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男人，真的走了吗？”我伸出头，看着偌大的房间，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哼！”不其然，脑海里自动播放起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画面，心中的愤恨又不觉增加几分。“贱人！”思及此，手中攥住的被褥越拽越紧。
　　 他走了，那个男人——凌晨两点多，我听见客厅有动静，知道他起床准备离开。“砰！”好像是桌子撞击到什么东西的声音，我拿脸颊使劲地蹭一下被角，嘴里咕噜了几句，声音为此快速消失——也不知道在这寂静分明的清晨，连针掉落地面都会有一声清脆的“叮”声，他是怎么做到在客厅和厨房之间来回三个多小时却不发出一点声响的。
　　 总之，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他轻叩我的房门，轻声叮嘱了些什么，便听见大门保险栓扣在一起的声音。我知道，那个男人他走了。就像上一次一样，顶着寒风去追赶清晨开往N市的第一班长途车，中午12：00准时出现在有那个女人的地方。
　　 “哎……”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对不起我，但是我感觉比对不起我还要严重些：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明白，明明老都老了，为什么还要在外面找个女人回家。可是我又根本不想承认这个男人，他已经老了。我还记得二十年前的他，那样的清瘦、儒雅，一个满肚子墨水的“文化人”。可是现在成天在我眼前晃荡的，分明就是一个佝偻着后背、牙齿尽数脱落、满脸皮肤好像老树皮、手上根根青筋暴起的糟老头儿；尽管大家都说他独自一个人生活很可怜，没有人照顾，没有人嘘寒问暖。可我还是不能够接受他重新找了一个女人的事实。因为我感觉，他背叛了我，背叛了这个家。更主要的是，他背叛了我的母亲。
　　 是的，这个男人他不是我的爱人，也不是我的情人。他是我的父亲，我母亲的男人，生我养我的老头。母亲去世已经很多年，父亲续弦再娶本无可厚非，家里的姐姐们也说是时候找个后妈回家和他过生活了。可我总是觉得，万一那个女人到了我家，母亲回来看到这一切该有多么伤心？大姐将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此后我倒也不敢再提这些话，只是心里还一个劲的记得。
　　 也好，终于走了。我也该是时候解脱了。被他这样“管制”了个把月，如果他不走，我想这个家就要上演我离家出走的戏码了。自从母亲去世，我便一个人来到了这个南方小城生活，平时离家挺远，他忙于生活根本无暇顾及对我的管束，现如今冒冒然跑来这里呆了这么久，还真的让我有一种大鹏鸟变成金丝雀的愤怒。昨天他说要走，我只是闷闷地“嗯”了一句。其实我早就期待这一天早日降临了，只是当他真的磕上房门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却迟疑了、痛苦了。不知不觉，早已经是泪湿了双眼，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便毅然踏上了归程。他还会来吗？此时此刻，我多想下一次他到来的时间不会太晚；我又期望，父女相聚的日子不要来得太早。
　　 这个男人，我以为我是恨他的，回头想想，其实我更爱他。他也曾让人那么值得尊敬过，也有作为父亲让孩子觉得温馨和眷念的地方：读小学的时候年纪小，每逢阴天下雨放学、上学，滂沱大雨便成了拦路虎。看着小伙伴们趴在父母宽厚的背上，父母细心谨慎地替他们披上雨衣、穿上胶鞋的时候，我是多么想父母可以在倾盆而下的暴雨里及时地出现在校门口啊！可是，等待我的只能是独自一个人撑起比身体还要大上很多的黑色雨伞行走在风雨里……
　　 偶有几次狂风大作掀翻了雨伞，一阵急促的雨点砸来，尽管可以手忙脚乱地将雨伞翻转过来，可那个时候也已经是衣服凌乱，头发潮湿。这一路，反复几次，回到家的时候真的是狼狈不堪。遇到温暖的天气还好，如若不幸遇到寒冬腊月下雪天，上下牙齿粘合在一起打架儿，咯咯作响。殊不知，等待你的还不是父母的嘘寒问暖，却是浓浓责备的眼神伺候。本想说出口撒娇的话语，也变成了怯怯地站在墙角边，边搅动手指，边眨巴着眼睛向他们偷偷看去。只期望下一次放学、上学的时候，可以避过雨雪天气。
　　 不仅如此，从我记事，便不曾见过父亲的笑容。甚至于有几次过分的，还有他不无凄厉的哭声：一次是母亲生下妹妹的时候，他坐在堂屋（农村人三间房屋，中间那一间，也就是平常人家说的客厅）的桌子上一个人自斟自饮，竟然也可以喝得酩酊大醉。搞得满屋子酒气不说，他还忽然神经质地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起来。我们几个吓得面面相视，却听见大姑劝慰他：“这胎不行，下胎说不定就是了。”一次是三姐考上县重点高中家里却拿不出钱给我们几个人一起缴学费的时候，他喝红的眼睛瞪得椭圆，说话已经打诨，歪歪咧咧模糊不清。二姑从家里赶来，带来了小叔寄来的三千元钱。他看着远方半天，“噗通”一声跪在地上哇哇大哭。后来，二姑说他是在给小叔下跪；还有一次是母亲走的时候，他蜷缩在“冷铺”前像个孩子一样哭了两天两夜。
