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
　　 1952年2月2日，新年刚过。寒风凛冽，大雪飞扬。进展村五屯西边两间毛草房里，一个幼小的生命诞生了。男婴儿十分瘦弱，皮包着骨头，浑身青紫。病弱的母亲，睁开了眼睛，看了看孩子，喃喃自语：“能活吗？”“能活。你听，这孩子哭的多有劲，有骨头不愁肉，慢慢就胖了。”接生的宋婆婆安慰着妈妈。爷爷看了看刚刚出生的孙子：“这孩子浑身青青的，就叫宝清吧。”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名字。母亲身患疾病，没有奶水，用小米糊糊喂我。拖着病重的身躯日日夜夜精心照料我，呵护我，我顽强地活下来。是母亲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是母亲把我养活。命运从我一出生就开始作弄我。
　　 我刚会走路，母亲便瘫痪在床。我三岁了，长我五岁的哥哥上学了。父亲在村里当村长，早去晚归。每天，父亲早早起来做好早饭。早饭后，哥哥去上学，父亲去上班，家里就留下我和瘫痪的妈妈。早晨的剩饭，就是我们的午餐。年幼的我，无人照料，成了野孩子，整天在外面淘气。饿了，吃一口剩饭；渴了，妈妈不让我到水缸里去舀水，担心我掉到里面淹死。每每便跑到家后面的李伯母家：“大娘，我哦渴了。”“好，我去给你舀水。”李伯母一边应着，一边忙着给我舀水喝。李伯母是一个心肠好的人。“你家有啥事，就来找大娘。”幼小的我，心里感到十分温暖，使劲地点头。李伯母经常到我家来，帮我们操持家务。我成年后，竟然和李伯母的儿子一起工作，工作之余，我常去看她。感谢她在我们最困难的时伸出温暖的手。
　　 一天，我一个人正在土路上玩。一辆受惊的马车朝我飞奔而来，我惊呆了。车夫拽着马的缰绳，几步冲到马前，敏捷地抓起了我，丢到路边。这位勇敢的车夫救回了我的一条名。后来，这位车夫竟成了我太太的外公。“你的命是我捡的。”每当和他老人家喝酒，他常常笑着对我讲。“谢谢您，姥爷。你反应怎么那么快？”“我年轻时给军官当过马便。”老人露出自豪的神色。
　　 一天晚饭后，父亲喂猪，我在猪圈旁看着一群新生的小猪崽，觉得好玩。突然，一只小猪不知为什么叫了一声。母猪发疯地向我冲过来，一下把我扑倒在地，张开大嘴咬向我的头。我本能一躲，头被咬了一条长长的口子，血哗的一下流出来。父亲随手拿起一根木棒，大吼着追过来，抡起手中的木棒，向母猪狠狠砸下去。母猪见势不妙，逃跑了。另一只一百多斤的肥猪成了替死鬼。我又过了一道鬼门关。
　　 小时候，我很贪吃。有一次，家里买了一个西瓜，哥哥切开，一家人吃。我刚咬了几口，哥哥已经吃完了一块。我想，怎么能比哥哥吃的多呢？灵机一动，拿起一块，咬了两口，丢在一边。再拿起一块，咬了两口，丢在一边······很快，西瓜没了，我再回头啃被自己丢掉的、没有吃完的西瓜。爸爸妈妈笑了，哥哥瞪着眼睛看着我。
　　 有一位宋叔叔，镶着牙齿。别人叫他宋大金牙。一次，父亲带我去他家吃饭。我盯着菜盘子里的几片肉，担心被人笑话，偷偷地伸着筷子去夹。由于紧张，没夹住，肉掉了。宋叔叔看到我的窘态，哈哈笑了。他夹起一块肉，放在我的碗里。“眼盯三两块，心里别发慌。菜少先吃肉，吃完就泡汤。”宋宋叔叔一边跟父亲喝酒，一边对我说。
　　 星期天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因为有哥哥陪我玩。哥哥背着妈妈带我去村西的水塘洗澡，我在塘边玩，不慎落水。我在水里不曾喝到一口水，只见四周黑洞洞的，我呼喊着妈妈。哥哥奋不顾身地跳进池塘，救起了我。我至今都感到奇怪，为什么在水里没有喝到水，还能喊妈妈，是上帝在保佑我吧？2008年，我从厦门回故乡省亲，特地来到当年池塘边。五十多年过去了，池塘已经干枯了，长满了蒿草。我望着高高的野草，回想幼年的往事······
　　 我家西边是大一片柳林，每到春夏，柳林里长着茂密野草，开着五颜六色的不知名的野花。美丽的小鸟在林中吟唱，成群的野兔在草地上奔跑，哥哥带领我和其他小伙伴到柳林里去捉野兔。十来个小朋友围住一只跑得比较慢的野兔，包围圈在缩小。野兔急了，向外冲，想从哥哥的两退间逃跑，哥哥猛地用两只手把野兔死死按在草地上。哥哥把野兔拿回家，父亲把野兔剥了皮，炖上了兔子肉。那是我一生中吃到最香的肉。
　　
　　 【童年】
　　 1956年妈妈的瘫痪奇迹般好了，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享受着母爱的温馨。
