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省城官

　　我生在海城县一个叫鸭子场的小村子，村子没什么风景也没什么特点，光秃秃一块洼地，听老人讲在我没出生之前的很多年里，这里是青河旁的一个水泡子，里边长了不少苇子，也有很多野鸭子，所以得名叫鸭子场。
　　现在水泡子早就没有了，鸭子也根本看不见，多了的是几排砖瓦房，今天还有用麦草栅的房子。村子的路依然是泥土路，屋里屋外堆的都是柴草，那些柴草总是连着街、院和房子。在我的记忆里鸭子场到处是这样掉到地上柴草，从没见过干净的街道，干净的院落，也就是说早已习惯了，泥沾鞋、鞋沾草，草铺路的景色。
　　三岁时我还不大会讲话，可一般的事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家是个大院套，大门楼子、高墙灰瓦，爷爷名王庆祥（字福田）当是十里八村有名福爷，闻书断字，为人善良、仗义，有一手好枪法，结交八方英雄，和当年土匪张作霖还有些深交。我生下来八、九斤，爷爷看我长得敦实给我起个小名叫石头。
　　奶奶四十几岁因病过世，那时爷爷不到五十岁岁，怕四儿一女受后妈的气，坚决不再娶妻，为此还得罪不少上门的介绍对象的朋友。
　　四十年代，张作霖手下的一伙土匪，来鸭子场住在爷爷家的大院套里，被本村的老余家看到了，老余家也是鸭子场村的一大户，多年来一直和王家pk，可总是落后于王家，因此一直嫉妒王家的富裕，想借此搞倒王家，就将爷爷家窝藏土匪的事告到县衙门，很快爷爷被抓，家产被封。为了救出爷爷，我爸哥几个花掉家里几乎所有的存款，变卖了房产救出了爷爷。爷爷不服，倾家荡产的告状打官司，结果官司没赢，可爷爷从此染上了烟土，王家彻底破败。解放时划成分我家是彻头彻尾的贫农。
　　余家为了再次将王家推向谷底，一天将一个死人吊在王家大门口，说是：“王家逼人上吊，这该是多大的冤屈啊？”爷爷将死人放下，发现死人穿的是一双新鞋，脚上没沾一点土，这明明是有人将死者吊到大门梁上的。于是叫人把死人拉到余家，告诉他们，“下次办这样的事别忘了换鞋”。
　　从此王家和余家结下世代的梁子。文革余家举报我爸当会计贪污二百元，挨斗挨整差点没死了。我当兵余家到公社去告，考大学也到公社去闹。我对余家我心里又产生了新恨，不可饶恕，同时也让仇恨变成了志向，一定要活出个人样，灭灭老余家的威风。
　　当兵回来，有个余家的女生，长得很漂亮是我中学不是一个班的同学，我对她印象也很好。她托人到家里提亲，我一口回绝，因为一想到和余家的世代仇恨，我宁可打光棍也不能苟同，面对女同学的流泪，我的心都没动一丝一毫。
　　爷爷活着时的日子我还记得，爸爸哥四个没分家，我爸排行老三，老叔、老姑没结婚，一共二十多口人住在一起可热闹了。每天做饭，大娘二娘和我妈轮班，可干的最多的是我妈。妈妈长得娇小，不愿意多言多语，善良能干，可总是受大娘二娘的气。特别是大娘出身大户富商之家，身子弱，好吃懒做，还穷讲究、说话油嘴滑腔，喜欢搬弄是非，妯娌俩总得让着她三分。大娘三天两头让妈代她做饭，她自己逛街串门子。妈碍于面子，怕伤了和气，干的活最多，可从不声张，那真是忍辱负重，一直熬到分家。母亲的善良无私成了我人格成长最好的营养。
　　做好饭了，妈总是说：“石头去叫爷爷吃饭。”我不会说只是拽着爷爷大布衫的衣襟往家里拉，爷爷就明白是回家吃饭了。我记得一到吃饭时大炕上要放五张炕桌，爷爷自己一张桌，必有大茶缸子里烫一壶烧酒，总是有四盘小菜，如果炖菜也要另外加三个小菜。剩下的一家一桌，老叔和老姑一张桌，现在想想还真挺壮观的。
　　后来爷爷抽了大烟，祖上留下的财产，一点点挥霍了。解放后我4岁时终于分家了。爷爷自己单过。家里没什么财产，高地桌和两把椅子分给了大爷家。二大爷分一个高柜子和一些字画，后来字画被虫蛀，文革时都不见了。老叔分了一个宣德年间的铜壶，今天看起来真是价值连城的古董，文革初期因为穷被来收古董的贩子看上，老叔二百元人民币给卖了，后来还后悔的不行。
