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的传统民俗，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叫做过“小年”，我还是到黑龙江来以后才懂得的。在我的故乡苏北，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叫做过“祭灶”。所谓“祭灶”，就是祭祀“灶王爷。”因为家家户户一年到头每天都要吃饭，吃饭就离不开锅碗瓢盆“灶王爷”。“灶王爷”对于一家人的生存起到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在一年即将到头的时候，要过年了，首先得给灶王爷放在首位，因此，就提前一个礼拜先给灶王爷过年——祭灶。
　　 我清楚的记得，在苏北，人们过祭灶也不全都是腊月二十三，关于哪一天过祭灶，苏北还有个民谚：“官三民四皇上二十五”。也就说，当官的人家是腊月二十三过祭灶，平民百姓人家是等到当官的人家都过完了祭灶，到了腊月二十四再过祭灶，皇族人家是腊月二十五过祭灶，说是帝王之家要等到全民都过了祭灶，把过年的物品都准备好了，皇上再代表普天下的民众去祭灶，让全国的人民都能在下一年里得到灶王爷的恩赐。在我家乡的诸多人家，有的人家是二十三过祭灶的，有的人家是二十四过祭灶的。我家是腊月二十三过祭灶，估计我家说不准祖上的哪一辈子哪个朝代有人做过官，不然怎么是二十三过祭灶呢？可是在家族的历史上却又没有确切的文字可考，我小时候就这个问题还常常纳闷，也因此问过我的祖母。我的祖母当时是我们家族里辈分最高、年龄最大的老人了。我不止一次的问：“奶奶，我们家祖上的哪一辈子做过官？做过多大的官？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也是腊月二十三过祭灶呢？”我的一连串的问话，祖母每次都是摸摸我的头，微笑着，最终也没有回答过。那时候，祖母已经年近九十的耄耋高龄了，双目失明，瘫痪在床，都是下代人侍候她。她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头脑清晰，也许因为她没有文化，我家族的祖上究竟有没有做过大官的，她也不一定能知道，她毕竟没有历史的概念。老人家虽说年纪大了，已经不能自理了，但床铺、衣服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直到九十二岁那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中午，她老人家盍然一觉，与世长辞了。那一年，我十三岁。至于我家为什么腊月二十三过祭灶，直到现在便也没有人告诉过我，我也没再向家族中的任何一位长者询问过。
　　 我也曾暗暗地想过，或许我家的上辈子说不上哪个朝代有过什么人做过大官；姑且没有，也许有什么亲戚在哪个朝代做过大官，也或许我们家的祖辈有的人大概爱慕虚荣，自己没出息，也就死皮赖脸的跟着亲戚沾了光——腊月二十三过祭灶吧！可是到我只一辈子，已经确确实实地无法考证了。唉，家里不管是上代还是下代，有人做过官也罢，没有人做过官也罢，或者将来的下一代能不能做大官也罢，都不用去考证和设想了。即使是我的祖先有过做官的人，作为我，又有什么可以感到荣幸的呢！要是像现在这些做官的这样腐败透顶，我作为下代人或者上代人又有什么可以荣耀的呢？！那秦桧的后代都羞于姓秦，不也是个很发人深省的例子吗？我的祖上或者将来的下代要是真有个做大官的，还说不定是个清官昏官呢！真的要是在下一代或者下几代真的出了个做大官的人，那要是个贪官，被“反腐败”弄到牢狱里甚至杀头，遗臭万年是必然的。不管是做官也好，平民也罢，能在有生之年做一点对于社会有益的事就足矣。我倒是赞成“堂堂正正做官，清清白白做人”这句话。
　　 不过，我的父辈在解放前夕也真的曾经做过几天地方官，至于他做地方官的时候究竟有过什么好处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未来到人间，但是，我知道他就因为做过这个地方官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捞着，解放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吃透了苦头不说，还让整个家族鸡犬不宁，弄得我们这一代受到了株连，那个年头，我们这些“狗崽子”出门在大街上走路，都要矮人一等，用当时的话说：“在树底下走路都要防止树叶子落下来砸坏了脑袋”，我的同龄人的命运都比我好，我那时简直就是被社会淘汰了的垃圾，不然怎么会离乡背井，抛弃了祖业，跑到这遥远的北国边陲呢！要不是邓小平先生力挽狂澜，我们这些被政治唾弃的人也许到现在也不会有出头之日！
　　 说远了，跑题了。还是回到过小年的话题上来吧。
　　 苏北我的故居就在京杭大运河的岸边，是个不大的四合院。腊月二十三这天，正好是离我家最近的那个集镇逢集。每年的这一天，我的父亲以及我故居的村庄里的乡亲们，都要到集镇上去购置年货了。接近年关的逢集叫做年集，有时候大人们也带着小孩子去赶年集，我就跟着父亲去赶过几次年集。腊月二十三这天，那集镇上的人熙熙攘攘，摩肩擦踵。记得父亲从集上回来，除了过年要用的一些必需品——油盐酱醋以外，还要给我买一本《黄历》，里面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八卦，有十二生肖属相，有什么吉凶忌日，有一些古老的小故事，有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小知识，有新年的春联，有一些关于过年的灯谜，那《黄历》就是我过年时抓紧要看完的一本书了。另外还会给我买一些鞭炮——那时候我们这些儿童们是没有什么玩具的，过年过节放几个炮仗玩玩，也就算这一年当中最大的乐趣了。
