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的语言系统中，有“先吃肥，再吃瘦，然后才去啃骨头”之说，常常是说经济工作的先易后难。市场经济语言系统中，说起哪单生意，会说“那可肥得很哪”，保准是财源滚滚的营生。去年二月在杭州，再次品尝和饱享了东坡肉的丰厚。杭州盛产的梅菜，可是佳肴梅菜扣肉之必需，成了外地的游客们必买的物品，远超其他的旅游纪念品。用半月形的饼饼夹起一块梅菜扣肉，迫不及待地送进口中，可谓大快朵颐。惟一能和东坡肉相媲美的，当今可能就是毛氏红烧肉了。毛氏饭店，由京城扬名而已开到了诸多城市。如果到韶山旅游，谁会放过品尝地道毛氏红烧肉的机会？
　　 其实，北方各地哪里没有当地风味的红烧肉？而在我的家乡农村，红烧肉毫无例外地成了富足人家的奢侈品。说来不禁汗颜，我第一次吃到红烧肉，居然是毕业参加工作后在一次公社党委书记的家宴上。我的家乡更为流行的是蒸笼扣碗的梳子背肉，至今仍是宴会之必备，依然大受欢迎，也只是一人一块而已。有的农家只会在过春节时才奢侈一把。
　　 当然，现在城市家庭想吃红烧肉，那就很小儿科了。城市人更多的选项是瘦肉，特别是里脊肉。里脊肉易熟，拨楞两下就可出锅，鲜嫩是其显著特点，老少皆宜，又不易让人发胖，自然就更受欢迎些。
　　 电视健康节目上说，Ｏ型血的人喜欢吃肉，因为胃液分泌多，需要多吃肉来充分解胃液。哈哈，这下可为我好吃肉找到了最为合理的解释，多吃肉就更加理直气壮了。
　　 但我常常怀念着思念起过去贫困时期，妈妈用猪油炒的普普通通的红萝卜白萝卜菜，怀念着思念着初中时学校用猪油炒的根达菜，是那么的美味，是那么的珍贵。
　　 猪肉，我们那里叫大肉，猪油也就叫大油。之所以这么叫，直接原因是为了照顾当地的回民，避讳了回民们的那个“脏”字。能称之为“大”，可以说是对猪肉及猪油的历史地位充分和完全的肯定。
　　 五十年代初期，衣食温饱对农村人来说亦不在话下，但对于肉食依然是旧时的观念，只有逢年过节时，孩子们才能饕餮大嚼一番，孩子们对吃肉依然是那么期望。大人们也会把自己碗里的大肉挑出来给孩子们吃。像这样旱涝不均的状况，使得有的小孩子对肥肉都腻歪了，我们那里叫作吃闹搡了。这一闹搡，大多都是一辈子。
　　 三年灾害后，一直到改革开放时，肉食好像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奇缺特别稀罕。农村人的食用油，花生油稀缺，芝麻油最为稀罕，大多数人家根本就没有，即使有也仅仅二三两。菜籽油最常见，每个家庭平常也就是一瓶半瓶，吃蒜汁时吃凉菜时，用筷子蘸着滴几滴，有点香气也就是了，筷子插得深蘸得多还要挨家长的骂。还有那闻着香吃着有股子怪味的棉籽油，好像是先熬再炸才能炒菜用，也得省着吃。
　　 农家炒菜，更多的是用大油。先是把肥猪肉的肉膘、肥膘放在热锅里炼，然后把油汁蓖出来，在盆里凝成白乎乎后变成硬硬的油脂，炒菜时用勺子挖出一点点在热锅里花开，再放上当地花椒树上摘来晒干的花椒子。炼油剩下的就是油渣儿了，那可是孩子们的美味。当时农家的孩子都大大小小的有几个，一个人就分几小块吃，过过长久没有吃肉的肉瘾。
　　 那时，老百姓家喂养的猪，是必须卖给国家的，不允许私人宰杀，私人宰杀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就是资本主义尾巴，那是要批斗、游街（农村叫游乡）、狠狠罚款的。所谓狠狠罚款，也有个标准，叫罚得你倾家荡产，永世不得翻身，厉害着呢。
　　 当时还规定，卖给国家的成猪，必须有120斤以上，特肥的可放松到115斤，不够标准的国家还不收。国家不收，私人不能宰杀，农户就必须一个劲地喂，拉到供销社收购站前一定要可劲儿地喂，用架子车拉猪时，肯定要猪头朝下、屁股朝上，谨防它拉屎。有的还带着猪食，快到收购站时再让它吃最后一顿。
　　 但收购站的人也不傻啊，等你把猪解下来，人家先不给你过秤，赶着猪遛几圈，等猪拉后再过秤。要是你卸下来就过秤，那就是天大的面子了，猪屎也都是钱哪！对诸多家庭来说，卖猪的收入是一家最重要的现金来源了。
　　 据说年底收购前，收购站上的人都会微服私访，把各家的猪圈看个明白，谁家的猪个头大，谁家的猪食好，谁家的主人姓啥名谁，摸得个一清二楚。谁家卖猪时喂了食，人家一眼就看得明明白白。老百姓感叹地说：公家的人咋都恁精哩？生成是吃公家饭的啊！周围的人听后就会附和着感叹：那是哩，要不咋能打下江山坐朝廷哩！
　　 据公家人说，国家收购肥猪杀了卖，一是给老百姓过年有肉吃，二是老百姓家割了肉能炼油，也解决了油的问题。所以好多生产队长最后都会有样学样地说，你把猪喂肥了，就是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说明你有了社会主义觉悟、社会主义思想。你要是不把猪喂肥了，你就是没有社会主义思想，没有社会主义觉悟。
　　 春节前，老百姓就会在年二十几接到通知，以生产队为单位，几月几号就是年二十几那天，到供销社去割肉。一个公社只有一个供销社，所以也只有一个卖肉点。天不亮，小孩子们就被家长叫起来了，大人把买肉的钱给你装到贴身的口袋里，挽个篮子，一大早就跟着大点的孩子去供销社割肉。
　　 临走时妈妈一再交代我，一定要割上肥肉，要不平常就更没油吃了。我问要是割不上肥的该咋办？妈妈说那就再排一次队。
