侈的男人。他实在是不懂得珍惜啊。
　　 住进工厂以后，我们表现得都很乖。解姥爷他们看到我们娘几个的窘境，主动倒出一间休息室来，让我们般了进去。那几天，妈妈喜得像给自己收拾新房似的，弄来两半桶附近的汽车修配厂不要的油漆，把工人们帮我们盘好的一铺火炕的炕沿、墙裙给刷得黄灿灿、蓝幽幽的，看上去，我们家里像藏进了一处海湾，并且还伸出一溜金色的沙滩来。妈妈弄这弄那，连续十几天，妈妈让我们每天在外面多玩一会儿，晚一点回来。妈妈是怕我们被油漆熏到了，她宁愿自己一个人挨熏。妈妈用她勤劳的双手，为我们打造了一个真正的像家一样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