　　我们家只分了一个躺箱和老祖宗的牌位，爷爷说：“只有老三是读书人，以后续写家谱的事就交给老三了。”爸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从来不争什么。
　　一到过年爸爸就会把那张写有老祖宗的纸拿出来挂到墙上，晚辈家人都到我家来给老祖宗和爷爷磕头，一家家，一排排的跪着，现在想起来真很有意思，每个人都严肃认真的敬香、磕头，然后退去。
　　爷爷越来越老了，身体也不太好。两个哥哥都上学了，每天总是我跟着爷爷。爷爷一要出去时坐在炕沿边就喊“石头”，我就知道是叫我帮爷爷提鞋。爷爷高坐在炕沿边，我要把两只鞋给爷爷套在脚上，蹲在地上一只只提好。爷爷下来总是拍拍我的头说：“爷爷得石头济了。”然后我将爷爷不到一尺长的小烟袋和烟荷包，搭在自己肩上，手里还要给爷爷提个四条腿的小板凳，到老宅的墙根下晒太阳，那里总是坐着几个和爷爷年龄差不多的老头。回家时我依然是背着烟袋提着小板凳。那时候的我，胖胖墩墩的跟在爷爷的身后，村里上岁的平辈人都说：“人家二先生早晚要出息，从小看大。”（我排行老二）。
　　我家的那个高墙院套后来成了生产队的牲口院子，一直到海城地震倒了之后，住在后院的二大爷用那些墙砖重新盖了房子，我们家的房子也按着震后的重新规划离开了老房址，王家老房子再没了一点痕迹。
　　我上学了，爸爸是老师，我的学习总是第一名，原因就是不能给爸爸丢脸。后来爸爸得了肺病不能教书了，家里的生活也出现了拮据，上到小学毕业，我不想念书了，因为要走很远的路，家里也没钱供我。还有个原因是西庙的同学叫二毛驴子，学习啥也不是，仗着他爹的势力还弄了个三道杠的大队长，动不动的就欺负人。一次二毛驴子和满大瓜一起上来打我，我一个人将他们两个全摔倒在地，所以真不愿意和他们搅合在一起。
　　我和爸爸说：“爸让我下生产队干活吧！还可以挣六、七个工分呢？”那时一个工分不到一角钱。爸听后没生气，说：“你自己想好了，像你这样大的孩子只能给生产队放牛，没有别的工可干。”
　　可听了不上学只有放牛的话就泄了气。小时候的孩子都喜欢放牛，可我总是怪怪的，最不喜欢干的活就是放牛。原因只有一个，夏天骑在牛屁股上，牛一出汗，弄得裤子屁后总是亮亮的一层牛油，闻上去还一股膻牛油味。最无奈一定要放牛，我就是跟着牛走，从来不骑牛。听了父亲的话我决定了为了不放牛也要念书。
　　中学是我最快乐的日子，上了中学后，二大爷家的大哥就考上了大学，对我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大哥说：“石头我考上了大连工学院造船系，你要考上北京的航空学院造飞机系，那时候我们哥俩一个在天上飞，一个在海里游，多了不起啊！”从此大哥的话就成了我的人生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好好读书！
　　上了中学很快我就是三道杠的大队学习委员，回家和妈要一毛五分钱买三道杠的标志，妈说：“咱不买，那一小块布就一毛五，真不值。”，爸听了后说：“你懂啥，那是荣誉的标志，别说一毛五，就是一块五也要买啊！给他两毛钱，剩下五分买几块糖吃。”我真的很高兴，放学回来剩的五分钱买了三块糖，自己吃了两块，给小妹妹留了一块。到了第二天小妹妹跑到门口特意送我上学，拉着我的手说：“二哥今天还买三道杠吗？”她那可爱的眼神今天还在我的记忆中。
　　我想想自己也很怪，没得到时很想得到，得到了就放在一边。我不大喜欢戴红领巾，那个三道杠也只是装在书包里，每到搞活动时戴一戴，为此挨过大队辅导员的几次批评，初二时加入了共青团团徽也没戴过几次。
　　在中学班里有个女生叫苏明，比我大两岁，长的白白胖胖的，大脸盘小眼睛，实属不那么好看。她学习好，又是团支部书记，女孩子发育得早，初二开始她就喜欢围着我转。我家穷，上学就是一饭盒高粱米饭三块红咸菜疙瘩，苏明总是带些肉菜让大伙一起吃。我知道她的心思，可不愿意放下自尊很少吃她的东西，总是弄得她很是生气。说心里话我没有和她谈朋友的意思，我的志向是要考大学。
