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连着看了十几集《小崔说事》。全都是与作家的对话。能上这档节目的作家大都是有天赋、会用功、很执着的名人，也都是独立、独特、独行的主儿。在作家的行当里，还真的很难找出谁与谁是特别相似的呢。
　　
　　 陈忠实
　　
　　 陈忠实，陕西长安人。曾在《白鹿原》扉页上，见过他的照片。虽然也是满脸的皱纹，但头发茂密，目光炯炯，显得沧桑睿智，精力充沛。如今做客节目，却俨然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者。
　　 他说自己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是选登在初二课本上的赵树理小说。于是便模仿其风格，写起了作文。此事引起班主任“车老师”的关注，不仅推荐其评奖，还鼓励他向《延安文学》投稿。虽然都没有成功，却让他成了一个文学青年。
　　 他对作家柳青有着一种“覆盖式的崇拜”情结。认为柳青是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典范。柳青的《创业史》一直放在他的枕边，随时进行欣赏式、品味式的阅读。柳青在《创业史》开篇前，写了两句民谚与格言：“创业难”；“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让全村人团结起来”。这应该是柳青当时对人生和社会认识的提炼与升华。无疑是经典箴言。
　　 但时隔二十多年后，陈忠实却干了一件与柳青当年完全“反动”的事情。柳青挨家挨户动员群众走集体化道路；他却把集体的土地与牲畜分给各家各户。他们是不同时期的两代中国人，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心理历程与精神感受。这个很复杂的过程，陈忠实称之为“剥离”。
　　 陈忠实推崇《静静的顿河》。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当时刘绍棠刚被打成右派，学校读书馆还未来得及清理其作品。于是，陈忠实有幸读到刘绍棠赞扬该书作者肖霍洛夫是天才的文章。正是这篇文章激起了他的好奇心，第一次接触了外国文学作品。从此而一发不可收。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偷偷读了许多外国名著。
　　 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此举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白鹿原》构思了两年，写了四年，称得上“一个民族的一部秘史”。我93年读这部书时，就有一种强烈的震撼。第一次在国家出版社公开发行的读书中，看到如此大量而又直接的性描写。更为惊奇的是，书中对国共两党的人物刻画，不是简单地按阵营去划分，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切入，呈现出了历史的真实。共产党里有个别小人，国民党里也有正人君子。这在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史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
　　 过后也经常想一个问题，作家也是凡人，很难脱俗的。在那个时候，用白嘉轩娶七房媳妇开篇，的确非常新潮与夺人眼球。但毕竟有商业操作之嫌。如果放在现在的年代呢，他会选择另一种开头吗？但陈忠实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旁人并不清楚。
　　
　　 王跃文
　　
　　 王跃文，湖南湘西人，1962年生，1984年大学毕业。1999年一部《国画》成名。
　　 他不赞成《国画》是官场小说、或政治文化小说的说法。对所谓的“经典”之说，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经典不是评论家评的，不是官方下文件封的，也不是评奖的结果。一部作品，能读三十年、五十年，就是经典了。《国画》到现在13年，刚出版三个月，就重印了五次，中间因故停印，却一直在流行。行内保守估计，最少在500万册以上。
　　 王跃文在县政府工作8年，市政府工作3年，省政府工作9年。他说，《国画》书中的朱怀镜，既不是正面人物，也不是反面人物，只是出于对生活的一种思考。北方某省一位财政厅副厅长称，他的经历与朱怀镜一模一样，只是没有到地区当副书记、书记。很多干部，见面调侃，都相互称：怀镜兄。王跃文感到忧虑的是，大家认为领导干部能像朱怀镜这样，就很不错了。
　　 王跃文用很长时间，描述了他的家人。父亲、母亲、奶奶。很细致，很艺术，也很动听。但过后细想，总觉有编造之嫌。像编故事一样，虽然情节显得特别极致、集中与整齐，但修剪、取舍与拔高的痕迹犹在。联想到王蒙写他父亲的文字，连发酒疯的事也不回避。真是不同的两样感受。我其实是非常喜欢王跃文作品的。见到他出的新书，便忍不住要买。可他对家人的叙述，听了却让人很不舒服。
