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有邻人，余欲为之作传。为逝者隐，撰名东大哥，盖因其居余老屋之东也。
　　 据说东大哥幼时家境贫寒，成人后四处打工过活，解放后加入南门码头抗大包行列，遂为国家正式工人。
　　 他小时候，因母亲死得早，在堂婶身上吃过奶。后来他父亲与堂婶勾搭成奸，企图私奔，被堂叔发觉后，半路上将妻子截住，绳捆索绑后卖到我村里陈姓人为妻。等东大哥长成青年，四处打工谋生，由于贫穷讨不起老婆，遂碾转来到我村，投奔堂婶。不几年，堂婶的丈夫生重病，于是东大哥与有哺乳之恩的堂婶明铺暗盖，硬是将堂婶的男人活活气死。天长日久，两人公然以夫妻名义过起了日子。乡人既诧怪却又默认了这段畸形的婚姻。据说他那年长约二十的妻子晚年卧病在床时，小便失禁。东大哥很体贴她，每晚总是先捂热了被子，把干净温暖的地方留给她，自己睡那被她尿湿的床位，乡人传为美谈。可惜好景不长，堂婶也因病去世了，东大哥又没了女人。这是解放前的事。
　　 解放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政府清算、枪毙了一批民愤较大的旧政府要员。我们镇上有个国民党军官被枪毙后，他的老婆经人介绍，委屈下嫁了东大哥，成了名正言顺的夫妻。尽管东大嫂比东大哥大了近十岁，但看在她当过军官太太的份上，他倒也不嫌。夫妻俩人几乎从不吵架，在乡人眼里，他俩算得上琴瑟和睦，终于白头偕老。
　　 东大嫂曾因嫁给国民党军官，所以再婚到我们村里后一贯谨小慎微，多余的话一句也不敢说，在生产队里叫干啥就干啥，从不犟头撅脑、惹是生非。因此她的人际关系还算可以。由于她怕有人将她与过去的军官太太联系起来，因此极力隐忍韬晦，不敢露富。在生活上极其节俭，几乎达到吝啬的咂舌地步。从我记事起就没见她穿过新衣，也没见她穿过不带补丁的衣服。平时下饭菜大部分是盐腌的生瓜，我们叫做咸瓜，因此得了‘咸瓜’的绰号。只有东大哥星期天回家，她才炒几个素菜，供他佐酒。
　　 改革前，农村里过年，磨面蒸米糕是必须的。家境好的多蒸几笼，差的就蒸一、二笼。糕里放些红糖已经不错了，如果在二十多斤的糕里掺进一斤赤豆或花生，那就是绝品糕了。哪象现在驰名江南的崇明糕里，掺的是核桃、松子、瓜子、红枣、菠萝和各式蜜饯。否则就卖不动，也送不出手。
　　 一般人家过完年，糕就吃光了。节俭的，能维持到二月二那天，俗话吃撑腰糕。我家人口多，过年时总要多蒸几笼米糕，准备来客人时有东西招待。尽管母亲盯着这些米糕，每次蒸吃前总要数了又数，但二月二之后，也只能保留一小坛。那糕由于经常在太阳下暴晒，已经硬得赛石头，简直能砸得死人。我读小学时曾伸进小坛偷拿了半块硬糕，在上课时把头伸进课桌里，靠着口水的滋润，死啃了一上午，吞进肚子里的劳动成果，还没粒蚕豆大！
　　 东大哥是国家正式工人，月月旱涝保收，比起周围的邻居，家境好得使人眼红！他家过年也蒸米糕，但从不多蒸。令人称奇的是，他家的米糕永远吃不完，甚至能撑到新糕来临！雨后的晴天里，经过他家，总能看到一张大笾里摊满了令人馋液欲滴的糕，似乎在晒日光浴。原来他家的米糕藏在坛里，只看不吃的。怕霉了，十天半月，就搬出来晒晒太阳。一年下来，我怀疑那糕硬得赛过炮弹，装进炮筒发射出去，保准能摧毁敌人的碉堡！
　　 东大嫂和前夫有个女儿，六十年代初奔赴新疆支援建设。后在那里结婚生子，安家落户。人在边疆，依然心系远方的亲人，因此经常书信往来。但东大哥夫妻俩不识字，于是读信写信的美差就非我莫属。
　　 每当夫妻俩收到远方来信，他们必定在当晚就来我家，很客气地请我代劳。于是我装模作样，拿腔捏调地为他们读信。他们听得极为专注，惟恐漏掉一字。有时还恳求我复读二、三次。然后他们郑重地讨论信中的内容，其严肃态度绝不亚于代表们参加全国两会。这也难怪，在六、七十年代的农村，一年中能读到几封远方来信，是他们最大的享受和娱乐。
　　 有次，东大哥请求我写信给东大嫂女儿，吩咐她在新疆搞两根干牛鞭寄给他补补身体。我根据他俩的口述，将信一挥而就。复读给他们听时，我把两根故意读成两百根。年近五十的东大哥当时就跳了起来：“两百根！她家倾家荡产也买不起呀。寄来了当豇豆炒着吃呀？补得我裤裆都要戳穿罗。”
　　 九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回老家，经过他家门口，看到他家灶头上挂了幅非常精美的挂历，是世界名画印刷品。我那时正醉心研究西洋油画，并到处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于是我跟东大嫂商量，能否用另外的挂历换下它？她一口答应。当我卷起挂历要走时，她若有所思地说：“大兄弟呀，我每天看到这挂历就刺眼睛！你说这些外国人乍就那么不要脸，男男女女，个个精赤条条，光着身子到处乱跑。女的撅屁股挺大奶，男的吊着那根玩意，也不管人多人少，只晓得搂搂抱抱，特下作了。难道外国人都穷得穿不起衣服？那怕披块老布围裙或抹布也稍微好看相些。”
