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镇，许多超过四旬的老少爷们儿都会隐约记起那个动辄吼上几句京剧腔调、行事疯疯癫癫的老苏，都会记得站在镇供销社门前的他声称发明了无土栽培新技术的情形，也会记得每逢节假日他给X城各个部门发电致贺的荒唐行为。那些小女孩一度敬仰般地注视向这位新技术创造者，觉得不可思议，也让许多男人嫉妒不已，这才有了无数酸葡萄般的言论漫过苏家，才有了1968年到1978年之间无休无止的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据一些苏家的街坊讲，年轻时期的苏服勤奋好学，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天工开物》和爱迪生的故事，渴望有一天也能成为华罗庚或爱因斯坦之类的人物；1957年夏天仅仅七岁的苏服还利用木板、胶水和女孩子扎头用的橡胶皮套做了艘令成年人也赞叹不已的玩具轮船，轮船全都是用铆榫连接而成，没用过一根铁钉，轮船有船舱，也有类似驾驶室的小窗户，扭紧靠近船底部的橡胶皮套，手一松，那艘船的木制螺旋桨就会快速旋转，迅速把船推出去，划出一溜水波。这些传说从一个侧面说明苏服自幼家庭条件还算富裕，不仅逢年过节可以吃一顿饺子，且家教颇严，所以不会像穷人家的孩子那样跑到街上胡闹，而老老实实呆在家里读书，或者捧着电匣子听京剧。
　　 如果说苏家富裕，又不完全正确，日本人被打败之后，X城，尤其是新镇，每家每户的生活水平都相差无己，都是穷人，只不过苏服的祖父具有一些超前思维，不顾战乱，到乡下收购大豆，做起大酱，买给街坊四邻；等到陈平阳执政初期，苏家已拥有一座可以加工酱油的小作坊（日产量约为300市斤），生产乌里河牌酱油，酿造大酱渐渐演变成苏家的副业。如果不是1953年突如其来的公私合营，苏家没准会富甲新镇，垄断X城地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的酱油市场，进而使乌里河牌酱油成为赫赫有名的国际名牌，占据韩日等东北亚广阔的市场；当然，这也是政府将他家划归为小业主的缘故。公私合营之后，苏家陡然就破败了，苏服的父亲成为酱油厂的一名普通职工，月工资只有十二元五角人民币，母亲成为家庭妇女，其生活水准也和街坊们无限接近了，只是精神上依然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度。
　　 “整条街，只有苏服家有一个电匣子，我们这些孩子常常躲在他家窗户根下，偷听；”2006年，一位苏家昔日街坊回忆道：“那个时候，我们都羡慕苏服，觉得他过得是神仙般的日子，所以到了1968年春节前夕，街道的领导下来问谁家不是无产阶级，我们都说苏服家，结果他家被抄了，一家人还给那群人捆起来，游街，批斗；可当要我们控诉时，我们又不知说什么，才数落他是小资情调，过着奢华生活；其实哪里奢华呀，不过是他家有个电匣子，别人家没有，而且说句实话，苏服为人也挺不错的，小小年龄就知道鼓捣我们不懂的东西，不光是能自动行驶的小船，能连续抽水的木头小水车，可以飞到房顶的小飞机，还有神奇的无土栽培……”
　　 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苏服大概对1959-1960年的大饥荒没什么特别印象，不过他还是能记住粉刷在宽敞的墙壁或高大的烟囱上‘打倒无产阶级大叛徒叶难生’的巨大标语，据说正是因为这个大叛徒X城才发生饥荒的，才会令他的父母为一日三餐发愁的，所以十三岁苏服才开始琢磨无土栽培，才会思考如何使粮食增产，正如他同门师兄曾说过的，‘危机能够使全人类进步’，到他这里就换成饥饿可以促使无土栽培。似乎谁都知道庄稼离开土壤是不可能生长的，除非是在神笔马良的神话里，可苏服楞是宣称自己解决了无土栽培的关键技术。
