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回家，我把家人用蓝粗布缝制的简易书包从斜挎的肩上取下来，随手往木制的软床子上一扔，再从大桌子上的馍罩头子里，拿出半块黑乎乎，但又甜丝丝的杂面馍，啃下肚子里去先垫垫饿，喝下半瓷缸子热茶，就急不可耐要从家里面冲出去，来到外面的游戏场地上。
　　 种类繁多的户外游戏几乎贯穿着我整个童年时期的生活。经过了不同年代的嬗变，游戏的内容和性质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乡间的孩子们，就像田地里的庄稼，一批又一批地成长起来了，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从蹒跚举步到随处奔跑，不经意间，一颗颗生命的萌芽成长为活泼鲜明的个体，也都在不知不觉间加入到了孩子们热火朝天的游戏队列之中。但在七十年代前后，在皖西北乡下的村庄里，游戏又以怎样的内容和形式，承载着无数个幼童的激情与梦想、欢乐与渴望呢？
　　 宅子旁边房屋后面，是条村子里的大路，连接着一片空场地，那里的地面坚实平滑，稀稀落落生长着十几棵细小的椿树，可能由于地面太过平实板结的原因，这些一拃粗细的小椿树、小楝树总也不见长大，可这里却是大人们的“饭场”，四周百米范围内农户家的男劳力们常喜欢聚到这里来，享用他们的一日三餐，否则就将会食不甘味。每一家做的饭是不大一样的，如果谁端了一碗红芋稀饭出来，另一只手里就必然会抓了两只馍，要不就是一大海碗豆面条，里面下有芝麻叶、蓼湖菜等物。到了饭场，会来到一棵小树跟前，脱下一只布鞋垫着坐下来，背靠着小树的树干，边吃边和其他的人聊着闲话，交换彼此见闻，讨论某一件事的取舍或做出某项生产方面的决定。这种时候，个别家庭的孩子也会端出自己的饭碗，蹲在大人的旁边一起吃饭。
　　 我爸在饭场里每吃完一碗饭，悠闲地返回家去添饭的路上，会习惯性地把手里的筷子像打竹板那样敲击出整齐的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也拿自己的筷子那样去做，却怎么也敲不出像样的声音来。不过，见事学样，该是我们每个小孩子的天性。
　　 除了吃饭的时间，这饭场和大路以及附近所有的公共地方，可就成了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游戏乐园了。各种游戏的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比如，捧香楼。一个孩子被手帕捂着眼——如果没有适用的手帕，就由一个较大的孩子用手捂着：不过那样的话，可能会有作弊的机会，假如他偏向那个猜测的人，捂眼的手稍稍张开一道缝，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走过来的人做出何种动作，知道是谁在捧着香楼或是指着星星，就可以轻易地赢得游戏。如果捂眼和提示的人态度很认真的话，就会把手捂得很死，甚至把眼睛捂得生疼，那样的话，可就全凭自己的运气和察言观色的本领了。对面的几个孩子站成一排，一个个做出各种姿势走过来，如果两手心向上的过来就说：“捧香楼的一过。”看到一根手指向上指的就说：“指星星的一过。”两手往后伸，弯腰跑过来的就说：“开飞机的一过。”如此等等。等所有人都过来完了，就把手帕去除，要他指出做出某种特定姿势的人是谁，比如说，“开飞机的是谁？”这时被测试者就要仔细观察和判断，找出正确的那个人来。如果指认对了，就换那个被指认出来的人前来蒙眼测试，错误的话还要再猜一次。
　　 踢树猴：一个人手抓小树，身体可以在树的周围自由移动，但抓树的那只手不能离开小树的树干，其他孩子则伺机向他袭击，以用手拍到他的身体为数，他呢，则要设法躲闪反击，只要自己的手或脚碰到来犯者，游戏角色就互换了。这一般是那些十几岁较大的男孩子才喜欢玩的游戏。
　　 逮人：不限人数，说玩就玩的最简单的游戏，但其运动量也最大，要先确定逮人者和被逮者，立刻就开始不停的躲避和追逐。一旦谁不幸被逮住了，就立刻转换角色为逮人者（有人说，这是警察抓小偷，好吧。）
　　 扯老绵羊：各种年龄的小孩都可以加入队伍，甚至大人也可以参加，比如我小姨，就曾经不止一次做过抓小羊的老狼。谁要是个子小又跑得慢，排在队伍中间可就惨了，领头的老绵羊不一定能顾得上，但其实，他可以被前后的人带着一起跑。（也有人说，这是老鹰捉小鸡，好吧。）
　　 传东西：要至少六个人以上才可以玩，也适合最小年龄的孩子参加。大家挤挤地坐成一圈，每个人都把腿拱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形通道，用其中某个人的一只鞋，在通道内往复传递，一个小孩子蹲在中间，负责找出那只鞋来，一旦从谁那里找出来了，那个人就要来到中间，成为搜寻者。提议玩这个游戏时，可以说，“咱来玩‘咕嘟咕嘟圆圆’吧？”如果多数孩子都响应，就可以开始玩了。传递鞋子的时候，大家一起高喊：“咕嘟咕嘟圆圆，圆圆圆圆咕嘟，……”以此来提高声势，增加搜寻者的难度。