　　 腊月二十三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在堂屋的供桌东侧，贴上一张新买回来的铅印的灶王爷——大红纸上面用雕版印刷一个黑色的长胡子的财神图案。贴好以后，在灶王爷的两侧贴上一副对联，上联是：“上天言好事：”下联是：“下界保平安”。意思是，灶王爷在人间劳累了一年，这一天要走了，这一年里，他最能了解人世间的衣食温饱，最了解民情，这天要到天上去向天神汇报去了。所以，主人希望灶王爷到天神那里，一定要多多的说主人家的好话，不要说坏话，回来以后，要保佑主人家平安无事（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祖母讲给我的）。过“祭灶”这天的中午，饭菜做好以后，全家人先不吃，开饭前，要把饭菜端到供桌上，点燃两支蜡烛，烧上一炷香，全家人跪在供桌前，磕头祷告，祷告的无外乎都是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之类的话。一家人给灶王爷磕完头，到大门外燃放一挂鞭炮后，才能开始吃饭。我家的每年腊月二十三中午吃饭前也是如此，全家人虔诚的跪在供桌前烧香祷告以后，我就拿着一挂鞭跑到大门外去燃放。我先把爆竹挂在门前的桃树的树杈上，手里拿着一根燃烧着的香，我把香伸过去点着了爆竹的导火索，然后立即躲开，随后那挂在桃树上的爆竹就噼里啪啦的响起来了，孩子们都远远的捂着耳朵侧着头斜着眼睛看着。每逢过祭灶这天中午的吃饭以前，家家户户燃放的鞭炮声在大运河的河岸上惊天动地的传响，河面上的航船上的艄公此时也会忘记了摇橹，停住了驶船的号子，侧耳向岸边了望，奔腾的京杭大运河的河水在响亮的爆竹声中荡起了浪花。过祭灶，对于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来说，也是一年中唯有的的一点乐趣。
　　 记得我十来岁时一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苏北的农村极其困苦，靠政府的救济粮过日子。那一年的腊月二十三，地方上的干部在中午吃饭前都要到家家户户去看看吃的什么饭。看到谁家这天要是能吃上上好的饭菜，甚至有白面馒头，白面饺子吃，过年后发放救济粮的时候可能会不给或少给。苏北过祭灶是要必须吃饼的，大多数人家吃不上白面饼，都是红薯面烙的饼。我家当时的生活还算是较为富裕的，中午时分，母亲把烙好的白面饼放到桌子上，一家人都坐在桌子前准备吃饭了。父亲让我到门前去放鞭炮，我刚把鞭炮挂在桃树杈上点响了，一个地方上的干部就走进了我的家门，直接进了厨房，我也跟着走了进去。然而，我却没有看到桌子上原来摆放的白面饼。我却很纳闷，等到那个干部走了，母亲才又悄悄地从灶门前把白面饼拿出来。我幼小的心里似乎懂了，母亲是怕被那个干部看到了，影响春天我家的救济粮啊！这年的祭灶我们家连一盘菜也没炒，没有什么可以祭祀灶王爷的，就在供桌上点了两支很细的红蜡烛，在香炉里点了一炷香，我和父亲跪在供桌前，我听到父亲说：灶王爷，今年年景不济，没有什么好东西献给你的，就给你磕一个头吧。还望你一定要“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呀！然后我也学着父亲给灶王爷磕了几个头，才回到厨房里去，全家人手里拿着一块白面饼，喝着母亲做的萝卜汤。就算是过了小年。这是我有生以来记忆最深的最艰苦最寒酸的一次过小年。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破了那些旧俗，家乡过祭灶的习俗也荡然无存了。二十三这天，不管是富有的还是较为贫寒的人家，就是做两个家常菜，放一挂鞭了事。供桌上祭拜灶王爷的的事谁也不敢去做，那是“四旧”之一的“旧风俗”，必须彻底打破的，谁也不敢再想。后来我们举家北迁，远离了我的故乡。到黑龙江来这些年也没有见过谁家过过祭灶，更没有我的故乡那种古老的过祭灶的习俗，也看不到任何新的什么习俗；不过，腊月二十天，黑龙江的家家户户也都在这天过小年，都包饺子（我家不包饺子）吃，根本没有任何讲究的。中国之大，民族之多，各地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乡土民俗，各不相同，只有我家乡过祭灶的情景封存在我久远的记忆里。我有时候还很纳闷：故乡流传的“官三民四皇上二十五”过祭灶，黑龙江的家家户户都是二十三过，难道这黑龙江人的的祖上都是当官的不成？
　　 五年前的腊月二十三在黑龙江过的祭灶“小年”，当时我很凄凉，妻子卧病在床不能做饭，我被“逼上梁山”。不会做也不能不吃饭，可是也不会做什么特殊的，做了家常便饭：炖了一条三斤半的大鱼；用辣椒吵了一盘马肉；猪肘子、大白菜炖粉条；干豆腐炒青椒，还用黄瓜、猪耳朵、干豆腐丝、粉皮生拌了一个凉菜；外加一盘朝鲜族风味的小菜，也算是六个菜——六六大顺吧！
　　 中国之大，民俗众多，全国各地过小年“祭灶”的习俗也一定不尽相同。眼看着又要过“小年”了，我的那些朋友们，也许都在准备着过小年，你们的过小年准备好了吗？“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也在思念远方的亲戚，朋友！更思念我的故乡，大概故乡又恢复了过小年的旧俗了吧！
　　 今年的小年，我将在异乡和儿孙们一起度过，酒是什么味道，谁能知道？只有庸平我自己知道罢了！改一下李白的诗吧：“席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仰首望南天，举杯只一人”！
　　 唉，弹指一挥四十年，历历往事如风烟。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故乡的现在还和我记忆中的腊月二十三一样吗？我当年燃放的那棵桃树也许早就不在了吧？故乡的村庄里，腊月二十三那天，爆竹声还在京杭大运河的河岸上回响吗？那奔腾的河面上还荡起浪花吗？
　　 哦，我记忆中家乡的“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