　　但是我对他的家庭确实非常的羡慕。她家八个孩子，六个考上大学，其中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先后考上北大物理系，这在当时的北大都是佳话，在当时的海城也是家喻户晓的事情。让我感兴趣的是喜欢听她讲讲她哥哥姐姐上大学的事情和在北京大学的情况，每次听了对我的理想都是莫大的鼓舞。对于苏明的热情我朦朦胧胧，因为她比我大两岁，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个姐姐，从没敢想会是什么搞对象。
　　一直到参军受到余家的阻碍眼看就走不成了，这时候苏明出面帮我去找她在公社的叔叔，为我说情，才让我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我的一个恩人，我告诉自己不能忘了苏明对自己的帮助。当兵以后我们开始通信，她充满激情，我好像无动于衷。她向我求爱，我竟没有收到信。因为一次事故我住院了，排长和战友开了我的信，他们被苏明的爱感动了，竟然到医院来找我，开我的批斗会，命令我赶快给苏明写信答复她。我也是认真的，苏明是个好姑娘，家境比我好，学习也出类拔萃，性格品行都无可挑剔，优点足足有八条，可还有两条缺点，一是年龄比我大两岁，长相不大漂亮，我心想要是生个儿子丑俊也就无所谓了，可要生个闺女那可就丑的惨了。
　　我是个石头，可这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二十的算数还是能算清的，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决定了就绝不反悔，于是我答应了苏明，人生选择的一块石头也算落地。
　　在以后的通信中，我就是改不了是块石头的本色，总不大会热乎，苏明总是埋怨我每封信写的很短，亲热的话几乎没有，是块捂不热的石头。
　　那年盘锦油田招工，她被他姐夫安排当了工人，她怕我复员回鸭子场还是农民，提出来我们分手吧！我好像没什么太多的感觉，和开始一样平静。她很快找了一个比我好的转业干部结婚了，生了一儿一女。我真的应了她的预期，复员回鸭子场当了农民。
　　那时候鸭子场有很多鞍山市的知青，我二十三岁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几个还是鞍山的干部子女，有事没事总喜欢往我身边凑合，我心里明白，可依然装成是一块石头，不说话，不理睬，常常会让她们没面子，背地里这些女孩子说：“鸭子场的一块臭石头，又臭又硬。”
　　其实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种声音告诉我，“耐心的等待，你一定要上大学的。”这是我走出鸭子场的唯一途径，我不能把我的青春留在鸭子场。这在当时是我的信念。我从住在我们家的中学刘老师那借来所有的初高中的课本，生产队劳动之后就认真复习。
　　在张铁生白卷发表之前海城全县的考试就结束了，我在感王公社的大红榜上看到自己考了第一的名字，我们鸭子场家喻户晓的传开了，有的说：“看来这石头是真要飞了，人家考了第一名。”还有的说：“老王家的祖坟冒青气了，仙人保佑啊！”连老余家也不得不服，没再出妖蛾子。
　　可是这种高兴也仅仅维持两天，张铁生的白卷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彻底傻眼了，心中的气球变成了肥皂泡，眼看就要破灭了。没想到一个月后我的死灰复燃了，因为我接到了鞍山钢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航天梦虽然破产，但是我的上学梦还留有余地。钢院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学校，但是我知道打破成绩录取，对于我这个没有任何关系网的第一名已经是万幸了。因为第二名以后的很多人都没有被录取。