　　 当年，苏服抬起头，用一腔童音说出自己的想法，他的老师顾五车立刻笑了。无土栽培，在1959年12月21日的X城还算是新名词，就像悬挂在夜空中的火星一样遥远，就像冰窟窿里的鱼一样新鲜。不过顾五车还是鼓励般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句‘好想法’，就夹着教案走进高年级教室。多年后苏服走在马路上，吊着嗓子，还会美滋滋地回想起顾五车抚摸自己脑袋的情形。他也毫不避讳地向别人说起自己和顾五车的渊源，就像说一桩无比自豪的事情一样，哪怕是在1971年听到顾五车被以反革命的罪名枪毙。他一直视顾五车为恩师，常常对人家说，顾五车有三位爱徒，第一高徒是张文彬，第二高徒是殷废名，第三高徒就是他，虽然顾五车并没真正教过他什么，但他还是根深蒂固地认顾五车为恩师；而天地父母师（注1），这都是必须尊重的，马虎不得，如同一个人必须遵从仁义理智信（注2）一样，所以当听说顾五车被执行了死刑，他特意去了趟流徙镇，回来后神情沮丧地捧了个牌位，供在自己的房间里。
　　 1968年之前，苏服的一大爱好就是在不同节假日给X城地区的行政机关发贺电，例如每年4月1日给农业部门，5月1日给工会，3月8日和6月1日给妇女组织。自从1966年某天的灵光一闪，他从此开始执著起来，直到1968年6月17日两位穿着军装，自称来自萧镇的男人前来调查，他才暂停了这桩自认为极其有意义的行动。那俩男人经过一番调查，没发现苏服的政治动机，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大概正因为总是炫耀顾五车是自己恩师的缘故，苏服到了该婚嫁的年龄，却没哪家姑娘肯嫁给他，并把他视为异类。曾经批斗过苏服的几位街坊到了暮年也一直在嘲笑地说，苏家的儿子大概是疯了，魔症了，所以才会语无伦次。1968年8月19日，一群孩子把他抓住，让他头顶着顾五车的牌位，脖子挂着‘反动权威顾五车的死硬走狗’在街边，他却莫名其妙地唱起智取威虎山，惹得那群孩子拿大便塞进他嘴里。但他依旧拿自己当杨子荣，继续高喝‘脸红什么，精神焕发’那句台词。
　　 “就是那群人把他弄疯了，脑袋糊涂了，居然异想天开说能够用土兰子（注3）种粮食，居然说用土兰子搞无土栽培，还在逢年过节时给领导们发贺电；”曾参观过苏服的小轮船首航仪式的一位街坊如是曰：“唉，要不挺聪明的一个孩子，比我们都聪明，心灵手巧的；后来，听说他父母给他吃了好些活曲蛇（注4）也没见好，直到临死还疯癫癫的；但也别，他命倒挺好，娶了俩老婆，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接着，这位街坊津津有味地回忆起当初苏服设计制造的玩具轮船首航仪式，似乎还能感觉到苏服的自豪，似乎还能看到一群大人孩子跟在他后面，穿过六条街道，来到北祠胡同附近那道宽不足两米的小溪前。苏服每经过一条街道，甚至每向前行进百米，都会吸引来更多的街坊，等来到小溪边，已经聚集了两三百人，他们屏住呼吸，看着苏服将那艘小木船的螺旋桨拧紧，然后放到水里。“那船走得可快了，逆着河流，斜冲向对岸；我就站在对岸，看到船撞向岸边，想用手把它拿起来，却被趟过溪水的苏服一把抢过去。”据说，当时许多人都想亲手摸一下那艘轮船，但苏服像是护住宝贝一样护住它，一溜烟地走了。
　　 据说，苏服制作那艘木轮船时，眼睛专注向木板、榫铆、胶水和斧锤工具，觉得自己就是鲁班大师，可以鬼斧神工，从而脱离了现实世界；而他制作飞机时，又会觉得自己就是达.芬奇，就是冯如，甚至胳膊上都生出了翅膀，从而翱翔在蓝天。可以说，苏服无师自通地达到了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境界，只是这境界在那一年被突如其来地打碎，成为斑斓的水银倒影。1968年1月22日正午，那天正值农历小年，一群气势汹汹的革命小将闯进苏家，揪出正准备下饺子的一家人，几位还没长胡须的小街坊趁机翻箱倒柜地抄家，其中一个名叫范文渊的半大男孩子偷偷将枚饺子塞进嘴里，还没咀嚼咽下肚，就突然大叫一声，从一堆杂物中发现了那艘木轮船，欣喜若狂，抱起来就要走，却被大家拦住，夺了下来。就在这一天，范文渊也成为批斗对象，原因就是试图保护苏服奇思淫巧的罪证。而苏服的那艘船，还有他家的电匣子，以及其它一堆奇思淫想的结晶成为资产阶级和封建社会的糟粕被悉数砸烂。正是这一年秋天，体质孱弱的苏服成为一名知青，直到1981年12月才重新回到新镇。