　　 挤油：冬天的时候，在房屋向阳一面晒暖的孩子们，常常会有人提出建议：“咱来挤油吧？”得到普遍的响应以后，所有的人就靠墙立成一排，通常还要把手插在袖筒里，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暗中使坏，把人往外推。说声开始，两边的就往中间挤。游戏的目标，是把某个人挤出队列，然后大家就一起笑他，他也只好灰溜溜的跑到队伍两端，再和别人一起往中间挤。
　　 叨鸡：较为激烈的对抗型游戏，可以两人玩也可以多人玩，但每个人的重量级最好一致，否则体弱的一方极易落败，也就失去了竞技游戏的乐趣。这游戏考验的是每个人的单腿弹跳能力和重心稳定性。
　　 跳绳：一般是女孩子爱玩的游戏，但是禄杰的三哥合理，却喜欢和女孩们一起玩跳绳，而且他的技术应该不低，因为经常看到有女孩给他哈冇。不光是跳绳，他还经常和她们一起玩拾子儿游戏，也许他本来就应该生成一个女孩才对。
　　 有一次，在陈文坤屋山头上那一小片空地上，小雪正和其他几个女孩一起轮流玩着跳绳的游戏，她爹韩树德找到她，要她回去：“别把脑子跳洩了。”小雪听她爹话，就回家不再跳了。
　　 踢毽子：男女皆宜，并且催生出很多高手，正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其玩法花样百出，有硬跳子、软跳子、片马、小偷、支锅等等。输的人要给赢的人哈冇，但哈冇有讲究，到底是一人高的冇还是大腿高的冇，或者刘少奇、孔老二高的冇呢？这个要事先讲好才行。从这个游戏的小小细节可以看出，在那个每样事都要讲究政治挂帅的年代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怎样从意识领域引导群众，并催生出群体性的暴力倾向。
　　 打仗：这阵势就有点大了，要有敌对双方，有枪——木棒代替亦可，同时木棒、树枝也可以代替大刀，有手榴弹——一般是土坷垃头，砖头瓦块一般禁用，除非想要恶意伤害某人。用泡桐树叶子包上沟里的稀泥糊子，一旦扔出去，往往效果非凡，能取得出人意料的结果。试想一下，如果敌方阵营某个狂妄叫嚣而又不可一世的家伙，模仿着日军指挥官，嘴里高喊“呀给给——”向前冲的时候，忽然被这么给来了一下，脸上糊满了黑乎乎的淤泥，只勉强露出两只小眼珠在那里可怜的眨巴眨巴，哭丧着脸来到你的面前讨说法的时候，该是多么的富有喜感而又快意恩仇呀。
　　 《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地道战》、《地雷战》等等，是那个年代经常会看到的电影，电影里的情节往往给我们的游戏带来不少的灵感。奇怪的是，有些孩子就偏爱扮演反派角色，像什么刁德一、胡汉三、松井小队长之类，而我呢，则从来都是以好人的面目出现。猴三特别喜欢玩打仗类的游戏，但他是我的铁杆战友，不论他原来在游戏里的地位如何，只要我一加入到游戏里面，他立刻就会和我处于同一个阵营，甘愿做我的手下、打手和战士，积极的出谋划策，冲锋陷阵。那时的我，大概就天生具有一副领袖般的气质（小小的自恋一下呵）。我们俩曾经在村东头一个土坑里面埋伏过很长时间，仔细观察着夜幕下各种细微的敌情，身边脚下，堆放着充足的弹药——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土坷垃头子。为了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他即便是在白天拾柴火的时候，也时时处处想着要锻炼自己的军事技能。我们把装柴草的筐放在一边，手里抓一把土坷垃头，一颗一颗的投向一个指定好的目标，这是为了练习自己投弹的准头。他一边练习，嘴里还一边叨咕着一句用于给自己提振信心的咒语：“陈文富，百发百中；陈文富，百发百中；……”
　　
　　 打翘嘎
　　 有一种游戏，一定不可以忘记，那就是打翘嘎。我和扑拉打过，和张宝杰打过，和陈文富打过，和其他许多人都打过，因为这是男孩子专属的游戏，两个人就可以玩，当然也可以多人参加。其规则是这样的：先用木棒在地面画一个油锅，油锅的大小根据游戏场地的范围，或参加游戏者的水平来决定——如果水平太差或场地太大的话，油锅就要画得大一些——不然的话，那翘嘎头老是投不进去也不是办法。其二是约定规则，说好多少步的满，一般是五十步、一百步的满，或二百步或更多。双方还必须约好，翘嘎压住油锅边沿的话算不算进油锅，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规则，有时很难判定翘嘎有没有压印，就需要拿棍沿油锅的边线再划一遍，看翘嘎有没有动弹，动了的话就算压了。第三步需要搞头，就是用棍在空中连续击打翘嘎，谁打得次数多谁就是头了。一般只能搞两三下，高手的话一次就能搞十几下。
