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巍巍太行山和九曲黄河宛若一把巨大剪刀的双刃，生生地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剪出了一个平行四边形。一条汾水纵贯南北，在黄土高坡上切割出了大大小小的一片片丘陵和一块块盆地。这里，表里山河，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这儿，向北推进，越过蜿蜒的长城，就是广阔的内蒙古草原；向西渡过黄河，可入陕西，直逼古长安；向东翻过太行，即可窥视莽莽苍苍的河北大平原；而如果向南，只需穿越风陵渡，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深入到中原腹地的河南。
　　 这里，土地算不上肥沃，反而会经常扬起漫天黄沙。然而，就是这块贫瘠的土地，却成了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女娲曾在这里补天，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和炎帝也曾在这里留下了他们辛勤劳作的足迹。
　　 就在这三晋腹地，坐落着一个古镇，叫范村。古镇三面环山，南北两梁覆盖着零零星星的一片片灌木丛；东面耸立着高峻的山岭，与榆社县接壤。岭上青松翠拍，满目苍翠。由古镇向西，却是一马平川，通往太谷县城，并可向北曲折而上，到达还算开阔的太原盆地。一弯并不宽阔的溪流清澈见底，自东向西把古镇一劈两半，溪南是古镇的人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溪北，登上一个小山坡，在高崖上，则错错杂杂地散落着人们家的瓦房或草庐。
　　 像这样一个拥有上千户人家的镇子，在丘陵地区也算是个大集镇了。据老一辈人讲，古镇素有“小太谷”的美誉。那是因为古镇方圆几十里的山上都是一些数十户人家的小村落，乡民们日常所用的柴米油盐、锅碗瓢盆、针头线脑等物品，须到古镇才能购得。就在古镇中央，有一条早年间用青石铺就的大街，呈现英文“L”字样，由北而南，再从东向西通往外界。还算宽阔的街道两旁可谓店铺林立，大小什物一应俱全。每到古镇赶集之日，四乡八邻的乡民就会赶赴到这里采买一年半载的生产、生活用品。自然，古镇也就成了周围几十里地面的一个货物集散地，因而逐渐变得繁华起来。
　　 自古以来，古镇的人们或以种地为业，或做点小生意作为营生。种地的乡民勤勤恳恳，日夜劳作，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月，倒也富足。如果年景不好，却也不会挨饿。做小买卖的毕竟见过一些世面，颇懂得经营之道，崇尚信誉，童叟无欺，自然生意还不错，日子过得也算滋润。因而，古镇民风淳朴也是周遭乡民们所尽知的。
　　 沧海桑田，转眼已到20世纪二十年代。古镇虽几经战火，但保存得尚还完整。我家就居住在镇子西头的一条小巷，祖辈以种地为生。父亲先前曾娶过一房，先母早夭，未曾留下后人。随后，同样出身于农家的母亲十几岁就嫁到了我家。解放前后，母亲先后为父亲生下了三男四女七个孩子。就在60年代的最后一年，恰逢桃花盛开的季节，我也降临到了这个尘世。就在出生的前一夜，母亲梦到自己担着一副箩筐下地，有人对她言讲，她命里该有四儿四女，就如这副箩筐上的八根藤条，前面四根、后面也是四根。一觉醒来，鸡叫三遍，天光早已放亮。就在吃早饭的时候，我呱呱坠地了。想起昨晚的梦境，又兼我这辈在家谱里为“安”字辈，和父亲一商量，母亲也就给我取名叫“够安”了。
　　 我出生那年，母亲已是四十多岁的高龄产妇，故而早已没有了奶水。吃不到奶的我，饿得整天啼哭，母亲心疼，却是别无他法。很是幸运，隔壁高家婶子也正好诞下一女。高家婶子奶水不足，唯靠家里养的一头奶羊为女儿充饥，但淳朴的乡邻听到我的啼哭声怎能见死不救呢？于是好心的高家婶子硬生生从自家闺女嘴里抠出一部分羊奶用来接济我。但，那时生活困难，奶羊也是吃不饱，因而所产的奶根本不够供养两个小生命。无奈之下，父亲就从古镇的供销社买下一些“代奶粉”或“炼乳”来喂养我。有时，买到的“代奶粉”和“炼乳”都已经过期了，母亲只好用细筛子筛了生过虫子的奶粉喂我。本已是“老生子”，又加上营养不良，年少的我又矮又瘦，显见的比同龄人羸弱了许多。然而，生命总是很倔强，贫瘠的土地照样可以衍生出郁郁葱葱的野草来。在那艰苦的岁月，凭着顽强的毅力，在粗茶淡饭的哺育下，我竟然也慢慢成长了起来。
　　 母亲未曾读过书，大字不识几个，却很会过日子。在农业社时，我家劳力少孩子多，全凭父亲扛活挣工分来养家。生产队分红时，我家分到的口粮年年青黄不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所幸母亲勤劳节俭，一面帮父亲下地扛活，一面在自家院子里养些猪、鸡等家畜，用来补贴家用。打理儿女们的吃穿时，母亲更是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来花。大人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孩子们的衣服则是老大穿过后，再改成小的衣服让老二穿。日子虽然拮据，但儿女八个竟也没受多少委屈。