　　 真的是怕啥来啥，我毫不容易排到跟前了，交上割肉的条子，营业员给割的肉居然肥的很少。我央求他给割点肥的，他毫不客气地说，都想割肥的，瘦的我卖给谁？我只好退到最后重新排队。
　　 再次排到跟前，肉架上的肉已经不多了，肥肉大都被割走了，买肉的对我已经有了印象，给割的肉只是比上次多少好了点。十几里的路上，同伴们纷纷夸耀自己割的肉肥，我心理像塞了一把草，扎扎的。
　　 到家后妈妈果然责怪我割的肉不好，我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说了，妈妈无奈地叹了口气，连忙动手分割。
　　 父亲回来，果不其然就是一通臭骂：猪，你就是猪，猪脑子，你就不会去找个熟人打个招呼？我说人家买肉的事先都说了，谁找人了，谁就不准割肉了。父亲接着骂道：猪，猪都不如，他说不让找人你就不找了？猪！
　　 那年的春节，是我印象中最没趣的一个春节。没买到多的肥肉，成了我的原罪，饺子馅也没那么香了。其实，炼油后的油渣，我只是拣了一块小的尝了尝就不再吃了，以此来补偿自己的原罪。但父亲并没有原谅我，也没打算原谅我，每到吃饭时，眼光就像利箭射向我，我每顿都不敢吃饱，生怕吃多了还要挨骂。父亲对吃多的辱骂是一贯的：吃，就知道吃，吃死你啊！过年挨骂，一年不幸，少吃就少吃点吧，总比一年不幸好些吧！
　　 我由此萌生了一个伟大的理想：我拿到工资后，一定、首先、绝对要买来肉菜，最好是卤肉，饱餐一顿，吃得个嘴角流油。
　　 真到了拿工资后在单位吃食堂饭，却连饱餐一顿的勇气也没有了。一个月35块钱，一天还不划一块二，一天起码要吃一斤粮票，买饭票得花去两毛钱，剩下不到一块钱，再吃三毛钱的菜，就不到七毛钱了；一盒烟，一毛九，只剩下五毛钱了。买一件衣服就得几块钱啊！何况每天都要应付被我父亲指使来要我管饭的川流不息的我父亲的熟人？父亲好面子，觉得让我管饭他就有了极大的面子。因为天天有人找，弄得机关的管理人员对我都意见了。
　　 农村来的人都能吃饭，哪个一顿不得半斤粮票两毛菜钱呢？实在是不堪重负了。要想饱餐一顿，就成了无法实现的奢望了。慢慢地，儿时想饱餐一顿的伟大理想也就淡了，化了。生活，就顺着自然的规律一天天地过吧，每天你都得过吧。
　　 八十年代，物资供应一下子就好起来了，猪肉敞开了供应，牛肉、鸡肉、鱼肉都多了，家家的餐桌上都不再缺肉了，肉食对小孩子也就没有了往常的魅力和吸引力。油品自然也多了，大油就悄然退出了城市的餐桌，接着也退出了农村的餐桌，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吃的讲营养，用的讲高档”，成了时髦的流行语。
　　 紧接着，“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也成了流行语，由吃肉、骂娘而有了怎么吃、怎么生活的讲究，“饮食与健康”，居然列入了国家的研究范围，八十年代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活跃的程度，令人赞叹。
　　 一次偶然的机会，与承担国家“饮食与健康”课题研究的课题组长同桌就餐，说到他们承担的研究课题，同桌人都禁不住问起其研究结果，这位仁兄语出惊人，说喝酒不抽烟的人容易得癌症，抽烟不喝酒的人得癌症的机率倒不是很高。他说，大家可以想想老一辈革命家们的健康情况，就会明白的。对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他笑着说，如果谁有兴趣，可以去查阅他们的调查资料，看看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数据，前提是你对数字不感到枯燥。
　　 他提醒大家，如果你原先喝酒抽烟，你退休后千万不要断酒断烟，因为烟酒已经成为你内分泌的重要因素。但烟酒都要适量，少而精。他举例加重人们的注意，说不少老干部，退休后也没人送酒送烟了，也注意保健了，就断酒断烟了，加强锻炼了，猝死的不在少数。
　　 课题组的结论是：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因为想吃就是身体发出的最直接的信号。
　　 其间也说到吃肥肉，我问道：人民日报二版中间位置发表的“不要畏肥肉如虎”，也是你们的研究结果吧？他说是的，说一种长寿维生素惟有肥肉中的含量最丰富，无可替代。生活中不定啥时候偶尔吃到一顿用大油炒的青菜，那熟悉的厚重的香味，还是直往心里钻。但还是不敢放开了吃。试想，好不容易熬到了丰衣足食的好时光，怎么也得保证自己的健康，多过几年幸福生活。不是说要管住自己的嘴、迈开自己的腿吗？现在营养过分，还是禁嘴一点，少吃为妙。
　　 后来我反复琢磨这位仁兄说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其实饱含着极丰富的哲理，说白了，不就是世间最直白最简捷的辩证法，人们常说的随其自然、道法自然吗？过则偏，偏则谬，不偏不倚则为正，就遵循了事物的客观规律。过日子，保健康，处事为人，不都是这个道理吗？还是河南人的口头语表达得最地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