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百度搜一下“话语权”，即可看到这样的解释：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亦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话语权往往同人们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话语表达密切相关。例如，对已有事态的解释权、对自我利益要求的申诉权、对违法违规的举报权、对欺骗压迫的抗议权、对政治主张的阐发权、对虚假事件的揭露权、对罪恶事实的控诉权、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权等等，都属于话语权。话语权一般被掌握在媒体控制者的手里，掌握在拥有经济权的人手里。也就是说在当代社会思潮中，话语权即指影响社会发展方向能力。
　　 从上述对话语权的解释中可以看出话语权的重要成度，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谁就拥有了控制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话语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应该受法律保护，不能谁大谁就说了算，谁强就听谁的。那么过去的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呢？掌握在权贵者的手里，掌握在有权有势的人手里。权贵和权势都与权有关，说明权大于法。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法律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权贵，还是权势，主体都是人，既然人人平等，就不存在权贵和权势控制话语权的问题，怎么横生枝节，出了个权大于法呢？现在重来讨论话语权的归属问题，真有多此一举的感觉。法律显示出很无辜的样子。所以问题不在话语权的归属，而是属于人的问题。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走出了不平等的路子呢？看看中国历史就会有些明白，中国的法制从商鞅变法开始就已经初露端倪，当然那时的法治和现在的法治概念不相同。但因为种种原因，法治走的并不顺利，直到现在，也是哟喝的高，行动的少，原因就在于没有跟法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从秦始皇一统华夷开始，封建专治就给中国社会烙上了深深的印痕。无论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虽气惯长虹，但始终未能走出皇家利益的桎梏；康乾盛世，更是封建专治故事的续写。及至新文化产生后，西方政治制度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但皇权浩荡，奴顔卑骨横生，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从民国到中华共和，皇权虽形式上被打破，但残存在人们意识中的“三纲五常”戒律却时时跳出来干扰破坏。从民国时期的“大老爷”叫声不断，到现在的“土皇帝”、“大老板”称谓的流行，再到“一把手”、“一枝笔”的放肆，哪一个不是封建专制的残留？“一把手”和“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又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明着来，一个是暗着干，明铺暗盖一直到今天。开会表态本是民主思想的体现，却演化为一把手先定调，然后班子成员跟着符合拍巴掌。自由表达的意识没有了，奴才嘴脸却显露无疑，监督机制成了空壳。我们不仅要问：是谁剥夺了你的话语权？
　　 古代是君权治，一人独大。在其管制下，所有的人都是给他打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是铁证。既然君可以在法律之外网开一面，那么与君关系近的人也可以跟着沾些光了，比如近臣。那么这个“近”又有什么标准呢？当然仍是君说了算。既然近臣能沾光，与近臣关系近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沾些光呢？答案是肯定的。这样就会有很多人能在法网之外逍遥一把。周永康，政法委书记，公检法一手抓，自己先徇私枉法了，手底下人不跟着跑才怪，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弯”的逻辑。
　　 话语权从被剥夺到自动放弃映射了法制精神的缺失。专制体制虽被打破，法制精神却迟迟树立不起来，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奴性在做怪。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话语权的归属问题，首先要先解决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问题。
　　 清华大学校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虽然1929年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实现，可见我们中国人受传统思想影响有多深。君臣思想不铲除，奴才意识不解决，中国想走上法治道路就是一句空话。明明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为什么要依附于别人？过去是君臣思想的约束，现在没有了，有的只是不独立、不自信和投机心理在作怪。所以要让法律真正成为公民和社会的保护伞，还要从根上做起，那就先从话语权打开一个缺口。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吹起了法制的号角，鼓起了话语权的风帆，向传统思想宣战，向奴性保垒开炮。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中国人真该好好想想美国“水门事件”给社会的启示。做为一名教师，更应该有“敢立潮头唱大风”的精神。
　　 让思想自由起来，让嘴巴开口说话，让奴性见鬼去吧。所以要让话语权与世界接轨，首先就要打破权大于法的桎梏，将每一个中国人从奴性中解救出来，让每一个中国人的脊梁真真正正地挺起来。真正法制社会的实施就看还有没有“一把手、一支笔和大老板”这些称谓在社会上游荡，这种称谓会不会死灰复燃。先让人敢说，说了有人听，听了有人做，做了有结果，让权不敢打招呼，让贵在法律面前不具有优势，让势在法律面前低头，让被打招呼者挺起脊梁，红红火火推动中国法治化建设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