　　 谁搞头搞的多谁就先打。把翘嘎头放在油锅边沿上，用棍先是轻轻击打，翘嘎会跳起来，在低空高速旋转成一个虚晃的圆形，再用棍对准这个圆形用力打出去，翘嘎就会带着风声飞向远方。这是第一次击打，捡翘嘎的人要立刻跑出去，在翘嘎落地的地方原地站住，把翘嘎捡起来，向着油锅的方向投掷。如果距离远，根本就看不出油锅在哪，那个打翘嘎的人有责任去靶档，用木棒拄在油锅的后边沿，这叫后档，放在前边沿就叫前档。实在远很了，连木棒都看不清的话，就干脆整个人站在油锅边当靶子。捡翘嘎的人如果技术高超，一下子就把翘嘎扔进了油锅，那么他就摇身一变，成为打翘嘎的人了。如果没有进，打翘嘎的人要进行第二次击打，而且连打三棒，以第三棒击打后翘嘎的落地点为准，估算一下翘嘎和油锅之间的距离，再根据对手的身高和能力，然后报出多少步，由对方去测量。捡翘嘎的人从翘嘎的最后落地点开始，迈着大步向油锅的方向奔跑，要尽可能使步子迈得够大，如果在他报的步数之内到达油锅的边沿，他就不得分，转换角色由捡翘嘎的人来击打翘嘎，从新开始游戏。如果没有到达的话，那么他报的步数就是自己应该得到的步数，而且可以继续击打。
　　 规则是简明的，但是实际游戏的时候，却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在击打翘嘎的过程中，如果翘嘎头落在松软的土壤里或是稀泥糊子里，没法再去击打的话，可以用木棒往外掘一下，但要占一棒的数。如果翘嘎头没有飞向别处，反而掉到了油锅里，那么翘嘎就被油给炸死了，要交换游戏选手。如果翘嘎头虽然飞得很好，但却不幸掉到了水塘里，或谁家院子的水缸里、水盆里等一切有水的地方，就被水给淹死了，也要交换游戏选手。至于翘嘎落到谁家的屋顶上或柴火垛上，也是常有的事，究竟算不算是被太阳给晒死，要看当时的天气情况或两人的约定。掉到房屋顶上是一件麻烦事，要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去够下来，小孩个子小，往往力不从心，恐怕还要站在一只板凳上面或攀到树上去，才能够到。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竹竿和棍子，就要用土坷垃头子扔上去，把翘嘎头给冲下来，可这就需要很好的准头，除了个别技艺高超的大半角子，小半角总是砸不准，不是砸到了窗户、门框、桶啊盆啊什么的，就是把大人们凉晒在外面的粉面子、粮食、洗好的衣服等给砸的乱七八糟。碰巧被那家的女主人看见了，就会招致一场破口大骂，有的老太婆还会来追打小朋友，遇到那种极端的情况，可就真的要gameover了！
　　 1978年的冬天，当我从南京铁路运输学校返回家乡度过第一个寒假时，发现经过四五个月的分别，就连父母看我的目光也带有一些疏离，语气里也多少带有些彬彬有礼的客气。得到我回来的消息，从前的小伙伴们一窝蜂似的来到我家，但预想里的亲热情景并没有出现，我敏感地觉察到，在他们久别重逢的笑容里，也带有一些疏远的礼貌，掺加有些许的警觉和不安，某种探查和甄别的触角无处不在。原来，他们前来看我，还带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来看看我有没有变洋，也就是说，我这个人经过了近半年的异地生活，究竟有没有在大都市里被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给异化，其中一项最主要的指标，就是听我说话的声音，到底是标标准准的本地土语呢，还是已经变成了那种半生不熟的蹩脚普通话。说实在的，我当时确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已经在努力地重拾家乡口语，磕磕巴巴地向他们介绍我的异乡见闻。但是说得畅快了，语速一提高，也就不自觉的无意识涌出几句话语，是我经过了四个多月的努力练习，好不容易练顺溜了的、使得那些外地同学、城市同学不再对我加以嗤笑的所谓的普通话发音。三五句话过后，我发觉屋里的气氛立刻变了，小伙伴们的笑容凝结了，脸上满布失望的神情，一个个讪讪地找借口向我告别。于是很快地人去屋空，只有陈文富还在不死心地和我有一搭没一搭的交流，希望我不会是真的无药可医了。
　　 那一天剩余的时间里，那些小伙伴们的心情一定比我还要难过许多，他们曾经的一个最好的玩伴，一个亲密的战友，居然也不可避免的变洋了，已经不再可能是他们之间的一员。可是，我亲爱的小伙伴们啊，你们想得到吗？许多年以后，当我头发花白，历经各种人生坎坷和名利浩劫，再次想到了和你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想到了那个纯真年代的阳光、水流和空气，竟然满怀着那么大的渴望，希望时光会倒流，让我重新步入那些古老岁月的丛林，让我们一起，重新再温习一遍那时候玩过的各种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