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曾被誉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三大件之首，电视机走进寻常百姓家，一度成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感兴趣的话题，成为中国社会步入小康的重要的标志、明显的标志。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对电视机却是另外一番感受，说起来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开始知道电视机，是听从县城来的下乡知青说的。说地处县城南街的县工会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都对市民开播，看电视成为附近市民的时尚。人们匆匆地吃过晚饭，就搬个凳子去抢位置。住得远些的，就早早骑了自行车带了凳子前往，去得晚了，就站在车子后架上看，那时县城时兴加重车，车后架站个人还不成问题。每到这时，街上交通阻断，来往车辆都得绕行，好在那时来往的车辆还不多，不像现在车水马龙似的。这景象，令西街的市民眼热甚至妒嫉。后来，制造手扶小拖拉机的县西关机械厂成了爆发户，财大气粗，也购置了一台电视机，黑白的，每晚在厂门口的开阔地对市民开播，算是了了西街市民的心愿，机械厂也因此而名声大噪。回城看电视，是下乡知青年得空或者以各种借口回城的重要原因。
　　 到我们大队的下乡知识青年，都是女中学生，她们对我们这些回乡中学生在说起此事时，自然有一种得意、一种城市人的优越感，使我们这些回乡的中学生免不了有些许矮人三分的自惭形秽感，虽然在学校时我们的学习成绩都比她们要好得多得多，但谁叫我们出生在农村哪？他们的优越感，就像同是中学生，并且她们上的学校并不比我们上的学校好，但她们可以堂而皇之成为下乡知识青年，不管挣多少工分都得按上级规定的标准分给她们粮食，而我们只是回乡知青，只能靠自己劳动挣工分吃饭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也许就是这种对比所萌发的心理不平衡，暗暗地催发着我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时时催发着我们发奋图强的上进心，更加促使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冲出家乡这片贫瘠的土地，到外边去寻找自己的天地。那时，在我们这些人的意识中，还没有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概念，但却被家乡的世界很无奈这种意识，折磨得难受。后来，我们大队回乡的几个中学生，除了家庭成份不好的外，都一个个冲了出来，有了令她们那些女孩子羡慕的职业，把对电视的概念的印象变成了可视的具像。
　　 但我们却实在没有能力或者本事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视机，虽然此时已经改革开放，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视机，但还是在连想都不敢想。我所在的县委机关，由于为省广播电台在我们县开设转播台提供了良好的服务，省广播电台赠送了一台33吋的彩色电视机，嚯，简直是一部小电影机，看着爽极了。那时县委机关最宽阔的地方就是集体食堂的餐厅，彩色电视机就安放在餐厅里，天天晚上开机，天天晚上人满为患，连在办公室值班的秘书干事们也时不时溜出来看上几眼，为此还有人挨过领导的训斥。那时文艺刚刚开禁，电视台的节目也不多，于是看过的没有看过的、听说过的没有听说的、中国的外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电影片子，统统拿出来播放，着实让我们很过了一阵子电影瘾。有位有好事者调一调频道，就立即招来公愤，招来一阵抗议和讥讽，此人就成为机关最不受欢迎的人，有关他的挑剔声就会立即在机关传播，一直传到领导的耳朵里，影响着对他的提拔和使用，耽搁着他的政治前程。这位好事的老兄后来无比懊恼地对我说：“都他娘的怨我这一双烂手，你是显啥毬能哩，把自己显成个副科级！”平心而论，这位老兄确是一个人才，好奇心重，好动脑子，好琢磨问题，机关好多棘手的事往往都是他的，活没少干，劲没少出，和他同样资历的人大都成了正科级干部，他直到退休都还是个副科级，众怒难犯啊！由此我也领略了机关人的诡诈，当面人人都称赞你能干，不好干的活都会推给你，背后就做你的活，说你的坏话，这些坏话时隐时现、若隐若现，不知什么时候就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也不知什么人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你甚至也不知道它的起源、它的始作俑者。这样倒好，不喜欢你的领导什么时候说起来，往往是一锅连皮煮，说成是群众的共识和反映，叫你到阎王老爷那里都不知道该告谁。