　　 王跃文与沈从文是老乡，也很推崇沈从文。他俩都是大家。沈从文以家乡为题材，写了著名的《边城》。如今王跃文也以家乡为题材，写了《漫水》。据他说，业内人士反映很好。我没来得及看，却十分的期待。
　　
　　 虹影
　　
　　 虹影，美女作家，重庆人。她的装束与外表充满着洋气与洒脱。这倒不是因为她嫁了个洋丈夫，并移居到国外，就沾上了洋气。而是她的气质与谈吐，能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清新与豁然开朗的感觉。
　　 其实，她的身世很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从小生活在贫穷饥饿的大杂院中。六岁时曾被送人，后又被接回。18岁时，才知自己是母亲与另一个男人所生。因此愤而出走，一走就是十年。浪迹天涯的十年，使她成了一个诗人。后来因为喜欢英国文学，便移居海外。35岁（九十年代）时写了《饥饿的女儿》，一举成名。新书销售量超过畅销书《哈利波特》。
　　 《饥饿的女儿》取材于自己的经历。所描述的不仅仅是“女儿”物质上的饥饿，更多更切肤的是精神上的饥饿。书中“母亲”的形象，当然不是很好。直到自己当了母亲，母亲去世以后，才真正读懂了母亲。“母亲为了孩子，可以放弃一切，包括做人的尊严”。为此又写了一本《好儿女花》和《小小姑娘》。她的创作从未离开过自己的经历。
　　 虹影爱书成癖。国内与国外的家，都有一个很富有的书房。她说，书的财富，永远是无穷尽的。她戏称文学就是撒谎。说作家要不怕寂寞与孤独，也要碰运气。但作家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团队，不管多老，都可以去做。
　　
　　 王树增
　　
　　 王树增，北京人，1952年生，军旅作家。他的书的确很厚。如《解放战争》、《朝鲜战争、《长征》、《1901年》等，都是大部头。
　　 他对纪实文学的理解是，非虚构；不是教科书；有文学特质。
　　 王树增曾上过《百家讲坛》。其风采早有领略。这次做客《小崔说事》，仍是慷慨激昂，大气磅礴的。可能因为他上节目太多的缘故，似乎对主持人也不怎么客气。他在节目中，详细地谈了为写书所做的大量的“功课”。说每一个事件，包括细节都是有据可查的。并说到有一次也是做访谈节目，年轻的女主持人，竟然怀疑黄继光的事迹是假的。岂不知王树增本人曾在黄继光生前的连队当过兵，对黄继光的英雄事迹早就熟烂于心。他随即毫不客气地中断节目与其辩论。最后愤怒地扔下一句硬话，绝不允许辱没我们的祖先。
　　 我边听边想，王树增写这么重大的题材，可真够艰辛的。但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幸运的作家。这些像天地一样大的题材，不是所有像他这样有才的作家，都有此好运的。写重大题材，背后哪能没有推手呢？他能在很多节目中侃侃而谈，正是因为他有缘写了这些重大题材的书。而许多像他一样有才的人，却没有这种机遇。即使想为也无缘去为。如果想想这些人的感受，或许他的声调会变得平和许多。
　　 不过在结尾时，王树增特别自然与亲切。这么一个威武之人，却喜欢看动画片。床头放的是菜谱。他幽默地告诉大家，烦闷时，不妨背背地图与字典。
　　
　　 周大新
　　
　　 周大新，河南邓州人，军旅作家。他的名气不像王树增那样响亮，形象也不威武，腼腆的微笑，浓浓的河南口音，以及朴素的衣着，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两个字：低调。
　　 周大新是一步步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从小剜过菜，拾过柴，种过地。有18天没吃过一粒粮食、已经浮肿的经历。饿的恐惧早已植入内心深处，不能自拔，甚至影响到观察事物的方法。直到现在，一听到谁说减肥，就特别的反感。真是饿怕了。他1970年从军，其中最实际的一个想法，就是能吃饱饭。
　　 周大新是受村里一个人称“鸭嘴叔”的影响，慢慢走上创作之路的。从他的描述中，可以想象到这样的情景：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农村；夏天，月光下；全村人集中在场院中，听着鸭嘴叔说书。冬天，饲养室里；同样挤满了人，还是在听鸭嘴叔说书。他1979年开始发作品，有《香魂塘畔的香油坊》、《第二十幕》、《紫雾》、《银饰》、《走出盆地》、《21大厦》等。
　　 周大新感情极为丰富，甚至有些“脆弱”。他说，人活在世上太不容易了，所以你要爱一切人，包括你的仇人。说到此处，竟哽咽失声。他说，他的新书《安魂》，就是为每一个死后的人建立一个合理的去处。
　　 但愿吧！目前还未拜读此大作，不好发什么具体的议论。
　　
　　 麦家
　　