　　 就是为这，在我看来，这个男人是好哭的。好哭的男人，算什么男子汉、真丈夫？！娘炮，是我最讨厌的男人类型。他还特别的暴力，在我有限的关于他的童年记忆里，家里的板凳总是今天被他摔坏，明天让他修好，后天又被他摔坏。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触动了他愤怒的细胞。还记得好几次，我站在电视机前看得出神，莫名其妙地，脑袋就会被人凿几下。一回头，他就像是斗鸡一样，双眼通红得瞪着你。我只能缩缩脖子，以最快地速度消失在他的眼前。
　　 这样一个不温柔，脾气大，爱打人还打得没有一点理由的男人，我想是个女人就不会喜欢他。何况，还是我们的父亲。每次他一出现，我就像是老鼠一样夹着尾巴撒开了跑。后来我想，我不只是怕他，我还讨厌他，甚至恨他。因为，我好像真的特别看不惯他：许是继承了爷爷那一辈私塾先生的封建礼制思想，父亲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重男轻女”。从我姐姐那一份算起，他竟然一鼓作气生了五六个之多。不仅如此，其中还没有算上几个生育下来而莫名夭折的婴儿。
　　 或许在他的眼里，没有儿子就没有了他这一姓氏的承袭。若这一辈子果真没有一儿半子，崔这一姓到了他这一代基本上也就断了。真讽刺，伟大的人类繁衍生息这一艰巨任务似乎就担负在他一个人身上一样！不仅如此，母亲生下弟弟以前的所有工作，但凡是家里或者家外的农活，套句母亲的原话那就是“灯草棒都不拿一个”。做活，赚钱什么的，真的是一点心思都没有！印象深刻的是，每逢吃饭，都是大姐姐背着三姐，手里拽住我，走上老远的路程，左呼、右唤才能把他从赌桌上给“请”回来。
　　 可是呢，自打母亲生下弟弟以后。那叫什么，腰也直了，遇到挑、担的活计是保准跑在最前头；身子也正了，活再脏，事再累，没事，咱农村人，有的是使不完的力气；头也抬起来了，遇到农闲、没工作的时候，谁家起兴喊他去赌桌上耍两把，他准了眉毛扬起了歪着脖子和人家争辩。什么“四个人赌钱，总得有个人输”，什么“都想赢，赢鬼的钱？”什么“有那赌钱的功夫，还不如回家看看老婆孩子”；走路也不怕撞到熟人了，谁要是敢故意提起成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来恶心、挤兑他，他准是脸红脖子粗的和你犟上几句：“没儿子怎了，没儿子怎了，我现在就有一大胖儿子。”
　　 就是为这，一身旧社会不开明的思想意识，让生活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我们吃够了苦头。那时候的人们，哪里像现在这样可以走出去，赚到钱呢？大家都穷，也就是这一个穷字，让年幼的我们和同时代的孩子之间仿若无形之中挖掘了一条天堑一样，无法逾越，也不敢逾越。准确的说，连生出一丝逾越的心，都不敢有。自记事起，我便知道我们家是和小伙伴之间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的：别人家的孩子最多两个，而我们家却很多；别人家的孩子可以很轻易的吃到橘子、苹果，而在我们家这根本就是很奢侈的食物；别人家孩子一个人可以吃整袋子橘子，而到了我们家，一个橘子，五六个孩子分开了吃。
　　 最为深刻的是，每逢过年、过节，别人家的孩子都可以穿到新扯得棉布做的衣服、鞋子。我则是穿着三姐从大姐、二姐那里“传承”来的衣服。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作为班级课代表，我刚走进学校办公室就被校长喊住了脚步。年幼、腼腆而又胆小的我，怯怯地看着离我越来越近的校长，忐忑、害怕。却听他淡笑着问我：“你是XX妹妹吧？”我挑了挑眉头，十分不解地看着他，却听他说出了一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你身上的衣服，我看你大姐穿过，后来你三姐会穿。我看着眼熟，正好她们两个我都教过。”
　　 看似十分无心的一句话，却让那个时候早已经有了自我认识和尊严意识的小人儿内心深深地受到了刺痛。后来回到教室里，我整堂课都盯住我已经磨损得发白的大红色衣袖，胸前迪士尼唐老鸭笑得憨厚、可爱，却让我感觉和校长的笑容一样刺眼、夺目。谁知道那时候年幼的我，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如果，平时寒假开学以后孩子们坐在一起高谈阔论：谁的压岁钱给得多，谁新买的衣服更贵一点，对我而言只能够是将头深深地埋在书本里，只希望可以用成绩上的优异超越他们。那么，校长无形当中的一句话，已然将这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孩子内心最为在意的、疼痛的东西，毫不知情地连同她苦苦隐藏的卑微和有限的自尊一起，毫不犹豫地撕碎了，暴露在众人的眼里。所以更多的时候，我想，我是怕他的吧？或许，还带着一点点的怜悯。
