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着淳化2号公交，从城关镇出发坐到了大店，眼睛不眨地盯着街道的西面，没有；我又坐着公交2号从大店坐回到城关镇，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街道的东面，没有。繁华的街道，拥挤的人群，我却感觉到自己来到了撒哈拉沙漠，荒凉无比。偌大的县城，没有一个报刊亭，你想买一本《读者》都没有，悲摧吧！
　　 这二三十年，县城消失了两个场所，一个是牲畜交易市场，另一个是邮局报刊零售处。导致的结果是人吃农家猪肉，真的成了癞蛤蟆吃天鹅肉——妄想；另一个结果是买本杂志得到咸阳去，这条说出来丢人。
　　 记得老邮局的门市位于现在电信局那块，报刊零售处门面离街道有十来米，临街口有个墨绿色的大邮筒，要寄的信件直接从半指宽的缝里丢进去。邮筒后面有两棵高大的泡桐树，枝繁叶茂。邮局门口地面用砖铺了，一年四季上面似乎砖头缝里都有一层浅绿的苔藓，走上去干净清爽。邮局的门市分为两大块，南面卖杂志报刊，北面卖邮票寄信邮寄包裹拍电报。大桌子上的罐头瓶里面装着白色的黏糊糊的浆子，一般信件贴上八分钱一张长城邮票就寄走了。
　　 九岁上四年级那年我第一次进入这里，给上师范的姐姐寄信，进门就看见了玻璃柜台里面花花绿绿的书。我要了《小学生作文选刊》《作文》《故事大王》，前两本各两毛钱，最后一本是一毛五分钱?，我递进去了五毛钱，自己竟然还觉得钱够，一看这数学就是体育老师教的。当人家说缺五分钱时，我却舍不得把其中的任何一本放回去，怀里抱着书，面红耳赤的站在那里。这时在邮局工作的赵有发叔叔恰好过来了，我叫了一句“大大”，眼泪就出来了。具体他说什么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后来他给了人家五分钱，我如愿以偿地抱着那三本书欢欣雀跃地回去了。一边走一边看，等回到辛店，书已经看了一遍了。那个兴奋激动啊，三十年过去了还清楚地记得。
　　 后来在冶峪中学念书，一周一块钱的零花钱基本花在了邮局的报刊零售门市部。各类作文书、《故事会》、《中学生数理化》《读者文摘》等等，自己买，同学的书也借着看。我们不大去新华书店，那年代书店的书太贵，卖书的人很牛逼，根本不用正眼看这些穿鞋大拇脚趾头露在外面的屁孩。真是奇了怪了，那时的孩子，上学背馍，睡冰床板，可是教室里的课外书真不少。我的午饭时间基本是一边啃干馍，一边看课外书。班里谁有好书，藏得再隐秘，我一定能弄到手，以最快的速度把它们看了。
　　 后来工作，杂志一本接一本买。到外地念书，西安咸阳学习进修，一看见街头的报刊亭进去，不花几块钱就觉着心里空落落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县城的报刊门市消失了，大概是看的人少了，人都忙着挣钱去了。给孩子只好订整年的《东方娃娃》《幼儿画报》，自己订阅《语文报》。很闹心，经常少了这一期，那一份。
　　 这几年县城发展挺快，可美中不足还是没有一处报刊亭。有人觉得，没有就是不需要，杂志肯定卖不出去。
　　 街道没有卖报刊的，群众看不到只好无可奈何地在心里说：“那就不看吧，又饿不死人。”就像你说你想吃荔枝，没卖的你自然只好望梅止渴了，其实荔枝也不是一千多年前杨贵妃吃的荔枝那么金贵了。群众也不都是爱打麻将爱吆雀爱跳舞的，还有几个爱看书的，只不过悄悄装着没人言传。婆婆前两年给我们在咸阳看娃，我买了一期《小说月报》，她没事翻着看，有回发感慨，“书上写的红旗和跃进不养活他大他妈，农村里那类人多的很，我看一会哭一会。”我一听笑了，她老人家看了回族女作家马金莲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唉，写书的人把农村老婆老汉的可怜写尽了。”后来我买的许多书她都看，有想法了和我还交流一番。你说，一个仅上过三年学的农村老太太都觉得看小说有意思，都看到了心里，凭什么说人民群众不需要最贴近时代的报刊呢？凭什么说报刊卖不出去呢？
　　 现在，而报刊亭已发展成为一种城市公共设施，功能和外观已经发生重大转变。比如信息查询功能，并可以在报刊亭中购买报刊、饮料、零食等常用的生活用品，且大多报刊亭都有可以使用的公用电话。只要经营得当，哪会赔钱呢？
　　 咸阳一个送《华商报》的姐们给我说：“我进小区去送报，城里老头和乡下老头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凭什么？你也太小瞧县城来的人了。”我大声质问。“穿的吃的差不多。城里人订报订牛奶，农村进城的老头老太太舍不得。”我无语。
　　 活得像啥时候，下班回来，一手提着菜篮子，一手拿了本最新杂志或者今日晚报回来了，这才个县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