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读周作人的散文，深深被他儒雅的文字吸引，尤其是那些生活小品，尽写一只鸟、一只猫、乃至于一只苍蝇，这些小品尽显一个文人对生活典雅的品味，很难想像，面对多灾多难的中国，一个文人，关窗闭户，咏风弄月，需要怎样一种坚硬的内心作支撑。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不仅是其兄鲁迅，大多的文人的笔都转向呼喊和挞伐。仅从文笔文意，也能看出周作人与鲁迅的区别，作为鲁迅的胞弟，此二人的性格和笔尖所指的方向竟有如此大的不同：一个犀利，剑拔弩张，一个俊俏，花前月下；一个是射日的后羿，一个是莳花使者；一个是饮血的战士，一个是煮茶对酒的仙人。终于那个不堪的时代，让后者的道德人性的弱点一览无余地彰显出来。后来日本人来了，周作人因为为日本人作事背上了“汉奸”恶名。当然，他作这样的选择原因十分复杂，据说与他在日本流学、深爱日本文化以及娶了一个日本老婆有很大的关系，但根本上说，在他弥天的学问世界里，总是没有作好立德立心的那一道德文章。
　　 读周作人的散文，突然就想起月亮，因为他的文章美丽如月华晨露的混合，干净柔软得直透心背。以革命家的眼光，这种月光的美丽却是病态的。从实用处看，“这冷凄凄的光既不能使五谷生长，甚至不能晒干衣裳”，这正是被矛盾痛斥的“月亮文学”。茅盾在《谈月亮》一文中说：自然界现象对于人的情绪有种种不同的感应，我以为月亮引起的感应多半是消极。而把这一点畸形发挥得“透彻”的，恐怕就是我们中国的月亮文学。他又说：把月亮的“哲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也许只有我们中国罢？不但骚人雅士美女见了月亮，便会感发出许多的幽思离愁，扭捏缠绵到不成话；便是暗呜叱咤的马上英雄也被写成了在月亮的魔光下只有悲凉，只有感伤。这一种“完备”的月亮“教育”会使“狭的笼”里逃出来的人也触景生情地想到再回去。鲁迅也有类似的话，指出中国文化里面特有的温情与凉意，这凉意特别容易冷却一个战士的血。周作人毕业于“水师学堂”，算得上行武出身，国家危难之际，他却为一己自在的生活，背弃国家民族，这难道是“月亮”惹的祸？
　　 其实在中国文化中，对于君子临危的道德，早有耳提棒喝的文章，孔孟程朱王阳明，一脉动相承的过来，他们主张天人合一，鼓励人从天地中汲取力量。天有大德，天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与天完全可能有一个圆融的配合。正应哲人康德那句话：“有两样事我越想越觉得神奇，那就是天上的星光和人内心深处的道德规范。”明晓此理，就能使自己的内心与天上的星月光辉通透，以月轮天辉养吾浩然之气。
　　 唐人咏诗，三句话不离开月亮，除了月光银辉的美丽，其实也深悟明月对人心道德的启示，以诗的豪情呼喊月亮的精神，在唐人那里，道德没有问题，多少好儿女马革裹尸，志在四方。日月让人对死亡的体验有了诗意，面对死亡时，仰望苍天，确能让人的精神产生裂变，由此催生生命中那种“不畏天、不畏人”的风骨。鲁迅本人是体会过死亡的威胁的，“四·一二”大屠杀以及游行学生、爱国文人的死，他是亲眼目睹的，这种体验让他的精神发生了升华超越，拥有了战士的血性，从此作刀笔的战斗和无竭的呐喊，这样的死境，周作人一样的目睹过，但他的人格里缺少天地精神，缺少生命的升华与生发。因此，周作人的歧路，是自己人性的短缺，不能说都是月亮惹的祸。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东坡在人生受难之际，俯仰古今，感慨万千，这是最聪明的仕人看得懂与看不懂的月亮，对于一个在人生迷境徘徊的人，月亮绝不这样美人千里，月亮是朦胧的、苍茫的，一如人生无边无际。从人心到月亮，一如从此岸到彼岸，人与月亮的对视，需要怎样的心魄和勇气啊。你听，诗人在呼喊，他在喊月亮，等着月亮给它撞魂的回音，他听到了吗？那悠扬的回声，直到今天还在空中传扬，那么，周作人，你在人生的十字路边，你听到这样的呼喊和回音了吗？你也如东坡的迷失，对着一天的满月，作过这样深情的呼喊吗？
　　 月亮给中国人太多的美丽，却太少的深刻，只有极少数精灵一样的人从孔孟程朱王阳明再到李白，他们悟了，原来那月亮也有阳刚，也有天地精神，月亮分明参与了为天地人立心的工作，刚直行健者定能从中受益。
　　 历经苍桑，让我们对月亮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月亮终究是中国人的月亮，月亮是中华民族的一枚印章，盖在天幕上，也盖在中国人的心上。李白的月，东坡的月，是美丽的；我们的月，是美丽的。
　　 又是月到中秋时，但如今中国其实正面临传统文化被西方文化釜底抽薪的危险，一代中国人不仅不能面对月亮，对生命和价值作深刻的追问，甚至唐宋营造的如水月华也要丢失，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年创作《百年孤独》就是针对美国文化对拉美文化的侵蚀，以此构建拉美人独特的民族身份。
　　 失去月亮的精神，就会失去我们的民族身份。又是月到中秋时，让我们来到月下，仰望苍穹，就象东坡那样，作一次深情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