　　 1957年，在蚌埠当军官的五叔，五婶，抱着着小弟弟小蚌（宝国），参军后，第一次会乡探亲了。五叔身材军服，戴着肩章，显得英俊、潇洒。五婶高高的个子，瓜子脸，弯弯的眉毛下，长着一双乌黑发亮的笑眯眯的大眼睛。端庄、漂亮。妈妈乐得合不拢嘴：“老五五岁会走路，有福，娶了这么好的媳妇。”妈妈拉着五婶的手笑着说。五婶拿出点心给我吃，我第一次吃上这么好的点心，高兴极了。全村的人，都来看叔叔。屋里，院子里，挤满了人，像办喜事一样。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当年的口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十年超英赶美。”搞大炼钢铁，“见钉就拿，见铁就砸。”我看到好好的铁锅被村干部从灶台上拔下来摔碎，当废铁卖掉。我去问妈妈，“小孩子，别问这些。”妈妈轻轻地摇着头，无奈地回答我。
　　 1959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食不果腹，用树叶、野菜充饥。东北的冬天，冰天雪地，树叶野菜没了。用玉米芯、豆皮磨成粉做成馍来吃。我吃不下，妈妈鼓励我：“使劲咽，吃不下会饿死。”饭桌上，我头一仰，昏过去。待我醒来，我睁开眼，见父亲、母亲、舅舅一群人围着我。我奇怪地问：“怎么了？”妈妈一下子抱起我哭了。
　　 1960年，我上学了。一天早上，妈妈叫我起床吃饭，我怎么也爬不起来。妈妈摸摸我的头，对父亲说：“这孩子是饿的，你去大队给他拿点吃的吧。”父亲当时是大队长，去村部拿回一个玉米馍。我趴在被窝里，三口两口吃了下，爬起来，上学去。1965年，社教运动，有人提出：薛主任的孩子吃大队食堂的饭，是四不清干部。此事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
　　 大食堂开始了，父亲是村干部，带头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都被拿走了。我抓着粮袋子不放，妈妈流着泪，抱起了我。由于饥饿，妈妈病情加重了，不能去大食堂吃饭，我每天提着饭盒从食堂把妈妈的一份饭打回来。东北的冬天气温达到零下三四十度，滴水成冰，路特别滑。我提着饭盒，刚刚迈出食堂大门，脚下一滑，摔了个仰面朝天。一盒饭撒了一地，妈妈没饭吃了，我急得大哭：“妈妈没吃的了！妈妈没吃的了！”食堂管理员宫二伯伯听到哭声，忙跑出来，一把拉起我：“好孩子，别哭，二大爷再给你打一份。”“二大爷谢谢你。”我破涕为笑。“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宫二伯夸奖我。当时食堂是每餐定量，概不多给。回到家，我把宫二伯给我打饭的事讲给妈妈听，妈妈说：“你宫二大爷是个好人。”
　　 舅舅去田里挖老鼠洞，抠出一点点粮食。怕被人发现，晚上，放在石头上，用斧头砸碎，掺着菜，煮了粥，偷偷送给我们。
　　 外屯的房伯伯送我家一个柳条囤，父亲让我和哥哥赶小马车去取回来。哥哥赶着车，我在上面扶着。半路上，马跑起来，我从车上掉下来，车轮从我身上碾过。完啦，这下我死定了。我躺在地上，眨眨眼睛，动动身子。我没有死？我从地上爬起来，去追马车。我又逃过一劫！竟毫发无损，天佑我也。
　　 当时生产队马很多，我和小朋友喜欢去帮着放牧。骑在马背上，马儿在草地上飞奔，心儿在草地上飞扬，内心充满了兴奋与惬意，牧马成了我的一大乐趣。孰不知，危险正向我一步步走来。一次，天突然下起大雨，我们把马七八匹栓在一起，骑上马往回跑。路过一条小溪，马一跳，我从马背上被摔下来，掉在小溪里。后面的马蜂拥而至，我见无数个马蹄从我身上飞过。这回完了，非死即伤。马群过去了，我竟奇迹般爬起来。从此，我再也没有骑过马。
　　
　　 【少年】
　　 1960年，我上小学了。当时，经济困难，物资极度匮乏。买不到本子，买黄色的麦秸纸，裁成32开，装订成册，当作业薄。铅笔用短了，手拿不住，用小木棍夹着用。买不起自来水笔，买一个蘸水笔头，找一个高粱桔做笔杆。把蘸水笔头插在高粱桔上，这样，蘸水笔做成了。把钢笔水片放在小瓶里，装上水，待钢笔水片融化了，一瓶墨水做好了。用一块布，把书本包好当书包。冬天，教室里扣一口铁锅，在下面烧柴草取暖。手冻得肿起来，拿不住笔。脚冻得像猫咬的一样痛。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担任学习委员。老师夸我脑子好，聪明。小学三年级，我的作文荣获全公社一等奖。奖品是一个作文簿，上面盖着鲜红的印章，写着我的名字。我欣喜若狂，拿回家给妈妈看。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
　　 1962年，大跃进浮夸风停止了，自然灾害结束了。我家的生活基本解决了温饱，妈妈的身体也渐渐好起来。我显得懂事多了。冬天的早晨，我早早爬起来，顶着星星，拉着爬犁去拾粪。一个冬天要拾3~~4千斤，买给生产队挣工分。回来后，喂鸡喂鸭，匆匆吃过早饭去上学。晚上，我喂完鸡鸭，在煤油灯下，抓紧做家庭作业。然后，铺好被子，给妈妈捶背。妈妈舒服了，我钻进妈妈被窝，待把妈妈的被窝捂热了，我再让妈妈睡下。夏天，我也要早早爬起来，把鸭鹅赶到村东面的小溪里去，让它们在小溪里玩水，捉泥鳅、蚂蚱、小虫吃。我想，我多做些家务，让妈妈永远地活着，是我最大的快乐。