　　 虽然贫穷更多的时候给予我的是难看、自卑和不堪，但是更多的时候，也还是父母苦心经营下的、给予我们的满足；尽管别人家的孩子逢年过节可以有新衣服穿，可是父母也是想方设法的在弥补着：母亲有一双巧手。每到寒凉，母亲都会提前的将大人、孩子的衣物变着花样地改小或者做成鞋子返回到我们身上。衣服鞋子虽然布料破旧，却是十分的温暖、耐寒，看着那些孩子投来得羡慕的眼光，我也会骄傲地扬着下巴告诉他们“这是我妈亲手做的”。
　　 父亲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外地打工，每每过年才能回家一次。他知道家里穷，买不起值钱的衣物，可是他知道作为女儿的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有一样属于自己的、“崭新”的东西。回家的时候路过卖发饰的商店，他就会省下过年他自己喝酒的钱给我们每个人带回一朵红得十分妖艳、开得十分张扬的牡丹花。迄今想来，那种花用现在的审美眼光看真的是一个俗字都没法形容：花很大，一朵花可以将我们的整个脑袋遮住；颜色是那种参了水一样的粉红，中间的花蕊是用几根细小的黄色尼龙线绕出来；底下是一根橡皮筋或者一个近似于铁质却不是铁的发夹。
　　 就是这样一朵丑得实在不能再丑的花朵，父亲却是用了他整个年的酒钱换来。不偏不倚，算上最小的弟弟，一人一朵。大年三十的下午，母亲挨个儿给我们几个洗了澡，换上她做的“新衣服”、“新鞋子”，小心翼翼地替我们戴上那朵花。然后，大家伙争先恐后的跑到橱窗的镜子前，左照照，右看看。个个脸上也荡漾出花一样的笑颜，比花更大，比花更美。你看看我，我推推你。这样的花，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后来卖花的人家买了房子去了别处。
　　 我的爷爷读了十几年的私塾，改革开放前做了地方上一年半载的镇长，还跟着部队搞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战争，解放后在乡里做了很长时间的会计。后来响应政府号召，成立了乡村小学，继而辗转又在乡里搞文化宣传。可以说，他的身上充斥了旧时代私塾先生的腐败气息，也秉承了军人身上的匪气。正是这个原因，尽管有着高中毕业文凭的父亲身上，也时时刻刻地烙着爷爷的“匪气”和“腐败气息”。爷爷和父亲，都喜欢看书，家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通古至今的书籍整整堆满了一个墙壁。其中更是不乏《本草纲目》竖排、繁体、手抄，《新刻绣像金瓶梅》影印本，以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戊本、己卯本、庚辰本、列宁格勒本、蒙古王府本等珍贵书籍。
　　 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姊妹几个稍微识点字开始，就喜欢蹲在书堆前翻捡。本该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到了老头这里就行不通了。父亲不但非常反感我们读书，还一次次“暴力镇压”喜欢绘画的大姐偷偷画画、写毛笔字。映像深刻的一次是，已经读初中的大姐偷偷摸摸在枕头底下藏了一个她画了准备送给同学的老鹰。老头不知怎么看到了，拿着农村下田劳作的锄头对准了大姐的脖子，声嘶力竭地非要大姐发狠赌咒以后再也不动笔画画才算了事。大姐吓得身体哆哆嗦嗦瘫坐一团，我们姊妹几个也是心有戚戚焉地抱成一窝。
　　 对于老头，太多的记忆不是很愉快。可是，许多时候我又不得不承认：现在的这个、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老男人，他真的是我小时候一直仰望着的男人，我的父亲。大姐喜欢画画，那完全就是遗传了他的绘画细胞啊！不仅如此，这个老男人还会吟诗作字，吹拉弹唱。少不更事的时候，我曾经一再认为，如果老头生在古代，那绝对是新科状元出生。可惜，他那个时候读大学不像我们这个时候，谁想去、谁有钱就可以。那个时候上大学是需要乡里推荐的，而且一个乡也就两个人的名额。当时老头本身是在名额里面的，可是后来因为爷爷的背景身份不够硬，被另一个乡长的亲戚给顶了下去。也就是这样，老头被人冒名顶替，等到校方发现的时候，那个人早已经到了拿毕业证书的关键时候。那个人家里给上面塞点钱，里外一打点，回头向爷爷这里“支应”（给钱、给好处）一声，这件事就这样平整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