　　 县委机关的彩色电视机，吊高了人们的胃口，把人们对电视机的向往，由黑白变成了彩色，彩电成了家庭品位的标志。有些权势有些能力的人首先把目标定在彩电上，必欲得之而后快。然而全县首先弄到彩电的，不是县里能呼风唤雨的领导，不是县直握有实权的局长，而是县城南五里堡大队外号叫王大个的支部书记。王大个有个同学在广东佛山公安局当政委，与香港有着相当广泛的联系，托香港的朋友给王大个搞到一台16吋的彩电。五里堡办有集体加工企业，搞加工就少不了走物资部门的路子，王大个与县里的物资部门十分熟络，与外号叫瞎子的物资局局长更熟。王大个搞到彩电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瞎子耳朵里，瞎子有恃无恐地要王大个搬来看看，自己还没有敢开封看的王大个最怕的就是让瞎子知道，怕啥啥来，在家里直骂哪个鳖子多嘴，把消息透露了出去，害得他好不容易弄了部彩电，看一眼都没看就得乖孙子一样给人家送去。不过骂归骂，为了大队企业的利益，照样得乖乖地把彩电给瞎子送去。心有不忍、不甘，禁不住问道：局长不是想要吧？想要，我给你想法子弄一部。瞎子说：弄台彩色多不容易，我能要？最近正在播日本一部电视连续剧，孩子们急着看，等把连续剧看完就还给你，放心。瞎子说放心，王大个更不放心。连续剧早已播完了，瞎子那边还没动静，看看春节就要到了，一家人立逼着他去把彩电要回来。王大个嘴上说要、要，心里却想：要？能去要？除非大队的加工厂不办了！
　　 说话不及，就是腊月二十几了，已调到外县当县委书记的原县委书记的夫人回县探亲，刚到家凳子还没坐热，王大个脚跟脚就进了门。书记夫人问道：你咋知道我回来了？王大个说，我想着你这几天一准回来，派人在路边盯着，你的车一过，我就知道了，立马就来。王大个把彩电的事说了一遍，满怀希望地说：这事只有你去搬最合适，你就说你想看哩，他瞎子能驳你的面子？书记夫人说，我可是真想看哩，过春节在那里（指外县）又不能乱串门，正好在家里看电视，过了春节我就给你送回来。王大个说：你只管看，你不送我去搬。书记夫人果然去把彩电给搬了回来，带到外县过春节看。
　　 过了春节，还没等书记夫人把彩电给王大个送回，他们一家就因县委书记的“经济问题”被监视居住，失去了行动自由。她倒是守信用，捎信说我回不去了，让王大个去搬彩电。但王大个并没有去。事后王大个见面对我说，人家正晦气哩，我能趁火打劫，我就恁贱、恁不主贵？没想到给他们平添了一桩罪过！早知道这样，我就装一回孬孙去把彩电搬回来。王大个所说的罪过，先是上级纪检部门、后是法院把彩电一事定性为敲诈勒索，彩电价值1000多元，县委书记的诸项罪状上就多了这1000多元的敲诈勒索罪，就这样七凑八凑凑够了5000元。那是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后首次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打击的重点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和集团犯罪活动，个人经济犯罪是5000元以上，1000元可定罪一年，县委书记包括敲诈勒索等罪名有3条，数罪并罚判了7年，进了大狱；其夫人也判了4年，监外执行。
　　 此案其中有一误差。参加公审的有关人员说法律认定是3000多元，在报纸报道中看到的是5000多元，上级纪委给上级领导汇报的11000多元。县委书记的7年加上其夫人的4年共是11年，按1000元一年，恰好凑够给上级汇报的数。有关人员不无担心说：这样判案，会给人家以后翻案留下余地，等人家一翻案，我们这些办案人员都成了王八蛋。十几年过去了，事过境迁，当时的办案人员倒也没有成为王八蛋，县委书记的经济犯罪案倒是真的翻案了，翻案是政治术语，法律上没有翻案一说，叫改判，改判为无罪。改判后又折腾了几年，终于尘埃落定，给补发了近二十万元工资，应了当时老百姓的说法——给人家存钱哩。但案件所造成的恶果已经不可挽回，县委书记的母亲因受刺激而过世——老人家年轻守寡，一辈子含辛茹苦，一直在家，没有享过儿子当官的福，却遭了儿子当官的罪；县委书记的小儿子的病因此案而耽误治疗，长到二十几岁了还是患病时的智力，成了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好歹结了婚有了女儿，没等女儿长大就撒手人寰而去，媳妇自然改了嫁。县委书记坐牢3年后病保外就医，出来时已是满头白发，年仅52岁。
　　 我是此案的当事人之一，王大个赶到县委书记家让书记夫人给搬彩电时，我就在场。县委书记调动时，由于我原来给他当秘书，也随之调动到了外县。县委书记一案给我的影响是，我下决心要离开官场，决心一辈子吃业务饭不吃官场饭，于是凭业务能力到了省城。
　　 我全家到省城时，县城里有经济实力的人家已经添置了黑白电视机，而省城里彩电已经相当普及了，至少在我周围是这样。儿子常常流连于邻居家看电视，还常常和邻居家的大人、孩子因选看节目而发生争吵，逢了这种情况，儿子就气冲冲回到家里，说再也不去他们家玩了。但年幼的儿子又实在抵御不了电视的诱惑，多次说过不去邻居家，又一次次地去邻居家，又往往是气冲冲回来。购置一台电视机，成了当务之急。恰值一位多年不见、在一个县里当广播局长的老兄来省城，他说好办，很快就给你弄来。当时已是腊月间了，彩电又紧销，我想，让儿子春节看上电视恐怕难了，但还是拉下面子东挪西借地凑钱。年二十六，那位老兄急喇喇专程赶来了，送来了一台19吋的日立彩电，儿子立即欢呼跳跃，一桩心事落地，对这位老兄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难得的是他专程来送。每逢到那位老兄所在的城市出差，总要约他一起吃顿饭，或者一块聊聊。近二十年了，提起此事心里还是十分温馨。朋友的感情并不因时间而褪色，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难能可贵的特点。
　　 一种普普通通的社会现象，一件现在看来寻常的物什家具，一起很不起眼的小事，并不像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看去那样理智、那样理性、那样明晰，像我等寻常人，往往会有一段十分特殊的经历和感受，与其说是一段故事、一种感受，不如说是一段感情的历程，藏在记忆的深处，随着岁月的行进而循序地酝酿发酵，酿成一杯浓浓的岁月之酒，有苦涩也有甘甜，有无奈也有自得，当你自斟自饮时，会鲜明而强烈地感受到生活和岁月和人生的味道，那样令人难忘。