　　我在大学里，没什么激情，只想低调学习。可是因为是转业军人又是党员，没办法被指派为班长团总支书记，党支部委员。我这个人仍保持石头本性，很少说话，更不和女生联系，说实话我对所学专业没有半点兴趣，过去我的目标受大哥的影响是想学飞机制造，可是到了大学我才发现自己真正爱好的是文学。在大学里让我最高兴的是学校图书馆，那里才是我的栖身之地。我只是用课堂上的精力学习专业知识，课余时间全部泡在图书馆里。说实话，我的记忆力非凡，看过的东西哪怕一遍就能记得住，如果看几遍就能倒背如流。
　　在大学里我基本不写作业，可是考试或是课堂上提问，老师都很吃惊。我们专业有个中国自动化专业的著名专家张明华教授都说：“这小子，只用了三分之一不到的精力学习，如果全用在自动化专业上那可是中国了不得的人才。”我知道这是张明华老师的器重，可是我还是独来独往，班里和系里的政治工作，我只是应付着，但是原则问题还是要讲的，比如发展党员了，提拔干部了，我还是比较认真。班里很多同学给我的评论是高傲自信，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是我掩饰自己自卑最好的办法，沉默。
　　当时我们自动化专业是全校最好的专业，所以班里有很多干部子弟。有两三个高干家庭出身的女生，常常主动和我讲话，聊些看过的书，我知道她们的用意。不仅仅是我的自卑觉得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愿意和她们为伍，更重要的是自卑后边的自尊，我决不会屈尊去迎合任何一个出身高贵的女生，更不会去讨好她们。只有一个像假小子的女生她叫小泥儿，她整天乐呵呵傻呼呼，大大咧咧的和我们一起打球、滑冰、游泳，男生给她起个外号叫十九号，因为班里十八个男生，她后来成了我的老婆。
　　我和她在一起不用动任何的脑筋，从来没想过她还是个女生，大学一年级她当了校学生会的主席，当然是党组织的培养对象，她入党时我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没想到一来二去竟然和她走到了一起，毕业了我们一起去了西藏，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我依然是块石头，她也没想要捂热我，可是到毕业时她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她没经过我的同意报名去西藏，当时的她是学生会的头头，正赶上我为系里发展党员出去外调，校党委做了她的工作，她就报了名，回来一看学校上下能有上千份的申请书，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个名额也是她，我要报名第二个就是我，别人都是陪绑的。
　　当时说心里话我是真不想去，为了从鸭子场出来，到大兴安岭当铁道兵，熬到复员回来上了大学，这又要到西藏去？不去吧？落下个“一个大男人怕苦扔了老婆自己逃避了”？去吧？“一个大男人跟着老婆跑了”？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
　　可是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要去，这是当男人的一种责任，如果我和小泥儿没有确定关系，打死我都不会去。可现在无论顶着怎样的说辞，硬着头皮也得去。虽然一路上我不高兴，可心里这份认可还是不会动摇的。
　　在西藏我们一起经历了她的政治审查，她提出分手，我怎么会同意？我就是一块石头，烧热了不容易，可烧热了凉下来也不容易，我不会安慰她，只能是陪着她一起走过来。
　　后来又经历了丧子之痛，那是我长那么大经历最痛苦的事，我亲手埋了自己的儿子，就像亲手割掉下来心头的肉，我真的懂得了什么叫撕心裂肺、什么叫刻骨铭心。