　　 母亲不仅过日子是把好手，而且明理，家教也甚严。逢是遇到家门口来了卖桃李五果的小贩，母亲总会把在巷子里玩耍的儿女们都叫回家，生怕日子过得也不宽裕的乡邻买了果子后要分给周围的孩子吃，让人家为难。每当亲戚过门，家里总要尽其所有多弄几个小菜招待客人。及至饭时，母亲就会把儿女们全赶到院子里玩耍，只留下父亲陪着客人。即便我是“老疙瘩”，却始终没有与客人同桌而食的资格。只待客人吃饱了，母亲才会呼唤儿女们进屋吃饭。受母亲影响，我的弟兄姐妹们都颇懂大人的难处，自小到大都不会哭着喊着和母亲要这要那，更不会乱花家里的一分钱。
　　 那时的我也是比较顽皮的，经常跟着同村的一群半大孩子到处疯跑。夏天上房掏鸟，冬天下河溜冰，没个停歇。穷人家的孩子没有那么多娇气，跑得渴了，就会就着水龙头或者地里的水泵口灌一肚子冷水；玩得饿了，广袤的田野里到处都可以找寻得到能吃的东西。夏秋季节的田野，郁郁葱葱，高粱与玉米地一片连着一片。在骄阳照射下，树叶儿和庄稼的叶子透着浓绿的色彩。各种不知名的小草铺成了绿毡，野花肆无忌惮地展示着自己的颜色，吐露着自己的芬芳。奔跑于田垄间，用狗尾巴草串几串逮到的蚂蚱，用火一烤，烧掉蚂蚱的翅膀与触角，竟是难得的美味；挽起裤腿，跃进潺湲的溪流，抓几十尾小鱼，回家后交予母亲，在小鱼身上滚上些面粉，用胡麻油一炸，满嘴生香。更别说生产队的菜地了，那是我们这群野孩子常常光顾的“风水宝地”。那些粗壮的泛着深绿色光泽的黄瓜、红彤彤喜人的西红柿就是我们充饥解渴的“水果”。只不过，生产队的菜地是有人看管着的。巷子西头住着的那个瘸腿李老汉就天天蹲守在菜地附近，罩着即将成熟的蔬菜，防止我们这群捣蛋鬼偷吃。别看他罩得紧，可我们有的是办法。那是从大队夜场演的电影里学到的声东击西的把戏。有几个孩子在地东头明目张胆地偷菜，惹得李老汉举着长长的烟袋锅一边咒骂着，一边一瘸一拐地向地东头奔去。而我们的“大部队”则从西头偷偷潜入菜地中，把袖口子一扎，就像小布袋那样，往里不停地摘取黄瓜和西红柿。待到偷得差不多了，一声唿哨，告诉东头的伙伴们可以撤退了，一大群孩子就会嘻嘻哈哈一前一后奔回到镇子里去，躲在墙角僻静处一起分享胜利的果实。
　　 那时，地里是很少用化肥的，生产队养着牲口，沤下的农家肥足能让庄稼长得粗壮繁茂。农药也用得极少，所以，偷的果实不消洗，只须用袖口擦一擦即可果腹。相比于夏秋季节，冬春两季能逮到的吃食就少得可怜。然而，这并难不住我们。从枣树上掰下一截“Y”形的小树枝，用铅笔刀削光滑了，再在树枝的两个分叉上绑上两根皮筋，尾端用一小块剪好的长方形皮子连接，就做成了弹弓。在乡村，小石子是俯仰皆拾的“弹药”。左手持弹弓，右手在皮子上装上小石子，凝神静气，拉动弹弓，瞄准正站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叽叽喳喳乱叫的麻雀，手一松，小石子带着劲风呼啸而去，“噗啦”一声，一只麻雀应声而落。伙伴们欢呼雀跃着，把射死的麻雀儿装进了口袋。待到射下那么七八只麻雀，就用烂泥巴把麻雀裹住，扔到点着的野草里烧烤。大约十几分钟，等到泥巴完全烘干，就拿树枝把一个个泥巴球扒拉出来，再用大石块一敲，那些泥巴球就会破裂开来。掰掉泥巴，里面麻雀的羽毛就随着泥巴都脱落了下来。刹那间，一股浓郁的肉香扑鼻而来，只惹得大家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及至年长，才知道这样的吃法可能和一道名菜——“叫花子鸡”是一样的吧。
　　 童年是苦涩的，更是欢乐的。远山、溪流，草地、田垄，到处都留下了成长的印迹。九岁那年，镇里的生产队解散，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我的几个哥哥姐姐都纷纷成家后另立门户了，只留下三哥、四姐和我一起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从十四岁起，我也开始一边求学，一边与父兄下地干农活，为生计而奔波。侍候着从生产队分到的几亩薄田，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竟也干得有板有眼。夏季雨水多，院里的茅房满得快。于是，天色刚刚蒙蒙亮的时候，就得起床掏茅房的大粪了。用马勺把粪缸里的大粪舀到茅桶里，然后拿扁担挑了，摇摇晃晃穿过小巷，下到坡底，进的田地，均匀地将大粪倒到自家菜地里去。有时不小心，大粪还会溅得满身都是。及至早饭时分，当小巷的隔壁四邻端着饭碗到街当口上边吃饭边“摆龙门阵”的时候，两大缸大粪就已经全掏空了。捶一捶发酸的腰，揉一揉红肿的肩，擦一擦额头的汗，内心里溢满了劳动过后的欢欣与喜悦。
　　 几十年过去了，是风雨强健了筋骨，是酷日晒黑了皮肤，是辛劳的汗水让我读懂了生活的艰辛，明白了父辈的不易。而今，虽然进了城，有了工作，日子也好了许多，但我依然深深地怀念着家乡，怀念着儿时的伙伴们，怀念着那段令人难忘的青葱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