　　 鲜有人清楚苏服的知青生活是如何渡过的，只知他十八岁去了新镇的新营子，二十四岁时给家里写信先是讲有几名知青走出X城地区，从北到南穿越整个中国，到达云南边境，拿起武器，成为那里克伦族武装的一员，最后才说自己成了亲，娶了老婆，三十一岁一个风雪交加的上午带了个三岁的女儿苏雪返了城，那一年做为新营子最后一名知青他离婚了，正因为离婚才离开了新营子，而当年那几位去了距离新营子大约十里地的胡家窝棚的六位知青却一直不曾返回城里，娶妻生子，永远成了地道的农民。1984年8月15日苏服接替父亲成为新镇酱油厂一名普通职工，坐在一张长条桌前和一群妇女给一瓶瓶酱油贴上令他缅怀童年的乌里河牌商标，下班后要么继续琢磨他的发明创造，要么在节假日乐此不疲地跑到邮局给某个特定的部门或组织发贺电，就像他也是一位言出九鼎的大人物一样（时间长了，邮局的营业员知道他的疯癫，只收他的钱，却不发出电文）。原本，乌里河牌商标已经绝迹了，但在一位喜好怀旧的镇领导的动员下，苏服的母亲抹着眼泪从墙壁上抠下一块砖，将放在已经锈渍斑斑铁盒子里的绝版商标和制作酱油的配方捐赠了出去。1989年9月9日经人介绍，三十九岁的苏服和一位年轻寡妇再次组建家庭，就没再和父母挤在那不足二十四平方米狭窄的空间里，而搬到了寡妇家。那个年仅二十二岁的姓赵的寡妇带来个儿子，四岁的孙宏业，婚礼在当时新镇赫赫有名的金秋饭店举行的，只简单办了十五桌，宴请了亲朋和同事。婚礼举办完，回到父母家准备吃团圆饭，却看到一个手指粗糙的女人领着个十三四岁扎着羊角辫的女孩子站在门口；那个女孩子怯生生地盯向这一行突然凝固起笑容的人，那个女人则呆望向苏服，苏雪呆了一呆，立刻抓住羊角辫女孩的手喊了声‘姐姐’；正是这声‘姐姐’，令寡妇警觉，她转过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向苏服。
　　 苏服婚礼后的团圆饭吃的并不舒服，那个领着女儿找上门的女人就是他在新营子的前妻。刹那，氛围萧瑟起来，寡妇一手牵着不知所措的儿子，犹豫地瞧了眼苏服，不知该不该随着摇头叹息的公公进屋，苏服的母亲苦涩地笑了笑，抚摸下苏红的头，看了眼苏服的前妻，嘀咕句‘造孽呀’，慌张地跟在苏服父亲后面很快被那扇门吞噬。
　　 在某些人眼里，那俩女人，赵淑娥和吕红梅能够和平相处简直就是个奇迹，也是苏服的福气。他们想不到平常一个疯疯癫癫的男人居然如此走运，会有俩老婆。为此，酱油厂的一名领导特意找苏服进行过严肃谈话，让他注意生活问题，让他注意影响。他却一句话也没说，只木讷地‘嗯啊’了两声。打那以后，厂领导对他很有意见，觉得他不尊重领导。1993年4月X城地区经济改革，厂领导借机给他张下岗证，把他裁了员。那时，苏服的长女苏红已经十七岁了，刚刚从萧镇医护中等技术专科学校毕业，次女苏雪正读初三，打算考个技工学校，学习会计，而八岁的孙宏业更改了户口，成为苏武，入了苏服的户口簿，至于赵寡妇给他生的那个儿子苏文只有三岁，常常跑到吕红梅面前，张着脏兮兮的小手喊‘二娘’。
　　 街坊或亲朋只看到这俩女人的和睦，却从没想到过夹在中间的苏服是如何渡过那段艰难时期的。无处可去的吕红梅在苏家住了三天，赵淑娥又拒绝苏服走进自己家，所以那三天他只好领着两个女儿挤在酱油厂那间破烂的临时宿舍里。第四天，两个相差十八岁的女人在街上不期遇到了，也不知是哪个先说的话，她们站在路边嘀咕半天，又是流鼻涕，又是抹泪，然后一起到附近的菜市场买了菜，一起到寡妇家边吃边聊，等到晚上又一前一后来到苏服家，为他满脸疑惑的父母包了饺子，次日才把惶恐的苏服招呼到寡妇那里，一大家九口人热热闹闹吃了顿，等到晚上其他人都走了，孙宏业也被吕红梅领走，只留下苏服和寡妇同床共枕。次日，苏服刚走到赵淑娥门前，就被她轰了出去，赶回父母家，和吕红梅睡到一个被窝里。凌晨醒来，苏服还没省悟，忽然他联想到那个著名的安公子，于是他饶有兴致地偏下头，脑子里浮现出十三妹和张金凤（注5），却不知她们谁应该是十三妹。
　　 下了岗的苏服先是在街边支了个修鞋摊，每天早出晚归，常常在为客人修鞋时突然歪下脑袋，揉揉膝盖，吼上几句京剧腔调，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或者喋喋不休谈论起他的无土栽培技术，却屡屡被工商罚款。没人知道他继续执著地写论文，向萧镇农业技术科学院邮寄可行性研究报告。1997年连接发生了四桩大小事情令苏服的生活雪上加霜，4月父久病的父亲去世，6月女儿苏红毕业寻找工作，7月新镇效仿内地成立城管大队，开始严禁在街边巷尾摆摊，8月X城地区住房改革，公房私有化。这四桩事使苏服焦头烂额，也让他更觉得愧疚。而为苏红的工作、苏雪的学费和两处房产花光掉大部分积蓄的赵淑娥奔走在亲友间，终于在9月筹到一万块钱，然后凿通自己那套住宅的几个房间，收起顾五车的牌位，邀请吕红梅入伙，开了家面积仅有四十平方米的小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