　　 麦家，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从军17年，辗转7个省市；历任军校学员、技术员、宣传干事、处长等职。1983年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7年转业定居成都，供职于成都电视台电视剧部。
　　 麦家的主要著作有《解密》、《暗算》、《风声》、《紫密黑密》、《地下的天空》、《让蒙面人说话》、《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等。其中《解密》被中国小说学会评定为“2002年中国长篇小说”第一名并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电视剧《地下的天空》（编剧）获第二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等。根据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暗算》成为2006收视率最高、影响最广泛的荧屏节目。
　　 麦家的文笔神鬼莫测，每当你以为发现了真相时，却总是感到疑雾重重；在揭开谜底之际，才顿时豁然开朗。他笔下的人物性格丰满，几乎每个人物都值得细细玩味。他推理缜密，伏笔千里，让人身临其境，仿佛就是事件的亲历者。其作品也被称为“新智力小说”。
　　 就是这样一位有实力与潜力的作家，却不是很健谈。言语之间多次流露出特别的孤独之感。甚至怀疑自己所作所为“是否还是个思想、精神的传播者”，因此，他经常的失眠。
　　
　　 刘震云
　　
　　 刘震云，河南人，当代走红作家。他的《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但似乎并没有带给他多少庄严与神圣。他在节目现场始终都是调侃。
　　 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有存在的必要性，目光应该像探照灯，照未来，有担当。但现在有的是有些知识，却没有见识；有的不是知识分子，仅仅是知道分子。知识分子在目下只是个中性词，甚至成了贬义词。他说，中国教育本身需要教育。应试教育把100个孩子变为1，而素质教育则可以把100个孩子变为200。他说，中国人什么都不缺。人不缺，钱不缺，奢侈品不缺，就是缺见识。
　　 他说，读过书的就是知识分子吗？不识字的同样也可以成为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他的大舅不识字，赶了一辈子马车，但学问大得很。他成功的秘诀是：一个不聪明又不很笨的人，虽然在世上难混，但只要一辈子坚持干一件事情，肯定能成功。他就是听了大舅的话，一辈子干“说瞎话”。他的二舅是木匠，也是一位大知识分子。他的绝招是，做事情要慢，慢工出细活。而崔永元则是他的三舅。崔永元曾发牢骚说，有的人有知识，但没有见识。这话说得太好了，与康德一个水平。
　　 他写的书，名字都很怪。有一本叫《一地鸡毛》，写了一个小公务员小林。三十年过去了，小林也该变成老林了。他准备写个续篇，题目就叫《鸡毛飞过三十年》。获奖的《一句顶一万句》，开头的一大段文字特别“绕”，像绕口令一样，说老杨与老马的朋友关系。现在也想弄个续篇，名字就叫《一万句顶一句》。最近他出了一本新书，名字也是怪怪的，叫《我不是潘金莲》
　　 他还要求崔永元把节目的名字改了。小崔说事，名不副实，应该叫《老崔说理》。
　　
　　 梁晓声
　　
　　 梁晓声，祖籍山东荣城，1949年生于哈尔滨。当过知青。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人间烟火》、《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今夜有暴风雪》、《郁闷的中国人》等。
　　 人们印象中他是一位专写知青题材的作家。他分辨说，他的全部文集55卷，约1600万字，而知青题材仅有200万字，占十分之一多一点。他谈到今年热播的电视剧《知青》时，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山东的省长姜大明是他们一起的知青，知青情结浓而不衰，竭力支持这样的题材。主要目的就是不要忘记那段特殊的历史，因为知青与文革在时间上是重合的。《知青》还有后续，叫《返城年代》。
　　 梁晓声说自己郁闷得很。坐出租车都与司机争吵。他说，仇官、仇富的情结好理解，但仇知识分子的情结，他怎么也想不通。在两会上，他曾拍桌子要求减免农村学杂费，自以为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结果也被人“仇”上了。
　　 梁晓声说话，不慷慨激昂，也不咄咄逼人。但不失幽默，充满了机智与善意。文革中，他的家庭出身好，却从未发飙整人。见了受批判的老师，总要鞠躬问好；给同学们做鉴定，竭力争取最好的评语。他感叹现在“好人”的标准太低了。不坏即好。朋友也不像朋友的样子，只要不落井下石就可当朋友，太匪夷所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