　　 1965年，是一个黑暗的一年，不堪回首。这一年的冬天，天气显得格外的冷。疾风暴雨般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达到了高潮。干部“统统上楼，洗手洗澡”。做检查，接受贫下中农批斗。父亲担任大队主任，被打成四不清干部。父亲经常被叫去在群众大会上检讨。父亲没文化，我经常替父亲写检讨。整父亲又拿不出什么东西，这时，某人出于私利，揪出我家解放前的老账，大做文章。：“他家土改时为什么去了两个兄弟去参军，就是怕被斗。阶级成份还化成贫农？都够富农啦！”四叔、五叔是1947年参军，当时东北还没有全部解放。国共正在哈尔滨激战，俩位叔叔提着头去参军参战，反倒成了罪状。由于工作队和多数人的坚持，我家还是从贫农提升为中农。解放初就担任村干部，1948年入党的父亲被免职，去生产队劳动。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家庭成分决定着这一家孩子的未来。病中的妈妈受不了这种打击，病情加重，12月12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跪在妈妈的遗体前，我放声大哭，泪如泉涌。十三岁的我，失去了母亲。妈妈走了，剩下祖父、父亲、哥哥、我四个男人。每次吃饭，我都习惯地拿上五个碗筷。而后，猛然想起妈妈不在了，泪水夺眶而出。我暗暗下定决心，好好读书，将来挺起脊梁，为妈妈争光。
　　
　　 【中学】
　　 1966年8月，我如愿地考入拜泉六中。当时，全县仅设六处中学。我所在地，属于拜泉六中学区，六中设在我镇。四个公社收四个班，考上很难。有时，一个学校竟一个也考不上，任课的老师往往被戏称“X秃子”。我们大队唯一考上了我自己。老师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全家欣喜若狂，亲友们也来祝贺。爷爷给我买了一只自来水笔，七叔从长春市给我写来了贺信。我像考上状元，好高兴。父亲给我做了一身新衣服，背着行李，步行二十余里，把我送到了六中。蛮想好好读书，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击碎了我的求学梦。学校停课，学生们胳膊戴着红卫兵袖标，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组成各种造反团，相互攻击，对骂、武斗。把老师揪出来，挂上大牌子，站在凳子上，撅着屁股批斗。有的学生，用柳条、竹条使劲地抽打着老师的脊背，鲜红的血从衣服上渗出来，勒令他们交代问题。昔日的老师变成了黑帮，尤其是我的数学谭书元老师，是我最喜欢的老师之一。谭老师离异，唯一的女儿和他前妻住在内蒙，他独自一人住在教工宿舍。他的课讲得好极了，每次讲课不超十五分钟。然后，背着双手，在教室里巡视。他每次讲课，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都瞪大眼睛，全神贯注地听着，好像是一种美妙的享受，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我教了这么多年课，还没遇到脑子这么好的学生。”谭老师摸着我的头，亲切地对我说。谭老师是蒙族人，家庭成分不好，他讲：我家的牛羊不知有多少，只知道有几沟。性格直率，不善交际的他，得罪了个别人，被打成黑帮。惨遭批斗、毒打。不堪忍受，悬梁自尽。临出事的前几天，他找到我：“我想豆包吃，你回家给我拿几个。”我赶了二十几里路，回到家，拿了十几个豆包送给他。几天后，他走了，两位老师先后自杀。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么好的老师怎么成了阶级敌人？两派学生，冲到公社，夺权。为强夺大印，相互厮打。各自用高音喇叭对骂。有兄弟两人同在我校读书，分别加入两个对立派。因观点不同，在校内常常争吵；甚至大打出手。
　　 中学期间，我读了很多书籍。《林海雪原》、《暴风骤雨》、《黎明前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多浪河边》、《吴云铎》《半夜鸡叫》《芦荡火种》、《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我的大学》、《鲁迅全集》、《苦菜花》、《迎春花》、《红日》、《红岩》、《红旗谱》、《红旗飘飘》等十几部作品。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高尔基《我的大学》。在学校我的学习小有名气，我常常在全校大会上作演讲，每次都博得热烈地掌声。我的演讲稿，常常被高年级的同学抢去传阅。班主任李老师夸我文章写的好，我被选为班长，校学生会学习委员。班里的同学称呼我薛老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