　　西藏让我失去儿子，西藏让我得了肝炎，西藏让我荒废了专业，为了逃离西藏我考过研究生，可是没考上。我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内调上，在小泥儿的努力下我成功了，可是在上飞机的那一刻，我后悔了，怎么能将一个女人留在西藏呢？良心的谴责变得无时无刻，一直到两年以后她也调了回来，我才真正的知道什么是家庭？因为有老婆、有了儿子，一切味道就变得香美起来。
　　我这个人不会说好听的，为此老伴儿常常抱怨，我觉得生活在一起就是实实在在，只要那颗心坚守比什么都重要。你说，好东西拿回来一起吃，艰苦的路一起走，想买什么钱随便花，无论走多远只认得自己的家门，这就是大爱，这不比甜言蜜语更靠谱吗？比那所谓的幽默更实惠吗？我本性就是石头，内涵的矿物质很丰富，谁能开采，谁才能享受，绝不会自己变成一块面团的。
　　回到内地，一切又都成新开始了，几经调动我开始了三十多年的统战工作。说心里话我热爱这份工作，为了做好这份工作，我学习了好多东西，就拿宗教工作来说，我无论是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各种经文我都认真读过，所以应付宗教上的问题得心应手。
　　在部里，我也是一块石头，我也想被提拔，可违心的事做不来，对有些领导实在是不中意，就更不会溜须拍马，特别是不能容忍的那些腐败丧失伦理道德的领导，一部长找了小姐之后拿着上千元的洗浴票子报销，我做办公室主任时毫不客气的扔了出来，另一个部长要求工会主席每个星期组织舞会以达到他和舞伴约会的目的，我只能是按着规定一个月一次。
　　我不是说自己很好，你想想像一块石头似的人能没毛病吗？比如出差我不喜欢给领导前呼后拥，可一次老伴儿批评我，“不拍马屁，也不等于和领导出差，让领导给你拎包啊！扶老爱幼、尊重师长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这件事让我清醒了很多。
　　我这个性格领导也有喜欢的时候，处理棘手的政策问题，解决民族党派、宗教矛盾，给省长写写材料，给台湾人士回写那些之乎者也的书信还非我不可，多年的统战工作中做出成绩，我被评为省级民族工作模范，成为副厅级的公务员。
　　没想到我正在潜心工作，希望为自己热爱的统战工作做出新的贡献时，没想到在处理三独（台独、藏独、疆独）问题时不分昼夜的工作，突发脑出血，倒在工作的岗位上，因抢救及时，并做了开颅手术，才捡回一条命。
　　结果是留下了半身瘫痪的残疾，虽然倒下站起来，站起来又倒下，终于坚持到今天能自己走上几步，自觉虽然脑子还好用，可没办法再继续自己喜欢的工作了，闲暇之余常常还为统战工作操心。老伴儿说得好，“地球离开谁都转，没有你统战部这个球也许还转得快些！”我觉得还真有道理，该放下近彻底放下，六年过去了，年轻人真是干的挺好。
　　退下来之后，自己也常想，我这块从鸭子场飞出来的石头终于落在了地上，无论是走还是飞，无论是小石头还是大石头，到头来还是一块落在地上的石头。
　　鸭子场的人说：“石头是我们鸭子场走出去最大的官”，我说：“我就是鸭子场的一块石头，死了也要回到鸭子场去，那才是我的家。”
　　海城县也走出不少大小官员，回一次家前呼后拥，让当地政府接送，我实在是不能苟同。我每次回去依然是自己做了火车倒汽车，步行回家。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亲近那块故乡的土地，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永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会忘了农民是我的衣食父母。
　　反省一己人生，我的感觉是，有什么样的故乡，就会走出什么样的人。我之所以能在红尘遮眼、欲望乱神的情景之下，还恪守本真，不患得患失，一直本分周正做人，正是故乡伦理的滋养，父母本质的遗传，使我内心充盈，从容淡定，任风吹雨打、沧桑变换、内心的价值取向和做人的骨架，是不会撼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