　　 我无法跟她解释西方绘画艺术，只得含糊回答：“大概……大概是穷得叮当响，买不起衣服吧？要不毛主席就不会提出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人类了。”
　　 东大嫂恍然大悟，连连点头：“怪不得喇叭里老是批判外国资本主义生活。啧，啧，这日子过得，还不如我们农民呢。哎，也真难为他们了。”
　　 东大哥别无其它嗜好，只贪杯中物。我经常看到他在堂屋里面南而坐，桌上摆一瓶最廉价的烧酒，相伴两、三个家常素菜。他悠然自得地倒酒，然后气势豪爽地端碗，扬头灌一口，接着“呀””一声，声音之大，五十米外都能听个一清二楚！他一喝起来话就稠，简直是扯不断的磨盘绳、嚼不烂的甘蔗根。但忠实的听众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手里做着针线活，始终面带笑容的东大嫂。他外甥曾跟他喝过几次，最后一次喝得打了起来，桌翻凳倒，酒菜洒了一地。从此外甥再也不登门。
　　 他一见我能屈尊到他家，大为激动。不容分说，立即敬我一支烟，然后就跟我讨论起国家大事来了：
　　 “弟弟，”他毕竟吃过皇粮，见过世面，因此不用农村惯常用的‘大兄弟’之类称呼做开场白：“我早就看出那个贼秃不是好料。长了个鹰爪鼻，面无三两肉，说话阴阳怪气。当面说得花好稻好，结果是黄棉花籽瘪稻。不得好死！”
　　 我徐徐地吸了口烟，问：“大哥你这把年纪，又跟谁吵架了？”
　　 “咦？弟弟你……你单位里没有传达过这事？这事闹得满世界都晓得了。”
　　 那年是75年，我把这两年掐指细数了一下，别说崇明、上海，就是中国也似乎没有轰动全世界的这类大事，于是摇了摇头。
　　 他得意起来，举碗又猛喝了一口。等酒碗回到桌上，我诧异得香烟差点掉到地上，碗里的酒分明没少嘛！
　　 他用右手抹了下嘴，重点起一支烟，狠狠吸了口，话随烟出：“就是那个……那个逼我们称他‘身体永远健康’的林秃子，听说阴谋暗杀毛主席，篡党夺权。被人发现了，就带着他的一群老婆，坐飞机逃得混身臭汗。结果一个倒栽葱，从北京直掉到蒙古，摔断了三叉骨，死了。”
　　 我终于听明白了，却听出一身汗来。这是哪年哪月的事，到今天还在说？但我又不想跟他解释，解释了也是白费。只得附和道：“是的是的，坏人都不得好死。”
　　 “前几天我在镇上的茶馆喝茶，听大家说；宋美龄跑到美国，跟尼克松总统睡觉。蒋光头就带了七十四师张灵甫，跑到高老庄跟猪八戒大打了一场，争抢盘丝洞里的蜘蛛精作老婆！”
　　 我的天！不能再抽他的烟了，我的小心脏受不了了。于是我含笑起身跟他道别。他惋惜地说：“弟弟你就不能多坐会？”
　　 我嘴里连连说：“出门时间长了，怕老妈找我，我必须回家了。”离开他家时暗暗想，只有东大嫂能在他身边坐得住，也只有她才能听懂他那乱七八糟的谈话内容。
　　 由于东大哥夫妻结婚时已经四十多了，生不出孩子，于是抱养了一个男孩，把他养大，给他造楼房，娶妻生子。
　　 东大嫂八十多岁那年，患了重病。养子准备送她到医院治疗，我妈就去看她，正好在桥头相遇。东大嫂含着眼泪说：“婶呀，我这次直着去，恐怕要横着回来了”
　　 我妈连忙安慰她：“没事的，挺过这一关就好了。我们老邻居做了几十年，我要等你回来一起斗纸牌呢。”
　　 没几天，东大嫂死在医院。按农村风俗，养子把东大嫂接回来大办丧事。东大哥似乎没把妻子的死看得很重，当着躺在堂屋中间妻子尸体，依然没心没肺地跟邻居开玩笑：“我这几年眼神不好，她走到我身边都看不清。只有当她脱光了躺在我身边，我才认出来。”乡邻们看他这种场合依然胡说八道，纷纷向他投去鄙夷的眼光。
　　 七年前的五月里，我在老家小楼阶前看着院子里硕大的白牡丹发愣。有人老远就赞道：“好漂亮的花呀，插枝能活么？”
　　 我随口答道：“不能。只能从根上分枝，才能活。你是谁呀？看着面生。”
　　 “今天是XX（就是东大哥）的头周年忌日，我们是来吃他的羹饭。”
　　 听母亲说，东大嫂死后，儿媳根本看不惯公公的做派，整天指桑骂槐，软磨硬泡，终于将东大哥逼到养老院住。他在养老院住了三个月，实在吃不惯养老院的伙食，就托村干部跟儿媳说情，让他回家吃住，他愿意将退休工资卡交给儿媳妇。儿媳同意了，可他在家只住了十几天，再次义无返顾地住进养老院，半年后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